在這個用「椅子」一詞來指稱系主任和講座教授職位的世界，如果我說椅子可以是權威的象徵，任何人都不會感到吃驚。但是正如何偉亞（James Hevia）在他對英國與清政府間第一次外交接觸的細緻分析中所展示的那樣，姿勢的政治學不僅只牽涉象徵主義，還牽涉具象化的問題。何偉亞在馬戛爾尼使節團中觀察到「身體的舉動構築了後果重大的關係」。的確，肢體語言總是有這樣的效果，儘管在宮廷和外交場合以外，人們極少會對姿勢和舉止的政治意義關切到用語言清晰表述出來的地步。當兩個或更多的人佔據一個公共場所時，在開口說話之前，僅僅是誰坐著、誰站著，或者是他們怎樣坐和站便能夠說明——甚至決定——很多。而在另一個人面前仰天而臥能夠表達出的東西更多。
與日常行為和感性史的很大部分相似，姿勢政治學的歷史必須依賴圖片、物品與著作中的間接提及所提供的證據。我所講述的故事的事實背景極為簡單。我們知道，眾多世紀以來日本人一直是席地而坐的。而到明治維新以後，坐椅子的習慣被引入學校和其他公共建築中，這個國家越來越多的精英開始將他們住宅的一部分（通常只是一個房間）改造為放有椅子和桌子的「西式」房間。當這種家居生活的混合化正在進行時，1895年清政府對臺灣的割讓使得日本成為一個殖民列強。包括那些構成臺灣居民主體的漢人在內，中國人都是坐椅子的。本章的中心任務便是探索在中日間的這次接觸，以及19世紀、20世紀的其他殖民接觸中，椅子的使用意味著什麼。至少在目前的研究階段，這一探索將會包含相當多的推測在內。
接下來，我首先要討論一下外交場合的情況，在這種場合行為舉止的問題極為明確。當1856年德川幕府的官員發現他們被迫要在自己的土地上招待坐椅子的異國外交使節時，他們為了能夠讓雙方都坐在榻榻米上進行會談而進行了努力交涉。西方人堅稱自己無法舒適地坐在地上，這最終迫使日本方面拿出了妥協方案，其中一方坐在椅子上，而另一方則坐在堆得同樣高的榻榻米上。僅僅20年之後，在《江華條約》（即《日朝修好條規》）中，明治政府將那些西方列強曾強加給日本的條款又強加給了朝鮮朝廷。
日本全權公使黑田清隆在日記中記錄說，他的代表團被帶到一間房間中，其正面被屏風所遮擋，中央的長方形桌子的兩側放著鋪有虎豹皮的椅子。朝鮮人擺放椅子可能是在展現他們自己版本的中國式外交禮儀，也可能是吸收了同時代西方外交的習慣做法。不過，雙方的外交官在日常生活中都是席地而坐的。當早前江戶時代的朝鮮使節拜見德川幕府的將軍時，雙方都不使用椅子。在籤訂《江華條約》時使用椅子的做法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西方禮儀統治地位的擴展。在德川政權的外交和軍事失敗之後，明治政府的領導者們擁抱了西方禮儀，如今又在朝鮮將其變為自己的優勢。
從德川政權的條約交涉來看，我們或許可以說椅子的政治重要性僅在於他們能讓坐在上面的人比坐在地上的人有高度優勢。不過，站著的人比起坐著的人在高度上更有優勢，但人們卻不會認為他處於更具權威的地位。這一事實清楚地說明，這種簡單化的公式並不能被套用在我們面對的所有問題上。從感性——具象化的習慣、態度和理念，而不是象徵主義——的角度來思考椅子以及所坐的位置，能夠為我們開闢一片更複雜的背景領域。
