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蘇立群（倫敦）
一．申報繁體漢字為世界文化遺產（以下簡稱「漢字申遺」）的原因漢字經世不衰的奇蹟就如同一位生於3000多年前的人至今健在。我們的漢字是一個活的博物館，是一套完好的、上古時代人類社會的百科全書。
漢字是世界上三種最古老的楔形文字之一：西周時我們的祖先就在使用甲骨文，至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
漢字是當今世界上唯一傳留下來的楔形文字：其他兩種楔形文字一種是5500年前在兩河流域由蘇美爾人創造的；另一種是5000年前在非洲尼羅河流域使用的古埃及聖文。不過，由於戰爭，巴比倫帝國與古埃及王國的文字都已消亡。
在我們數千年華夏的歷史上，雖歷經外族的侵略，但是漢字始終都沒有受到侵害，而且在這漫長的時間裡，我們的文字由早期的甲骨文衍化成現代的漢字。
漢字的形、聲以及其表意等的結構，加上漢字近50000字的龐大系統為使用漢字的人留下了豐富的古代人文資料。
可以這樣說，漢字系統完好無損地得保存了數千年是一個文明的奇蹟；而在這個意義上，漢字不僅屬於中國，更屬於全人類；漢字所揭示的秘密，具有上古時期人類生活的普遍意義；為世界保存了一幅古代人類活動的全景圖，漢字承傳的巨大信息為研究遠古時代的人類社會提供了寶貴的人文資料。
比如：
取－－左部為耳，右部的「又」是右手三個指頭的變形，其意為，在遠古的戰爭中，要用手（通常是右手）拿下敵人的左耳為立功的證據；而古印地安人有此習俗。
武－－是由左下與右上兩部合成，左下是止的變形【一說腳趾】，右上是一種武器「戈」的變形；兩個組合後，《說文》的作者許慎解釋為：能夠制止大動幹戈者，才是「有武」的表現。以「腳趾」說，則是表示－－「有力量」是「需攜帶武器並行進的」（類似武裝操練或軍事演習），惟此方能使敵人震懾－－古埃及的賢明帝王也有具有同樣的睿智。
靈－－由雨、三個口與巫上、中、下疊成。這是上古時期求雨的情況。巫師在地上做法，調動百姓祈禱，於是眾口乞求，其聲音可以使在天庭掌管降雨的神明放下甘露來。這般的祈禱方式遍及世界各地人類的祖先。
聖――上面是耳與口，下面是將天－地－人「三橫」連接起來的「王」者。其意非常明顯：一個王者不可主觀獨斷，所以有大耳、大口在上，鼓勵諫言錚語，只有兼聽則明，方可從善如流，行王道、施仁政，到達聖賢的境界。這與古代希臘的哲學家所闡述的「偉人」非常近似。
二．申遺的背景
漢字自古而今逐漸簡化是物競天擇；但是這與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提出的「文字革命」是兩回事：他們近百年來強行推動漢字簡化的最終目的是要將漢字「拉丁化」。我們目前使用的簡化字系統只是一個通向拉丁化的「中途島」。
客觀地說，漢字從古至今從筆畫上是簡單化，從字形上是方塊化：正如很多文字專家所說，從中國幾千年的文字史來看，漢字一直在趨向簡化（同時漢字也存在著少數漢字繁化的情況，如「然」到「燃」的繁化）：從甲骨文到金文的簡化，又簡化到大篆，再簡至秦代的小篆。由小篆到漢代的隸書，不但是簡化，而且是「橫矩形化」；這段歷史被文字家稱頌為「隸書革命」；到了魏、晉、南北朝，又從「方塊化」到楷書，以至再簡化到行書、草書以及間於二者的行草體。
但是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這段時間裡，漢字從繁體字改變成簡化字並不是語言文字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在一種盲目崇拜西方社會、「唯西方文明是從」思想影響下的產物。這種從思想理念到語言文字的「西化」思潮的真正目的是：不僅要把漢字從繁體到簡化，而且還要把簡化字最終變成拼音化－－拉丁化的文字。
一個世紀以來，一些大學問家，大文學家，漢文字學家，甚至一些偉人都明確地表明漢字簡化的「歸宿」是「拼音化」－－將我們的方形的象形文字變成漢語拼音。
