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教授:乾隆已經意識到英國可能侵華

[摘要]英使的首次訪華，讓乾隆感受到的是英國對清朝的威脅，乾隆認為軍事防禦迫在眉睫，而非盲目自大，對於外交禮儀斤斤計較。

英大使出使中國前，英國已有的「大使向中國皇帝」單膝下跪的漫畫

沈艾娣教授

騰訊文化崔瑩發自愛丁堡

研究中西方近代交流史，離不開一封著名的信札——1793年，英使馬戛爾尼訪華，乾隆皇帝給英王喬治三世寫了一封信。

「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並不貴重，爾國王此次齊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因為這封信，乾隆被認為以中國為世界中心，傲慢拒絕喬治三世的通商要求，導致中國錯失主動打開世界大門的機遇。

事實果真如此嗎？1月14日，牛津大學當代中國研究學者沈艾娣教授（HenriettaHarrison）在愛丁堡舉辦講座，深入解讀此信。她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顛覆了大眾看法——她認為，這封信只是乾隆的一個外交策略。當時乾隆感受到的，是英國對清朝的威脅，而非盲目自大，對外交禮儀斤斤計較。

沈艾娣38歲時被哈佛大學聘為歷史系正教授，目前已出版了五本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專著。結合講座以及正在做的研究，沈艾娣在愛丁堡大學附近的咖啡廳，接受了騰訊文化記者的專訪。

傳達聖旨的官員

信只是乾隆的一個外交策略

1793年，經過工業革命的英國已成為西方強國，為打開中國市場，英王喬治三世派遣馬戛爾尼帶領使團，以慶賀乾隆生日為由出使中國。此次訪華被視為中英兩國第一次正式接觸。馬戛爾尼向乾隆遞交了喬治三世的信：希望兩國互通有無，允許英國派駐中國使節，禁止隨意加稅，保障傳教自由……83歲的乾隆給喬治三世回信，幾乎拒絕了對方所有請求。

騰訊文化：你的講座主題是「1793年，乾隆皇帝寫給英國喬治三世國王的信」。據說這封信在英國很有名？

沈艾娣：對，在西方，幾乎所有人都熟悉這句話：「我國從不稀罕你們那些奇怪而精巧的玩意兒，對你國製造的貨物也無特別需求。」它源自乾隆給喬治三世國王的回信，在《牛津引語詞典》中可以找到。如果學生參加英國A-Level歷史課程考試，很有可能會被要求分析這段引語，繼而分析清朝的外交。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這封信成為西方學者解釋當時的中國自以為是，沒有意識到西方的強大和西方文明的證據。這封信還給人們這樣的信息——乾隆皇帝很愚蠢，他以為英國人不遠萬裡來向他朝貢，但是他高傲地把對方拒絕了。並且，從「奇怪而精巧的玩意兒」可以看出，乾隆皇帝所拒絕的，正是西方科技和工業革命的產物。

很多西方學者認為，這封信同時表明當時的中國並無「平等外交」的觀念，實行的「磕頭禮儀」是和歐洲遵守的主權平等原則對立的。直到今天，許多研究國際關係的專家依然堅持這樣的觀點，據此解釋今天的中國正在重建世界秩序，重新成為世界的中心。

而我的觀點是，這些解讀並非正確。寫這樣一封信，只是乾隆當時的外交策略，不是他真心在想的。

騰訊文化：那你認為，乾隆當時內心真正在想的是什麼？

沈艾娣：當時乾隆對英使訪華的真正反應是：認為英國對於清朝是一種軍事威脅。乾隆故意找理由，用這樣一封信回絕英使的各種對其有利的要求，希望對方趕緊走。同時，乾隆也擔心他這封回信會觸怒英國，導致對方開戰，於是緊急部署沿邊防禦。

我至少可以用兩點來證明：第一，乾隆對西方的科技非常感興趣。當時天主教耶穌會始終與清代皇室交往，在馬戛爾尼到訪之前，早已將西方「奇怪而精巧的玩意兒」帶給乾隆。乾隆本人收藏了很多高檔的西洋鐘錶，包括英國十八世紀的銅鍍金仙鶴馱亭式表，它由倫敦著名鐘錶匠詹姆斯·考克斯製造。乾隆還收藏了英國天文學家威廉·赫舍爾發明的反射性望遠鏡。

第二，最近，美國學者馬世嘉（MatthewW.Mosca）出版的著作《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表明，在馬戛爾尼到訪中國的同時，清朝逮捕了一個廓爾喀族人間諜，從他那兒了解到，英國東印度公司獲得了印度孟加拉邦的統治權，乾隆意識到英國對喜馬拉雅山外造成的威脅。

