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社會學學者眼中的「三和大神」：他們並不像媒體裡說得那麼極端）
在深圳龍華一處城市角落裡，遊蕩著一群90後、00後農民工，他們被大家戲稱為「三和大神」。許多媒體渲染「三和大神」們「幹一天玩三天」，以極低的收入過日子的事跡。三和真的是自媒體所渲染的「黑色桃花源」嗎?他們為何會在城市裡「混吃等死」?
在深圳龍華一處城市角落裡，遊蕩著一群90後、00後農民工，他們「幹一天玩三天」，一天只吃5塊錢的面，沉迷網吧，經常睡大街，十天半月不洗澡、不換衣服。這群「墮落」青年被大家戲稱為「三和大神」。「三和」來自於「三和人才市場」——這是三和青年的活動軌跡的中心，他們在這裡尋找日結（即每天結算薪水的工作，三和青年喜歡做保安、快遞員和工地工人）工作，以獲得收入來源。「大神」是一種對他們挑戰「人類生存極限」，以極低的收入過日子的調侃。
NHK的紀錄片《三和人才市場：中國日結1500日元的年輕人》讓「三和大神」這個名字火爆網絡。在紀錄片裡，大家也許會被他們的消極的工作態度和極低的生活質量震驚。若在網上搜索「三和大神」，我們還能找到許多三和「傳奇人物」在都市隱秘角落的傳說——比如反叛生活而「閱人無數」的紅姐，生活極其艱難卻仍然對小狗很好的小黑。
這些傳說神化了這群三和青年的遭遇。這群遊蕩在三和的新一代農民工，原本懷揣著賺錢致富的夢想來到深圳，現實卻無情打碎了他們的夢想。他們賣力工作，卻只能遊走在都市邊緣，在一次次遭遇黑中介和黑廠坑蒙拐騙之後，他們滑落到身無分文的境地。漸漸地，這個群體形成了底層社會獨特的生活狀態和人生態度。他們「破罐破摔」，抵制枯燥無味的流水線工作，在三和周邊「混吃等死」，樂在其中。在網絡自媒體上，三和甚至被渲染成中國最接近「嬉皮士樂園」的地方。這些報導滿足了讀者的獵奇心理和對精神烏託邦的需求。
▲NHK《三和人才市場》紀錄片劇照
但是，三和真的像自媒體所渲染的那樣，是一個「黑色桃花源」、「廢人村」嗎？三和青年為何不再像上一代農民工那樣努力掙錢，卻在大城市裡「混吃等死」？這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社會成因？在保羅·威利斯的名著《學做工》裡，「傢伙們」看透了未來沒有選擇的生存狀態，從而衍生出抽菸喝酒、曠課打架等反對學校權威和社會不平等的「反學校文化」。而在「知識改變命運」深入人心的中國，這些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三和青年進城打工，他們卻似乎洞察出工廠的「剝削」性質和失去向上流動的可能性，從而衍生出「幹一天玩三天」、做日結的「反工廠文化」。但迄今為止，學界卻還沒有對三和青年的「反工廠文化」進行過真正嚴肅的學術探討。
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田豐，長期致力於研究社會分層、社會治理和社會問題。他在一次飯局中得知了三和大神這個群體。於是，他和他的學生林凱玄，在沒有科研基金的支持和政府部門幫助的情況下，決定對三和青年展開研究。這項研究非常困難，他們只能通過拆東牆補西牆的方法籌集經費。此外，三和青年對研究者的戒備心很強，因為他們害怕讓三和之外的人知道他們的窘迫處境。因此，為了觀察這個群體，他倆只能採用完全沉浸式的方法去觀察和感受他們的日常生活。
對於三和青年這個社會現象，田豐和林凱玄並沒有採用某種框架去進行理論解釋。他們採用的是基於社會事實的白描研究。三和青年這個群體很複雜，因此研究者非常難用某個理論框架下解釋這個現象。田豐和林凱玄還想還原三和青年的真實狀況，他們並不像媒體裡說得那麼極端。此外，中國社會處在轉瞬即逝的變革之下，很多社會現象來不及深入研究就消失了。這時候，基於社會事實的白描研究有助於研究者抓住社會現象轉瞬發光的一刻。