比如魯迅說：學習漢字耗時費事，「時間就是生命，無端的空耗別人的時間，其實是無異與謀財害命」。又說，拉丁化「只要認識28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誰都能寫得出。」【魯迅《門外文談》】。錢玄同則提出了著名的「廢漢字」【1920年《新青年》第七卷第三期】的口號，他說－－漢字「改用拼音是治本的辦法，簡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是治標的辦法」【同上】。胡適不但支持魯迅跟錢玄同，他還說：簡化－－「這雖然不是徹底的改革，但確然是很需要有一樁過渡的改革」【1923年《國語月刊》〈刊頭語〉】。連毛澤東也說過：「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拼音的方向。」【1955年10月吳玉章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的講話中所引用的毛澤東的話】
按照以上這些人的觀點，漢字最後的結局就是「必亡」，取而代之的是拉丁化。
歐洲人類學家、語言文字學家的看法；子介的看法；一個《聖經》中的故事；「狼與羊毛」－－一個生態故事。
人類學家與語言文字學家的看法值得注意人類「人種的系譜」與「語言的系譜」幾乎可以重合。就是說，一種種族說一種語言是物競天擇，並非偶然。【The Great Human Diasporas. By L.L.Cavalli-Sforza, 參見科學出版社《人類的大遷徙》〈「達爾文的預言」一章〉】
從人類漫長的語言發展的速度來看，一種語言經過一段時間就可能變成另一種語言。有幾個例子，一個是今天的歐洲人已經不能與他們說拉丁語的祖先交談了；一個是中國滿族語言文字的例子：大清王朝自1644年建立到現在，絕大多數滿族人已經不會使用他們的語言文字了，漢字跟漢語替代了他們的原有的語言，滿文化如今已經成了一種需要考證的歷史現象了。
語言文字變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徵服者」的出現（也有「被徵服者」出現成為語言突變的情況：如滿族是統治者，反被漢文化同化而失去語言文字的例子）：徵服者通常在物質力量（軍事和經濟）上佔據優勢，並以強硬的手段推行他們的語言。這個情況過往與現代都有。「說印歐語的徵服者到達伊朗和印度對達羅毗查語起了怎樣的作用……歐洲的凱爾特徵服者們似乎有過同樣的情況。在西歐的英格蘭，凱爾特人所強加的語言後來又讓位給了拉丁語；而在英國，拉丁語後來又被盎格魯－撒克遜徵服者的語言所替代……」【The Great Human Diasporas. By L.L.Cavalli-Sforza, 參見科學出版社《人類的大遷徙》〈「徵服者的語言」一章〉】。不過現代的歷史稍有不同，現代的徵服者不一定使用軍隊的鐵蹄，他們使用的是科學與技術的手段－－其特點是被徵服者自動繳械，自動放棄自己的語言文字－－這正是中國近百年前發生的事情，用清末民初改革家梁啓超的一句有關「人種優劣」的話作「文字優劣」的對仗便是：「五色人相比較，白人最優，以白人相比較，條頓人最種優，以條頓人相比較，盎格魯撒克遜人最優。」【梁啓超《新民說》「序論」】若按此論，中國人除了語言文字不行以外，連是中國人種都感到羞辱了；那麼我們黃皮膚的是否應該進行人種「漂白」呢？不過漂了白以後也未見得能成為盎克魯－撒克遜人（即當今的英、美白人大類），最有可能的是「畫虎不成，反類其犬」。
