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是號稱科普隊伍有幾十萬大軍。但是，這些人多數不是科學家，而是科普行政管理人員。這是中國科普一直處於落後境地的主要原因。另一個問題就是，科學機構的團體主義過於濃厚，自己掏錢做的事情就必須鼓吹自己的成績，否則就不配合。
中國在上世紀90年代初引進美國的科學素養理論和指標，在長達20年的時間內，中國公眾的科學素養水平一直在1%到3%之間徘徊。近年來，影響公眾科學素養變化的正規教育與非正規教育的因素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中國的公眾科學素養卻遲滯不前，確實讓人難以理解。
我國的「科普」一詞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30年代。「中國科學社會化協會」在討論中提出「普及科學」的概念。那時的學者認為，中國公眾「非愚即諛」，處於「貧」「陋」狀態。在新中國成立後，出現了「科普」這個術語。「科普」一詞在接近百年前的教育水平落後、信息不公開、公民意識尚未形成的時代也許具有意義。但是，在現代公民意識強烈、教育程度日益提高、信息自由的時代，「科普」已經隱涵著不平等的思想。
西方在經歷了17世紀的「大眾科學」，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的「公眾理解科學」階段以及20世紀初的「科學傳播」，這些觀念的轉變都是根據社會公眾的意識變化而變化的。「科普」一詞在西方國家也出現過，就是所謂的「Science Popularization」，但是，應該翻譯為「科學大眾化」。對比中外，我們不僅應該改變術語，而且應該對其概念進行深刻的思考。
中國的科普存在行政體制管理方面的問題。行政區劃和管理機構的績效評估導致科普狹隘化和明顯的體制化，經費撥款體制與西方國家不同。比如，美國除了軍事撥款和航空航天研究項目經費外，科研經費主要是通過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撥款。基金會的撥款除了申請人的資歷與聲譽以外，研究結果是否得到公眾的支持也是決定撥款的主要因素。英國有些基金會甚至要求撥款項目結束後必須進行與該項目有關的科普活動（比如寫科普書或者演講等）。因此，美國和英國的科學家的科普受到體制上的約束和激勵。
中國目前還沒有形成這樣的機制，每年參加科普活動的人大多數是志願者或者剛參加工作的科技人員。我在每年的科技周或者大型的科普活動中都會去觀察，發現這個問題普遍存在，這種情況在美國是無法想像的。
在美國，做科普的主要是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從17世紀開始，英國皇家學會成立之時，不僅第一次將科學家的活動與其他人類活動（比如宗教和藝術）相分離，研究機構成為人類的獨立的學術團體，使得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在科學家的活動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獨特的活動，同時，科學家作為獨立的研究機構，開始科學家的科學傳播活動。英國科學協會和英國研究會更是將公眾參與作為主要目的。
從18世紀開始，英國就創立了傳統的科學家公開講座。比如聖誕科學演講都是科學家對公眾的講座，在過去的200多年時間內，包括法拉第和廷德爾等著名科學家都是講座的主要人員，至今沒有中斷。赫胥黎關於達爾文進化論的著名演講和爭論也是在英國科學協會的系列講座中進行的。美國的科促會（AAAS）的主要工作就是每年2月份的年會以及出版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學》雜誌（Science Magazine）。縱觀歷史，我們會發現，英國和美國從17世紀開始就先後成立了專業從事科學傳播工作的機構。至今這些國家的科學傳播工作都是科學家，其中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擔負的。當然，包括每年讀者評選出的科學書都是著名科學家寫的。其中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霍金、道金斯、威爾遜等等。
在19世紀末成立的英國和美國的科學促進會主要目的就是促進公眾對科學技術的理解。而促進科學家參與科學技術傳播的主要手段不僅僅是號召，更舉辦了科學家科學傳播培訓班。這些培訓項目主要是培養科學家與媒體合作，用媒體語言講述自己的研究領域的成果以及對社會和公眾的影響。令人吃驚的是，大多數科學家們踴躍參加，每次的培訓名額都不夠。科學家與媒體之間的合作已經成為慣例與模式。他們認為，科學傳播一定是科學家與媒體的合作，這種模式是社會效果最好的。
反觀中國，我國目前主要的問題是行政機構和行政人員從事科普，而科學家參與的程度較低。中國總是號稱科普隊伍有幾十萬大軍。但是，這些人多數不是科學家，而是科普行政管理人員。這是中國科普一直處於落後境地的主要原因。另一個問題就是，科學機構的團體主義過於濃厚，自己掏錢做的事情就必須鼓吹自己的成績，否則就不配合。
因此，中國應該以某種程度的制度性約束激勵科學家從事科學傳播，加強媒體與科學家團體的合作，可以學習發達國家在上世紀60年代的做法，由專門的基金會撥款、由科學家參與製作電視科學節目，用這種大社會和大科學的模式，最有效地進行科學文化建設。但願這一天早日到來。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大學科學傳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