三和青年是如何形成的？他們為何和老一代農民工不同？三和青年這種底層社會，跟國外的貧民窟又有什麼樣的異同？為何三和青年會出現在深圳？為何三和青年過得那麼拮据都不回家？為何他們會選擇做日結？日結和零工經濟又有何不同？三和青年作為弱勢群體，他們為何不能團結起來抵制黑中介和黑工廠的盤剝？他們又該如何改善自身處境？中國社會該如何預防三和青年的出現？三和青年還有什麼樣的出路？三和青年仿佛是一個社會研究的「樞紐」。這項研究把中國社會發展的各種關鍵點——職業教育、勞動保障、人口流動、產業升級、城市改造、留守兒童和戶籍制度都聯繫了起來。
這些問題也許很宏大，但是在我們的採訪中，我們抓住三和青年這個點，或許就可提綱挈領地對這些大問題有所了解。理解現在是為了更好地規劃未來。當中國經濟開始向高質量發展，先進的製造業慢慢取代勞動密集型產業時，這些毫無技能的三和青年，又該怎麼辦呢？在回望這項研究時，田豐說，「我們只能寄希望於下一代人。如果下一代農民工還跟他們一樣，那下一代農民工只會被時代拋棄得更快。」那麼，我們又該如何預防三和青年現象的出現？
三和不可能成為貧民窟
新京報：在這本書的前言裡，你說隨著你們對三和逐步深入地了解，發現網絡上有關三和大神的信息並不準確。有一些觀察結果只能通過在三和深入生活相當久才能獲得。據你觀察，網絡上看待三和青年的刻板印象是怎麼樣的？你們發現網上有關三和青年的信息有哪些是不準確的？你們調研的視角跟網上看待三和青年的視角有什麼不同之處？
田豐：最初，有關三和青年的網絡媒體報導都是非常極端的案例。比如說，網絡媒體喜歡渲染紅姐和小黑這種「傳奇人物」。它們還會報導三和青年是如何靠吃垃圾桶裡的剩飯維生的。其實，在我們的調研過程中，我們發現，三和青年是一個規模很龐大的群體，網絡媒體所報導的這些案例和人物，並不能完全代表三和青年的生存狀態。
由於三和青年人數龐大，他們的生活存在著很多種狀態。許多三和青年的日常生活還是相對正常的。整天挨餓、天天睡大街和等著別人賞飯等生活狀態的確存在，但這都是他們在面臨財務壓力下的一種暫時狀態。長期靠撿垃圾桶裡面的食物維生是不現實的。
▲三和人才市場，三和青年活動軌跡的中心
此外，據我們的調研發現，三和出現了一個新變化：在我們所調研的區域裡，像紅姐這樣的性工作者已經不復存在了。經過整治，三和區域已經沒有賣淫嫖娼的現象了。
我們的調研和媒體的報導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媒體傾向於從極端案例和極端視角出發；我們則從群體性的視角出發，去觀察三和青年到底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生活狀態以及他們的生活狀態是如何被媒體報導出去的。
新京報：你在書裡多次提到，三和是中國所能觀察到的最接近美國黑人社區和巴西貧民窟的底層社會，但三和並不是一個貧民窟，充其量只能算是貧民窟的雛形。你能給大家介紹下，三和為什麼並非貧民窟？
田豐：我們都知道，巴西和南非之所以能產生貧民窟，是因為他們土地使用制度的問題——貧民在佔領了一塊土地後，政府很難把他們清理出去。但中國完全不一樣。
在調研過程中，我們有一個直觀的感受：三和不可能成為貧民窟，其中最大的制度性因素就是中國有一個強大的政府，並且政府社會治理能力也在不斷地提升，肯定會進行有效治理的。
除此之外，國外大部分貧民窟都形成了經濟自循環。比如，巴西貧民窟裡有許多販毒集團或其他暴力團夥。這些團夥能養活整個貧民窟。這些都是貧民窟賴以生存的核心條件之一。三和並沒有產生典型的「團夥」。
▲五元一碗的三和掛逼面。在三和，「掛逼」是很難從學術研究界定的口頭詞彙，有時帶有自嘲和自我保護的意思，但更多時候體現出一種社會關聯：凡和三和青年有關的事物都可以被冠以「掛逼」的稱號，比如掛逼面，掛逼水，掛逼保安，掛逼快遞。此外，「掛逼」還可以用來形容自身和人身狀態。