從純科學的角度而論，語言文字不適用在生物學上出現的「進化」規律，所以語言文字沒有「進步」與「落後」之說。從這個科學的維度來看，我們現行的漢字並不是古漢字的進步。而「拉丁化的中文比象形漢字更先進」之說就更缺乏理論方面的依據。1969年美國教授阿瑟－詹森（Arthur Jenson）說，「在美國白人和黑人間所觀察到的智商的區別，白人大約多15分。（以100做標準）。」【載於1969年著名的《哈佛教育學述評》】。這個說法出來後，立刻被種族主義者所利用。當然後來這個說法被否定，除了各種原因外，是由於在70年代末期，科學家還發現「日本人的平均智商比美國人高11分，很接近於白人與黑人之間的智商差距，即15分左右，這就提出了一個新問題：日本人和美國白人間的差異是遺傳性的還是環境性的？……一個也許並不明顯的事實是：從我研究不多的日本文字中看出（大部分與中國文字相同，是從中國文字派生出來的），要學會它顯然需要努力記憶和靈活分析，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但是得到的好處可能也是相當可觀的。你的智商也是，而且主要恐怕是取決於你準備對需要專心和動腦子的學習問題和實際問題付出了多少努力。」【The Great Human Diasporas. By L.L.Cavalli-Sforza, 參見科學出版社《人類的大遷徙》〈「智商」一章〉】L.L.Cavalli的這個看法很接近上海郭可教授於90年代提出的西方語言是左腦文字，中文是左右腦並用的「復腦文字」。
安子介先生
安子介先生是香港有名的實業家，也是一位語言學家；他的語言學的知識不全在對語言學本身上，而更多的在他能熟練地講英、日、法、德跟西班牙語五種外語方面。他對漢字簡化最後「拉丁化」（即拼音化）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因為他說過一句：「21世紀是漢字發揮威力的時代！」的話。
安先生在他新近出版的《解開漢字之謎》與過往關於漢字改革的文章中，強調了幾點：一，秦朝用小篆統一文字，是由於戰國時期雖然小國遍布，但是大家都使用漢字，所以才能統一得起來。而且這個傳統延續了幾千年。二，漢字有奇特的承傳功能，它將中國的古代文化承傳給後代，如我們的經典《易經》《論語》《道德經》等。三，有了漢字，能團結中國；沒有了漢字，也能分裂中國。漢字的拉丁化、用拼音來替代方塊字，其結果是你說你的方言，就用你的那套拉丁拼音；我說我的方言，就用我的那套拉丁拼音；結果是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國家將四分五裂，將出現江蘇國，廣東國……。安子介先生還說，日本與韓國都在近代史上有過以拼音取代漢字的情況，但是都半途而廢了。他指出，歐洲現今分裂成眾多的國家，語言不統一是原因之一。連我們的鄰邦印度都意識到了文字不同所帶來的危險；曾任印度總理尼赫魯說過一句：「語言既是團結的因素也是分裂的因素」【？】－－印度由於語言不同，所以長期以來一直被分裂的問題所困擾。【此節摘自本人《萬言寄語－－致教》】
《聖經》裡的故事
這裡，為了從理論上「聲援」安先生，我插入一個記載在《聖經》裡的事情：古代的巴比倫的遺址位於巴格達以南八十公裡處，在今天的語言裡，這座城市被稱為巴比拉尼（Babilani），意思為「天神之門」……後世稱作巴比倫塔。這是一座七層的金字塔形的神廟，有九十多米高。《聖經》上說，巴比倫人想建立一個有一座通天塔的強大城市。上帝不喜歡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決定阻止它。於是，上帝讓所有的建築工人說不同的語言，結果造成的混亂使得建塔成為泡影【《聖經》創世紀11；9】。
我本人在英國教漢字的經驗
下邊是我的一點經驗：有些人說：漢字的簡化字（甚至拼音化）會使得外國人學習漢字比原來容易許多。我覺得這樣的看法是缺乏證據的。我本人在英國教了近二十年漢字，我沒有這樣的感覺。作為外國人，中國老師教他們什麼他們就學什麼，並無簡繁之分。真正令他們困惑的是我們有兩套文字：當他們花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終於學會了一種以後，突然發現看另一種時幾乎又成了文盲！他們不但很憤怒，而且覺得受了欺騙。
簡化字、繁體字我都教，實際上學生是各有所鍾。倒是當他們學會了其中的一種，再「補另一種的課」時，那麼「從繁到簡者」會為他們失去的部分而遺憾；「從簡到繁者」會為他們獲得「補充」而欣喜,如:
愛－愛：原來是愛從心起，簡化後愛只餘下朋友之情了。
國－國：原來是金戈在手，眾人一口，方可衛國；現在是象徵財富的玉石。
開－開：原來是門下的動作，簡化後門沒有了。皮之不存，毛將附鄢？
龍－龍：原來是銀鱗片片，一付英雄的氣概，簡化後褪了鎧甲，所以龍氣全無。
龜－龜：原來是古佔，龜殼佔卜後有各種圖案出現。簡化後成了半魚半蠍。
不過總的來說，由於有文化的間隔感，外國學生通常更喜歡學帶有更多文化信息的繁體字，而並不介意多寫一些筆畫。【此節摘自《萬言寄語－－致教》】
狼與羊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著名的生產高級羊毛的地方。但是自七十年代以來，澳洲人覺得野狼對產毛羊是個很大的威脅；於是展開了一場全國範圍的打狼運動；因此狼的數字大為減少。固然這個運動使得羊被狼咬死的數目銳減，可是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澳洲出產的羊毛的質量明顯地下降。經過科學家的研究，原來羊毛的質量與狼的威脅有直接的關係：由於有被狼咬死的威脅，使得那些最強壯的公羊有較多的機會在羊群中建立自己的地位，從而在與母羊交配上得以佔上風。因此產出的小羊體質也強壯，羊毛的質量也更好。狼沒有了，母羊的「情人」便濫觴了，出世的小羊也都成了凡種庸胎，於是羊毛的質量下降！
鑑於我是「恢復繁體」派，所以繁體字不但應該恢復，我甚至希望啟動一些功力深厚的文字學家，文學家重新整理一些字與詞，並以身作則，寫出一些好的例句，做出一些好的文章，以此來鼓勵後學們使用。尤其是一些連詞、介詞，我自己是寫書的人，常常為我們的字庫裡的詞語的貧乏而苦惱；另外，有些古文裡的動詞現在很多都加了一個字成為名詞，使得我們現今的話語不如古文的生動。比如「母」，本來動、名通用，如今只可用做名詞，而且通常還要添上一個「親」，母親。
在此，我拿出一段提倡中國文字拉丁化的梁啓超先生的文章，先將他的原文錄在下面；然後我再將他的這一段話用拼音記錄下來，以做比較：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蛾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籍，然後能滌蕩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闊清而辭闢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梁啓超《新民說》「進步論」】
以上我僅是隨隨便便擷取梁公的幾行「漢字」，已經是「色香味」俱全了，有著超等的感染力。對現代思想史或對現代文學稍感興趣的人都會熟稔梁啓超那日月臨空，精闢貼切的文採；而他行文的氣勢也是長虹貫頂，繞柱不散的；更加之音律上的抑揚頓錯，使人朗讀起來便如金鈴綴地，玉盤落珠，妙不可言。正是這一顆顆漢字，使得當時千千萬萬中國讀書人奮然而起，響應他的「革命」。這些人中就有胡適。胡適說：「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胡適《四十自述》】
變成拼音：
「Ranze qiu weiwang qiu jinbu zhi dao,jiang naihe? Yue,bi qu shu qiannian hen bao hunzhuo zhi zhengti,posui er jifen zhi,shishu qianwan ru hu ru lang ru huang ru e ru qu zhi guanli shi qishe shu cheng hu zhi pingji,ranhou neng didang changwei yishang yu jinbu zhi tu ye!Bi qu shu qiannian fubai roumei zhi xueshuo,kuoqing er ci pi zhi,shi shu baiwan ru duyu ru yingwu ru shuimu ru chuquan zhi xuezi wu dei yao bi nong she wu wen jiao zi,wei minzei zhi houyuan, ranhou neng yi xin ermu yi xing jinbu zhi shi ye!」