臺灣這座島嶼位於北緯25°，比北回歸線稍稍靠北，並且部分地區是季風氣候。日本佔領臺灣後，日本人在這種環境中能否保持活力和繁衍的問題便成為了日本當局的憂慮之一。而當日本隨後在南太平洋地區（被稱作「南洋」）建立起殖民地時，對於同樣問題表現出了更強烈的關心。在日常生活層面，面臨著什麼樣的服裝和住宅適合日本人在熱帶的生活的問題，而在總體上，面臨著怎樣在熱帶氣候中維持健康的問題。在這方面，日本人發現他們與在亞洲的歐洲殖民者同病相憐。對於後者來說，熱帶氣候影響著殖民生活的每個方面。
緯度的問題（以及人們感覺上的緯度與倦怠之間的關係）與我在此將要探討的另一則殖民地感性的故事有關：對由熱帶植物纖維製成的家具的使用。藤、棕櫚以及竹子都是亞洲數量最多，也是對於人類來說用途最廣泛的熱帶植物。它們都是單子葉植物，比起樹木來更接近於草。單子葉植物是由筆直、平行的纖維束構成的。一旦生長成熟，它們的直徑就會固定不變。這些特徵使得其纖維有彈性、強韌並且很輕，不過不適於雕刻以及細木工活。在整個亞洲的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從有歷史記錄以前很久開始，人們就已經使用多種技藝，尤其是用打結和編織的方法來將單子葉植物的纖維製成家庭物品、工具以及其他日用品。用藤編織的椅子尤其會讓近代西方人聯想到熱帶。這是因為藤實際上是亞洲熱帶森林的產物（相較於亞熱帶的竹子，後者的許多品種在日本和中國的溫帶地區也能繁茂生長），也因為這些藤椅子流行的原因部分在於那些居住在南亞、東南亞殖民地或是曾到這些地方旅行的西方人的經驗。
在十六七世紀時，葡萄牙和荷蘭的船隻將劈開的藤運往歐洲。隨後，將藤條編織固定在木框架內的藤椅開始在整個歐洲流行。在經歷了繁重家具的回歸之後，藤製品又於19世紀後半葉出現在歐洲和北美的市場上，而這次出現的藤家具完全是用彎曲和編織的藤製成，並且有著鮮明的東亞樣式和圖案。藤製家具同樣通過殖民渠道進入了日本人的生活，但當我們將日本人與熱帶製品的關係以及行為舉止的問題放在一起思考時，藤製家具在日本殖民史中扮演的角色便與其在歐洲殖民帝國中的角色表現出顯著的不同。
作為一種棕櫚科的攀緣植物，藤需要生長在成熟的熱帶硬木森林中。儘管藤可以種植，但今天世界市場上幾乎所有的藤依然是野生的。1988年，科學記者朱利安·考爾德科特（Julian Caldecott）寫道，藤是亞洲繼木材之後最重要的熱帶森林產品，在東南亞有數十萬的人們從事藤的採集和加工。)最大宗的藤來自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島嶼，但在菲律賓、泰國和中國臺灣地區也有對藤的商業性採集。儘管藤生長得很快，但在20世紀20年代，那些較易進入的森林中的藤開始枯竭的報告便已經開始出現。
在那些產藤區域居民的建設工作中，藤扮演了中心角色。正如一位馬來西亞森林專家在20世紀30年代所寫：「當地的人們將藤用於如此之多的目的，以至於根本不可能完全列舉。」他接著舉出了藤的一些用途：「房屋、籬笆、捕魚簍甚至是船」，還有橋、鳥籠、帽子、遮陽篷以及蓆子，「還有（在城中的）藤家具」。括號中的補充說明很重要，因為如果我們把「家具」理解為椅子，那麼就可以放心地推論馬來西亞人所有技藝中的這一項與馬來西亞城市中非本地人的存在密切相關。東南亞的大部分家庭日常都不使用藤椅，而在這一地區只有華人和歐洲人在傳統上是坐椅子的。一幅描繪臺灣地區阿美人製作漁具場景的日本殖民時代美術明信片表明這些能工巧匠的物質生活完全建築在對藤以及類似熱帶纖維的使用上，同時也表明他們是席地而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