在三和，每一個人更多地是以一個個體存在。這些個體對外部社會的依賴程度非常高。這跟貧民窟較為獨立、對外依賴程度低很不一樣。在貧民窟裡，貧民甚至都不需要就業，而三和青年必須要去做日結才能活下來。三和社區裡的經濟根本自循環不起來。
而且，貧民窟是家庭化的——在有了家庭之後，貧民們才能夠一代代在貧民窟裡存續下來。三和青年卻是在不斷流轉的。有些人在三和當了一段時間「大神」，就會選擇離開三和，改變自己的生活。這跟貧民窟居民的定居生活完全不一樣。
為何三和青年會出現在深圳，
而不是在北上廣等其他大城市？
新京報：早在多年前，深圳就提出了產業升級、騰籠換鳥的發展路徑，但如今深圳仍然有大量農民工居留，即使這些農民工並不一定能完全融入城市，但深圳有足夠的城市包容性讓他們得以生存。你覺得深圳的城市包容性體現在哪裡？為何三和青年的現象會出現在深圳，而不是在北上廣或其他大城市？深圳有什麼特殊性嗎？
田豐：跟北上廣等其他大城市相比，深圳的特殊性在於它是一座完全由流動人口建立的城市。深圳的本地人只佔總人口1%左右——改革開放前寶安縣的人口只有二十多萬，而如今深圳的人口實際上已經超過兩千萬。北京和上海都有一座核心老城，但深圳基本沒有老城。這使得深圳不具備很強的排斥性。即便是如今拿到深圳戶口的人，大多數都是從外地移民來的。深圳早期的管理者大部分也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去的，他們不覺得深圳必須得清除外來人口，因為深圳就是靠著外來人口發展起來的。
北京的經濟依賴政府和總部經濟，上海的經濟依靠大國企，而深圳的經濟從一開始就依賴民營企業。早期去深圳的人都是去打工的，所有人都很窮，大家並不會因為窮而互相排斥。
另外，深圳和其他大城市在管理體制有區別。深圳許多地區都有著很強的自治能力和傳統。比如，早期深圳的發展過程是比較無序的，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工業園。一般來說，北京和上海的工業園只建到區縣級，鄉鎮很少會設立自己的工業園。但深圳的許多工業園都建到了村級。深圳的基層行政單位有著很強的自治能力，上級管理者也會通過他們的自治來實現間接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三和也是一個「自己管理自己」的地方，外界管理的程度並沒那麼高，這也是三和青年現象能夠形成的條件之一。
此外，北京、上海和深圳的用工需求並不一樣。北京的許多工地很少會臨時僱工。一般僱傭的臨時工都是裝修工之類的，取向跟深圳大為不同。北京就不會出現三和青年的用工工種。
當然，深圳溫和宜人的氣候也非常關鍵。三和青年假如想在北京睡大街，那冬天很可能會被凍死。上海冬天也很冷。在氣候上，深圳非常適合三和青年的生存。
▲三和青年在「海新大酒店」休息。所謂「海新大酒店」指的是海心新人才市場的走廊。與此類似，「會海大酒店」指的是距三和人才市場大概500米遠的會海廣場，在附近居民休閒區的長凳或者石階上睡覺。
新京報：三和青年住在城中村裡，道格·桑德斯在《落腳城市》裡說城中村就是「落腳城市」，是外來人口融入城市的跳板。它體現了城市包容性和社會階層彈性的有機統一，是城市活力的來源之一。城中村也是租金窪地，是很多「深漂」落腳的第一站。但三和青年卻沉溺於社會底層和城市邊緣，城中村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像道格·桑德斯所說的「跳板」那樣。如今，深圳許多城中村正在改造，大資本正在進入城中村。這或許會使得城中村士紳化、中產化，租金可能會升高。你怎麼看待城中村改造的問題？你覺得如何在城中村改造更新的過程中，還能保持城市的包容性呢？
田豐：深圳的城中村改造其實在很多年前就開始了。近期要改造的白石洲是深圳最大的城中村。深圳城中村改造的難度非常大。早年，城中村裡是有投票權的，若是區長想改造城中村，沒準還能把區長投下去。