天地良心，真不知需何等的語言之高手或話劇的名角兒才能讀得出來以上的佳文－－要是上面那段用吳儂軟語或唐山塌腔拼念出來，就更不知是什麼樣子了。【 此節摘自《萬言寄語》】
漢字申遺中繁體漢字的時間概念
漢字應以清代的《康熙字典》為基準申請申遺
以清代的《康熙字典》為上限的繁體字，以五十年代中期簡體字在中國使用為下限，共三百五十餘年。
漢字最早、編輯得較科學的字典是東漢時許慎的《說文解字》。《說文》全書一共收了9353個漢字，並歸納成540個部首。到了明代，梅贗祚的《字彙》將《說文解字》中用文字法原則編輯的部首壓縮到以檢字法為原則的214個。而後來的清代的《康熙字典》與舊《辭海》都仿照了《字彙》的編法（建國後出版的《新華字典》又減少到189個部首）。所以我們漢字申遺的版本最好以較為近代的《康熙字典》為基礎。
五，漢字發展的歷史與情況
漢字從古至今又兩個減少，一是筆畫的減少，一個是實用字的減少。漢字的劣勢是複雜難學，但是同時也是優勢，學習漢字對孩子是一個嚴格的文化、歷史、哲學、美術、聲樂的訓練。漢字的信息化賦予了它新的生命。
漢字總體數量與使用頻率之間的矛盾不獨在漢字系統中出現，在其他語言文字中都有。就拿較為人所熟悉的英語來說，莎士比亞在十六世紀使用的英文詞彙就遠遠高於現代的英國人。
從現在得到的史料，漢字（單字）最多的時候，即1915年出版的《中華大字典》達到了48000餘個，超過了康熙55年《康熙字典》收的47035個漢字的記錄，而我們現代的《辭海》收字為14872個，這個情況說明漢字的常用字遠少於其總數，語言其交流的功能在物競天擇的原則下自動地減少到一個相對合理的程度。
按照統計學，《現代漢語常用字表》選收了2500個常用字、1000個次常用字，共3500字。即使是專門搞文學的人，能夠使用4000個漢字已經算是用字很豐富的了。也就是說，我們平時最多使用漢字總量的十分之一左右，而其餘的十分之九都是束之高閣的生僻字。
一個字的用與不用雖說是取決於字本身的實用性而與字的難易度沒有直接的關聯；這是其一，也是最重要的。但同時也有一個教育的問題。如果自幼受到過嚴格的經典訓練，我們在成人以後，就能較廣泛、較自由、幅度較大地使用漢字。一個具體的例子是《紅樓夢》，它的文字豐富多彩，語言生動鮮活，而沒有較大的字庫是絕難達到的；近代的梁啓超根徐志摩的作品也是如此。
照理說，通常漢字中常用字只有3500個，所以學習這樣一個數量的漢字並不是「難於上青天「的事－－這個道理無論對繁體字或簡化字都是一樣。研究漢字的人都知道一個常識，它也是漢字的優勢之一：即，我們可以用這3500左右的單字複合成12－15倍的詞彙，達到40000－50000個詞。這是英語和其他拉丁化語言很難做到的。其原因是由於每一個單字的漢字都有其不同的含義，而字之間的前後搭配、互融就能衍生出一個新的含義。如一個」愛「字，我們可以組合成熱愛，喜愛，疼愛，可愛，酷愛，憐愛，鍾愛，友愛，情愛，寵愛，溺愛……，以英文為例，要表達這11種愛，不但需要信息量大，單字長，而且組合的方式遠比中文複雜。
六．向「世文遺委」申報的漢字是繁體漢字而非簡化字
如果人們對韓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端午節」作為他們「文化遺產」記憶猶新的話，現在我們又處於「風聲鶴唳」的時刻了：據相當可靠的消息，韓國可能正在準備申請漢字為他們的文化遺產！如果確實如此，那麼臺灣、日本會不會在不久的將來也要為漢字申遺呢？
千百年來我們的繁體漢字都是自然發展著的文字「生態」，直到近一百年才人為被「革了命」，而且被推進了一條拉丁化的死胡同。非但如此，那些人還要完全廢棄文言文，將漢字從形式到內容來一個徹底地革命。總之，為了獲得「現代性」，他們已將漢字這個數千歲的健康人草草率率地克了隆，並斷生了我們現今的殘疾兒－－簡化字。所以我們為漢字申遺是繁體的申遺，我們要為一個健康的漢字大系申請，而非他的殘疾兒簡化字。