近些年，這兩種觀點已經被西方學者們接受，但乾隆帝自大、對英國無知的觀點，繼續被用於英國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教科書，被學生們引用，被西方的媒體引用。

騰訊文化：你在挑戰英國課本中的中國近代史？

沈艾娣：英國人了解中國歷史，首先通過這些教科書，這其實是18世紀西方和中國的外交史，需要重新編寫。

騰訊文化：是誰首先解讀這封信，並據此認為乾隆傲慢無知的？

沈艾娣：實際上，這種解讀最初源自20世紀初的中國學者，他們基於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選擇發表了清代歷史檔案中的一部分利於他們觀點的文件。他們的觀點通過美國學者費正清，傳達給西方的學者。後來在西方，這封信自然而然地成為解釋清朝「閉關鎖國」外交政策的證據。

騰訊文化：請具體說明一下。

沈艾娣：1928年，陳垣﹑沈兼士和許寶蘅一起合作出版《掌故叢編》，發表了故宮博物館院藏的清代宮中﹑內務府﹑內閣大庫和軍機處的部分檔案。當時待選的文件有600個，他們只選擇了47個發表。這47個文件，是他們認為重要的。他們中有人曾是同盟會會員，有很強烈的反滿情緒，再加上當時是國民黨執政，這些學者為了自己的「飯碗」，更要挑選對清朝、對滿族不利的文件。這些被選中的文件，主要涉及皇帝開展的各種運動、邊疆防禦政策以及文字獄等，也包括這封乾隆給喬治三世的回信。

但是他們沒有發表任何馬戛爾尼大使離開北京之後的文件——多數和軍事防禦有關。乾隆拒絕了英國的所有請求後，推測英國會對中國開戰，所以下令要求各地做好軍備工作，防禦英軍進攻。

《掌故叢編》讓大家有一種錯覺：乾隆對英國的力量一無所知，高傲自大，只在乎細枝末節的禮儀。1937年，外交史學家蔣廷黻在《獨立評論》上發表《中國近代史》，首次把中國近代發生的所有衝突都歸結於中國的朝貢體制。他認為,「西洋人來到中國,我們總把他們當作琉球人、高麗人看待。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而以藩屬自居……」蔣廷黻同時指出，鴉片戰爭由中西不平等的問題導致：「鴉片戰爭前，中國不能平等地對待西方國家，所以，鴉片戰爭後，西方國家不能平等地對待中國。」

在牛津研究中國近代史的美國學者費正清認識了蔣廷黻。他來到中國，一面進修漢語，一面師從蔣廷黻進行研究。費正清和中國學者鄧嗣禹一起，支持蔣廷黻的觀點，並於1941年發表《論清代的朝貢制度》，1954年發表《中國對西方的回應》。

他們總結，中國的朝貢體制是中國不能夠現代化的關鍵原因，並且，因為兩種不同的文化，中國不能平等對待其他國家，不重視科學，而西方講究平等，重視科學，導致中西方的各類衝突。他們也引用了這封乾隆給喬治三世的信，以支持自己的觀點。

舞臺劇的一幕

英國人用這封信為鴉片戰爭自圓其說

沈艾娣注意到，在英國的教科書裡，中國近代史從馬戛爾尼訪華開始；在中國的教科書裡，中國近代史從鴉片戰爭開始。在中國教科書中，這場戰爭被定義為「英國為打開中國市場，藉口中方銷毀鴉片而派兵入侵的戰爭」，「鴉片戰爭是中國軍民抗擊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入侵的第一次戰爭」。

騰訊文化：你是怎麼發現這封信的「字面含義」並非乾隆本意的？

沈艾娣：1996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的《英使馬戛爾尼訪華檔案史料彙編》出版，軍機處、宮中檔、內閣、內務府的全部600個文件公布於世。這些文件按照時間順序排列，我一頁頁地讀了這些材料，然後對馬戛爾尼訪華有了一個全面的了解。

讀之前，我想可能會看到很多關於「磕頭禮儀」的文件，然而並非如此。只有一兩個文件與「磕頭禮儀」有關，是乾隆皇帝抱怨英國博物學家約翰·雷的——後者曾指出乾隆不該希望人人向他磕頭。我對這樣的發現很驚訝。

還令我驚訝的是，馬戛爾尼離開北京時，乾隆頒布了很多加強軍事防禦、防止英國襲擊的文件。乾隆下令各地嚴守海防口岸，大意是：英國要求我們劃出舟山或廣州附近的小島，供他們居住存貨，方便和我們進行貿易。我們不僅要嚴守海岸線，還要做好防禦的軍事準備，特別是舟山和澳門地區。要提前備兵，避免英國人的佔領。