在城市改造的過程中，我們要看排外性是以什麼形式呈現出來的。以行政命令或法律法規來排斥外來人口在當下中國並不太容易發生。總體上來說，相對於其他地方，深圳還是具有比較強的包容性的。只不過，我們要知道，許多外來人口在城市當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賣早點、打掃衛生等，這些都是一座城市所必需的。
近年來，深圳已經少了很多農民工了。人是依附於自己生活的手段的，因此當他們依賴的產業被移走了後，他們也就跟著離開深圳了，許多農民工跟著搬到了東莞和惠州。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惠州或東莞會出現另一個三和。
▲田豐
新京報：如今很多大城市出臺的吸引人才的優惠政策，都針對高端人口，罕有針對農民工的，你在書裡認為，這意味著中國已經錯失了解決農民工社會融入的最佳時機，他們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處於被犧牲的地位。如何才能從社會融入的角度給三和青年一條出路？讓農民工有機會融入工廠，也有機會融入城市生活？
田豐：讓他們融入城市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對他們進行就地培訓，現在深圳有些工廠還是需要就地培訓的。
提高三和青年的收入待遇是最好的方法，這讓他們起碼對生活有個期望。現在三和青年的問題就是他們對生活沒有期望，破罐破摔。他們想像當中的期望值是他們的能力遠遠達不到的。這就好像學習差的學生去考試，看了一眼卷子就知道自己會不及格，那這些差生為啥還花那麼多時間認真答卷子呢？
三和青年為何與老一代農民工如此不同？
新京報：為何老一代農民工並沒有產生這樣的大城市底層社會，而在九零後和零零後農民工中，卻產生了三和青年這樣的城市底層社會，並形成聚集效應？
田豐：老一代農民工進城之後就玩命掙錢，他們的目標非常明確——掙錢養家。老一代農民工所做的選擇是基於家庭理性的選擇，他必須為家庭付出很多東西。他們進城打工的目標是賺錢回家蓋房子、供孩子上學和給兒子娶媳婦。因此，老一代農民工沒有形成像三和青年那樣的底層社會，他們並不想在底層停留很長時間，他們想盡一切辦法往上爬。
新一代農民工的家庭壓力比老一代農民工小了很多，他們做選擇的邏輯是基於個人理性。如果他們能夠留在城市，他們就願意在城市的底層社會裡長期待下去。他們跟父輩所感受到的壓力完全不同。
老一代農民工周而復始地要往回跑——他們過年要帶錢回家補貼家用。在改革開放早期，要是一個村裡有一家有人出去打工，而另一家沒有，有人出去打工的那家人的日子會好過很多。
而且，老一代農民工的忍耐能力比較強。他們可以忍受超時工作或在惡劣環境下工作。現在，新一代農民工對工作環境的要求比以前高，他們甚至會要求工廠裡要有Wi-Fi、宿舍要有獨立的房間、工作包夥食等。這就是代際之間的差異。
老一代農民工經過努力，他們發現真的能夠明顯改善生活。他們真的能賺錢，然後在村裡建房、供孩子讀書。新一代農民工就沒有這種感受，他們到城市之後，很想融入城市，過得跟城裡人一樣——坐在屋裡吹著空調掙錢。
若這些三和青年回到家結婚穩定下來了，他們再出來打工的概率就很小了。隨著深圳等城市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往內地搬遷，他們可能會在周邊地區找工作。這幾年來，跨省流動人口在持續下降。比如，原本重慶人口流出的比例很高，現在隨著許多勞動密集型企業搬到重慶，重慶人都不出來了。如今，重慶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筆記本電腦生產地，重慶周邊地區的人都去重慶打工。
新京報：新一代農民工面臨與上一代農民工同樣的困境，他們缺乏有效的自我保護手段。由於看不到未來的希望，三和青年「混吃等死」，堅決不接受中介盤剝，選擇日結。這些手段是作為弱者的三和青年反抗的武器。據你觀察，他們跟老一代農民工在自我保護上有什麼異同？