如果拋開歷史，不談文明的持續性，單就理論上來說，繁體與簡化各具優勢：繁體筆畫多，組合複雜，但正於此，信息也多，而且具有相當的邏輯性，字體平衡，優美；簡化字筆畫相對少，組合簡化，書寫速度會增快。但是缺點也明顯，由於信息少，往往造成混亂，尤其是在使用電腦的時候，這類的混淆就更為顯著，如，凸發，突發；代表，戴表；軍齡，軍令；舞會，午會等。從美學的緯度而論－－這方面中國的書法家與熱愛書法的人都有同感，即簡化字的字形缺少美感。
從簡化的效益來看，自五十年代頒布的簡化字總表以來，實際簡化的字數是515個；加上簡化的偏旁，算在一起是2000餘個。據一位新加坡的學者的統計，《漢字簡化方案》共列繁體字544個，平均每個字16.8畫；簡化後成為515個，平均每個字8.16畫，每個簡化字佔原來繁體字筆畫的50.7%。【謝世涯《新中日簡體字研究》225－227頁，語文出版社1989年版】於是有人以此為佐證為簡化字大唱讚歌。更有人將過去「掃盲的成就「來為」簡化字不能走回頭路「請命「。
誠然，過去，在我們充分考慮到在漢字尚沒有找到一個有效的輸入的字盤、無法使其與西文競爭進入技術時代這個弊病時，使用簡化字的確使得初學者節約了書寫的時間，而且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起到了一定的掃盲的作用。不過時代在變化，近年來，在我們的文字學家與電腦科技人員的共同努力下，漢字已經克服了重重難關，達到了可以「信息化「、」電腦化「的水平。所以簡化字「好寫」、「 能節約時間」 的長處已經降低到最低的限度。現在的學生，尤其在大城市中，用電腦進行中文打字已經成為無可逆轉的趨勢，而中國的農村也將步這個現代化的進程。使用電腦的人都知道，繁體與簡化的漢字在速度方面實在無從比較優劣了，因此。反使簡化字的缺欠突兀了出來。
再者，申請繁體字為世遺的根本原因是：繁體漢字是我們海峽兩岸共同的文明遺產，而簡化字只是近百年的「時尚」的結果，更何況它的歸宿是拉丁化－－這是每一個熱愛中國文化人都不能容忍的。
不過除了申遺的事是當務之急以外，必須承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要繁簡併行，不要強制一方，雙軌最後的結果是恢復傳統的中國漢字。
補遺
繁體漢字申遺的建議是我於2004年5月在牛津大學舉行的「五湖論壇」的講座上提出來的；當時便得到了很多與會的中國學者、學子積極響應，並把此項提案作為我們於後成立的跨文化組織「子午學社」的中心任務。2005年1月18日，我參加了中國教育部副部長章新勝先生在倫敦舉行的座談會（章新勝先生是一年一度輪值的聯合國教科文世界遺產委員會的執行主席），當我在會上將繁體漢字申遺的事情提出來後，我驚訝地得知韓國已經準備將漢字申遺了！
2005年1月25日於英國倫敦
子午學社附議
子午學社主要成員：
蘇立群（人文主義者，文學、戲劇著作者，任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喻佑斌（北京理工大學哲學教授、牛津大學訪問學者）
胡未三（鳳凰衛視歐洲臺前新聞主播，任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郭毅可（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工學院教授）
趙翼舟（書法家，任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楊麗（北大教授，劍橋大學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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