乾隆的第二個命令是，英國人可能會對中國發起進攻，需要減稅；清朝所有的稅務官員要嚴格按照規定收稅，不準敲詐，尤其是廣東的稅務官員，面對大量英國商船，不可以提高稅率，給他們進攻的藉口。此令之後，大量的信件是關於各地政府如何做好軍事防禦的。

這600個文件給我的整體感覺是：英使的首次訪華，讓乾隆感受到的是英國對清朝的威脅，乾隆認為軍事防禦迫在眉睫，而非盲目自大，對於外交禮儀斤斤計較。

查看19世紀中國人記載的歷史，也會發現，他們同樣把馬戛爾尼出使中國和英國對清朝造成的軍事威脅緊密聯繫在一起。這些史料證據包括《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1884年的《東華續錄》、1839年的《粵海關志》和1838年的《廣東海防匯覽》等。因此，「乾隆給喬治三世的信」所折射的，實際上是關於清朝針對英國的軍事防禦。

騰訊文化：從歐洲人的視角看，「馬戛爾尼訪華受到清朝不平等的待遇，成為導致鴉片戰爭的原因之一」，這樣的解析是否合理？

沈艾娣：18世紀的歐洲，從來沒有所謂的「主權國家外交平等」的理念，實際上，國與國之間的等級森嚴。大家可能會想到1647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它標誌著各主權國家外交平等的開始，但這並非意味著歐洲王權等級制的終結。歐洲國家的等級由其統治者的級別決定，當時，羅馬教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都聲稱他們的地位超過國王。而當時的英國設法向奧匈帝國派駐大使，但是被對方拒絕，因為奧匈帝國不認為兩國平等。

在法國大革命衝擊下，歐洲國與國之間的等級觀念才有了改變。以往共和國的級別最低，大革命後的法國雖然也是共和國，但是非常強大，顯然不能把它排在歐洲各國的後面。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才首次確立各國主權平等的原則。很顯然，有些國家的力量比別的國家大，國與國之間不可能真正平等，平等僅僅是相對外交禮儀而言。

在馬戛爾尼還沒有離開倫敦去中國前，英國就有了這樣一幅漫畫：英國大使面向高高在坐的中國皇帝，單膝下跪。它表明，英國人早就預想到了他們的大使會見中國皇帝的場面。馬戛爾尼的日記裡也記載了他對於中國「磕頭禮儀」的擔憂。果不其然，之後的很多英文資料大都對「磕頭禮儀」進行了渲染。19世紀關於馬戛爾尼出使的記載，講的也是這樣的故事：中國自高自大，不肯和英國平等相處，進行平等貿易。

於是，以下的故事就誕生了：1793年，馬戛爾尼出使中國尋求貿易合作失敗。1816年，阿美士德再度來訪，尋求貿易合作失敗。清政府一次次拒絕英國合理的貿易需求，所以，鴉片戰爭爆發——如此，鴉片戰爭是有道理的。英國人自己不會講英國是帝國主義，要侵略他國，賣鴉片給它們，於是，他們講「我們打仗是有道理的」。

所以在講中國近代史時，英國人繼續把馬戛爾尼訪華的事件放在前面，繼續引用這封乾隆給喬治三世的信，繼續強調那時的中國自大愚昧，對別國不平等，繼續講這個能夠為鴉片戰爭「自圓其說」的故事。

騰訊文化：在英國可查的資料裡，再次提到乾隆皇帝寫給喬治三世的這封信，是什麼時期？

沈艾娣：這封信被保存在東印度公司，沒人再去查看。直到1884年《東華續錄》在中國發表，這些信息也被翻譯成英文。1914年，布蘭德和白克豪斯根據《東華續錄》的內容，合著《清室外記》。這本書成為西方的熱銷書，但是書寫得很八卦，像是清朝的肥皂劇。它收錄了乾隆寫給喬治三世的信的全部內容。1916年，上海的中國書局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譯本，翻譯是陳詔先、陳冷汰。

乾隆皇帝

正在寫馬戛爾尼的中國翻譯

2013年，沈艾娣的《夢醒子：一位華北村莊士紳的生平》在中國內地問世，併入選《紐約時報》中文網、新京報好書榜。有人認為，這本書揭示了中國近代鄉賢的現代化之痛。近年來，以一個人來折射整個時代的微觀史寫作越來越受關注，沈艾娣也在將這種寫作繼續下去。

騰訊文化：你怎麼會對這封信感興趣？

沈艾娣：我原本研究的對象是隨馬戛爾尼到中國的翻譯李自標——我的上一個研究與山西的傳教士有關，而李自標在山西做了很長時間的傳教士。然後在了解李自標的生平時，我發現他在義大利學習做神父，做過馬戛爾尼大使的翻譯，覺得他的故事很傳奇。遇到這個有意思的人物，肯定不能放過！