田豐：農民工在自我保護上似乎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方法。在2008年之前的一段時間裡，我們特別重視農民工的保護問題。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這個傾向又調整回來了。農民工保護自己的方法並不多。當然，近年來有些企業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他們會開始給流水線加一些防護措施。
農民工保護自己合理合法獲得報酬的權利意識一直比較差。農民工的薪資水平是很低的，資方盤剝得很厲害。比方說，某企業要組裝鑰匙扣，老闆會先叫十個熟練工來組裝鑰匙扣，看看一天能裝多少，然後再倒過來推算裝一個鑰匙扣的利潤。而農民工的薪酬正好卡在最低工資標準上。有些人說，不該設立最低工資標準，因為這導致許多工廠給工人就按照最低工資來發，這實際上損害了工人的利益。這當然也有道理。
因此，與老一代農民工忍氣吞聲賺錢的目標不一樣，新一代農民工為了抵制工廠，就選擇不進廠打工。這是他們反抗的方式。
▲林凱玄
新京報：你在書裡寫到，他們會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也會唯恐天下不亂。他們冷靜而麻木，習以為常地湊熱鬧、起鬨。你覺得三和青年如何能夠更好地改善目前處境呢？
田豐：首先，三和青年都知道大家的話語權很小，他們缺乏一個擁有話語權的領導去將他們組織起來。三和青年的利益訴求並不一樣。雖然他們都想抵制進廠，這是他們最大的共同利益訴求。但實際上，這些利益分散在每一個人的身上都是不同的。包工頭有包工頭的利益，打工者有打工者的利益。他們的利益訴求很難集中到某一個具體的對象或單位之中。我在書裡寫了一個案例，很多三和青年會抵制某些人力公司，這是因為他們抵制的目標很明確。如此，他們才能實現團結。
其次，三和青年本身確實沒有強烈的意識。實際上，許多日結工作對打工者的傷害很大，打工者並沒有任何保障。我在書裡寫了一個去攪拌水泥的三和青年，他的腿都被水泥腐蝕了，他還得自己花錢買藥。若他意識強，他可能就會去投訴。但是，很多三和青年並不會這樣做。
總體上來看，這些工人爭取自身處境改善的路徑並不通暢。比如，三和青年在工廠裡被欺騙，他們最多罵下老闆。老闆想賠多少全看心情。三和已經形成了這種文化。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他們沒有一個共同主體和目標。在東莞，有一段時間出現過各種各樣的呼籲，但這些呼籲都是以工廠為單位的。這種目標很明確。工人知道要跟誰談。三和青年非常個體化，很難形成一個共同的目標。
西方流行的零工經濟
與三和青年的日結有何異同？
新京報：你在書裡提到，日結為何會成為三和人力市場參與各方博弈的利益平衡點。日結是各方獲取預期收益的規則設計，也是各方破壞規則以實現利益最大化的途徑。但這會埋下信任缺失的隱患。這種缺失反過來更強化了日結這種用工形式的存在。西方許多國家薪水是按周結的，甚至會按日結。你覺得三和青年的這種日結和西方國家周結或日結有什麼不同嗎？
田豐：西方國家的周結是基於合同的，僱主和僱員之間有著穩定的契約關係。三和青年所擁有的是口頭的契約關係。這個口頭的契約關係其實是可以不遵守的，他們也沒辦法打官司。這種用工形式是有一定人身依附關係在裡面的。三和青年依附於能提供日結的這些公司。一旦出了什麼事情，這些人力公司就會推諉責任。
▲擺在路邊的快遞日結招聘啟事。快遞和工地、保安是三和青年日結工作選擇最多的三種類型。
新京報：三和青年這種用工形式也讓我想起了現在西方流行的零工經濟。許多西方人也批判零工經濟由於外包、不存在工會，勞動者被剝削得很厲害。你覺得三和青年的這種就業形態和零工經濟有何區別？該如何保障這些弱勢群體的權益？
田豐：我最近寫了一篇與零工經濟有關的論文。零工經濟是一種脆弱就業，這是聯合國所使用的詞彙。零工經濟缺乏長期固定的勞動合同。它分成幾種類型，其中包括高級的和低級的零工經濟。其實，無論高級的還是低級的零工經濟，這種臨時性的就業關係，對做零工的人長期的健康和生活預期都是很不利的。
三和青年的用工形式跟零工經濟差不多，但是兩者之間的效益和效果是不太一樣的。西方的零工經濟在誕生的早期，是因為社會需要自由職業者。這些自由職業者自身並不需要一個長期穩定的勞動合同。而在中國，三和青年和僱主之間本可以形成長期穩定的勞動關係，但是他們之間卻不去形成這樣的關係。
此外，西方的自由職業者這樣做的初衷是想要提高生產效率，而且這樣做能提高自由職業者創作的自由度。在三和青年這裡，日結這種方式並不能提高生產效率，因為僱主和僱員之間沒有什麼信任關係，也沒有什麼固定的合作關係。僱員也會想方設法地偷懶。
「混吃等死」是無奈的反抗
新京報：你覺得三和青年的這種反抗，以及廉價勞動力的減少，會帶來好轉嗎？
田豐：我覺得並不會有什麼好轉。一方面，勞動力在減少，另一方面，中國工業的自動化程度在不斷提高。唯一有所改變的可能是農民工的談判權提高了。但這也是有限度的。比如，我記得在15年前，很多工廠只要18-23歲的女工。到現在，流水線上都是30多歲的男女工人了。我以前去深圳調研的時候，那時流水線上的女工特別勤快，現在工人的工作效率就變慢了。當然，許多工廠對農民工的工資設置依然是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的。
新京報：書裡面提到一位眼鏡哥，他來三和尋找人生樂園。其實，三和這種亞文化給人有一點嬉皮士樂園的感覺，包容著許多不被主流群體歡迎的各種行為、態度和人群。這讓我想起了許多網絡流行亞文化，比如喪文化，還有「打工是不可能的」網紅「竊·格瓦拉」。三和似乎成了媒體上一個有著黑色桃花源意味的「廢人村」，並以這個形象火爆網絡。你怎麼看待這種亞文化現象？
田豐：我現在還不敢說三和青年形成了一種亞文化。三和青年最大的特點是「混吃等死」加上「不勞而獲」。三和青年的目標不是賺錢，是能夠跟城市人一樣平等地活著。他們有這方面的期望，但是在當下的深圳，他們並不具備這方面的能力。
深圳已經「騰籠換鳥」很多年了，很多老民營企業已經搬了出去。在這種情況下，三和青年跟這個城市格格不入，這是一種近乎無奈的選擇。假如他們形成了亞文化，這種亞文化也是在深圳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三和青年的亞文化的關鍵點在於，他們都採用一種低消費水平的生活方式，而且他們互相之間沒有羞恥感和壓力。這些九零後和零零後農民工還想獲得其他人的尊重。此外，他們都更崇尚工作過程中的自由。很多人忍受不了流水線，就去做快遞小哥了。
▲《三和人才市場》劇照
新京報：這種亞文化現象還讓我想起了一些比較先鋒反叛的藝術家所組成的聚落，比如「廢人俱樂部」，佔屋奪取市民對城市的自主權等，帶有行為藝術性質的一些反抗資本主義、「混吃等死」的行為。但我覺得三和青年跟這些觀念性很強的藝術家或左翼知識分子不一樣。三和青年看起來像主動選擇了這樣的生活，還樂在其中，但他們又挺被動的。他們其實並不想「掛逼」。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田豐：三和青年其實處在一個被迫的狀態裡。他們一開始來三和是想打工賺錢。不過，他們後來發現賺錢太累，也賺不到什麼錢，就乾脆「混吃等死」。人的惰性很強的。三和青年天天泡在網吧裡，一天十幾塊能睡一天。在這種環境下，他們很容易不想去打工。終於有一天，他們可能覺醒了，決定不繼續混日子。他們就會想辦法回到正常的生活狀態。當然，他們可能好好幹了一兩個月工作，掙了兩三千塊錢，就決定再「混吃等死」一個月。他們會有這種周而復始的狀態。
當社會越來越不需要廉價勞動力，
以三和青年為代表的新一代農民工該怎麼辦？