在研究他的過程中，我發現西方學者對乾隆致信喬治三世這段歷史的認知非常有問題，很多觀點仿佛都是為了迎合西方人的看法。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時間，搞清楚這封信的來龍去脈。我目前主要的精力是研究李自標，為他寫傳記。

騰訊文化：李自標的故事，是否和你《夢醒子：一位華北村莊士紳的生平傳記》一書的主人公劉大鵬的故事類似？

沈艾娣：不一樣。劉大鵬是個無足輕重的普通人，作為鄉下的私塾先生，他對歷史和大事件，並不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李自標就不同。他十多歲去義大利學習做傳教士，能講義大利語和拉丁語，後來成為馬戛爾尼訪華的翻譯，對中英交流起到一些很重要的作用。

在那個時代，懂中文的翻譯並不好找——清朝皇帝下令，任何人膽敢為外國人做翻譯、傳遞信息，將被判死刑。當時，馬戛爾尼委派他的副使斯當東到歐洲大陸到處尋找翻譯，後者在巴黎、歌德堡、哥本哈根及裡斯本都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巴黎的教會人員告訴他，在羅馬梵蒂岡可能會有中國人。去了之後，他發現對方早已去世。

這時，梵蒂岡的神父告訴斯當東，在那不勒斯有學做神父的中國人。最後，斯當東在那不勒斯傳道會所辦的華人書院找到了這些中國人。聽到消息，他們非常高興，因為這意味著可以免費回中國！這些中國人在那不勒斯生活了20多年，都十分想回國，但船費很貴，書院無力負擔。斯當東說需要兩名翻譯，結果有4人報名。－－這下難題可解決了！這個書院目前已經成為一所東方大學，專門教東方語言。

2014年夏天，我去了這個書院，找到當年的檔案。我發現李自標是少數民族，原籍甘肅武威。因為擔心被砍頭，李自標說自己是英國人，他換上英國的軍裝，配戴軍刀，改用英國名字。李自標很聰明，很能遊刃有餘地處理各種關係，但是他又很誠實。在中國時，一次他和和珅說話，和珅悄悄對他說：「我們知道你是中國人，也知道你的家人是誰。」後來英國使團離開北京，李自標完成使命，留在了中國。

騰訊文化：你如何了解這個去世多年的人？

沈艾娣：我去了李自標的老家武威。我在那不勒斯書院的檔案館，查到他哥哥給他寫過信。他哥哥做過清朝綠營守備，在四川金川打過仗，我可以從他哥哥的材料中了解他的材料。

很有意思的是，在武威，很多人也知道李自標，可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麼知道。我嘗試找他們家的家譜，但沒有找到，只找到一些類似的資料。大概因為他信天主教，他家的後代不信教，就重新做了家譜。

我推測清朝道光年間著名學者李銘漢是李自標的家人。他也來自寧夏武威。但是我找不到李銘漢的前幾輩是誰，我還在找。

因為是神父，李自標沒有孩子。他的哥哥有孩子。我了解到，李銘漢的兒子是李於鍇，李於鍇的次子李鼎文現在90多歲，定居紐西蘭。

騰訊文化：我發現，從《夢醒子：一位華北村莊士紳的生平傳記》到關於山西傳教士的書《傳教士之詛與一個中國天主教村莊的其他故事》，到這本未來的李自標傳，都和山西有關。

沈艾娣：對，這三本書可以幫我們更好地了解山西。這些都可以算是山西的近代史。我做的是地方史研究，需要了解這個地方，和這個地方建立密切關係，建立了就好好用，不能浪費啊。還有，山西是很少人研究、很值得研究的地方。我希望將來可以用英文寫一本山西省的近代史，這也是我的「野心」。

騰訊文化：李自標之外，你還想寫誰？

沈艾娣：我要同時寫另一個有意思的翻譯——英國副大使斯當東（GeorgeLeonardStaunton）的兒子小斯當東（GeorgeThomasStaunton）。當時他只有10多歲，跟爸爸一起隨馬戛爾尼來到中國。在船上生活的半年多時間裡，他跟中國的神父學習漢語。他很聰明，學得很快。從馬戛爾尼以及斯當東的日記得知，小斯當東在這次出使中國的行程中也擔任了重要的翻譯。因為能說中國話，小斯當東還得到乾隆皇帝的恩賞。

更有趣的是，1816年，他跟隨阿美士德英國使團，以副使身份再次訪華。他的漢語水平很厲害，翻譯出版了《大清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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