新京報：三和青年為何不選擇回家？三和青年逃避家庭責任和社會關係，也沒法建立互相信任和穩定的合作關係。這是為什麼呢？
田豐：三和青年為何逃避家庭關係？因為很多三和青年曾是留守兒童。留守兒童對家的概念本身就很淡薄。另一方面，他們有意識地躲避家裡的壓力。他們出來打工，使得父母對他們抱有期待——能賺點錢回來。結果，他們什麼也沒有賺到。當然，還有一部分人是在家鄉犯了事跑出來的，還有人是跟家裡鬧矛盾而不回家的。
新京報：你在書裡說，這個社會也越來越不需要廉價勞動力，農村青年中有相當一部分人註定要成為時代進步被拋棄的零部件。你對三和青年的未來悲觀麼？這些被拋棄的「零部件」，他們該何去何從？
田豐：最早出來打工的那一批人，現在基本上都快六十多歲了。他們在打工的時候賺了一點錢，但他們並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
社會的發展肯定會不斷地使某一部分人被拋棄。這種現象全球都有，美國鐵鏽帶的那批工人也被拋棄了。我確實挺悲觀的，這問題是無解的。這不是說我們將既有的教育系統或職業教育系統以及社會保障系統改革好，就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只能寄希望於下一代人。如果下一代農民工還跟他們一樣，那下一代農民工只會被時代拋棄得更快。
職業教育該如何改革，
才能預防三和青年現象的出現？
新京報：你在書裡提到，中國的農民工職業化嚴重滯後，這也是三和青年的成因之一。其實，政府針對農民工的培訓工作也很多，但收效甚微。你覺得這個問題是怎麼形成的？農村出身的青年成為三和青年，這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發展滯後之間的矛盾體現。我們的產業升級了，職業教育卻滯後了。你覺得職業教育該如何改革，才能預防出現三和青年問題？
田豐：如今，中國最缺有效的職業培訓。的確，政府有一套職業培訓體系。民政部、人社部和農業農村部，各部門都有職業培訓體系。但是這些職業培訓體系到了基層之後，往往流於形式。
縣城裡的職業學校專門承接各種培訓項目，但這種培訓項目十分低效。農民工所需要的職業技能在職業學校裡是學不到的。企業又不想承擔職業培訓的職責，因為培訓是有成本的。大部分企業就想把這些工人當成機器的零件一樣直接拿來用。這使得許多農民工都是以無技能狀態進入到工作中，一邊幹一邊學。
▲《三和人才市場》劇照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在一個國家工業化之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為工業提供合格的人才。然而，我們大量的農村孩子在初中畢業後就直接到城市找工作了。
我們做過調研，在職業學校裡，八成以上學生都來自農村。很多職業學校畢業生找不到工作。這是因為他們的專業和工作崗位並不對口，學的東西滯後於時代。比如，為何在職業學校裡學計算機專業的學生出來找不到工作？因為這個專業基本只教你打字。此外，職業學校裡面的師資很差，老師工資也很低。在高校擴招的時候，稍微好一點的老師都被更優質的學校招走了，留給職業學校的師資是有限的。
舉個例子，假如你想畢業後做圖書封面設計，但職業學校不教。若你想學習封面設計，你必須花錢上Adobe軟體的培訓班，然後繼續在工作中慢慢學。而這樣的培訓班才是農民工真正需要的東西。此外，現在工廠裡的許多工具機已經是數字工具機了，但是如今許多職業學校裡還在教手動工具機。職業學校所教的內容跟不上科技進步。
當然，有些好的職業學校裡的專業是跟企業合作的。比如，電焊專業是非常好的專業，因為中國急缺中級以上的電焊工。電焊工畢業後很好找工作。在一些職業學校裡，學生只要學了兩年電焊，就可以到企業裡去實習，這樣的職業教育才能跟業界銜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