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篇論文根據沈洋助理教授與蔣萊副教授於2019年發表在Journal of Family Issues上的論文改編。論文題目「Reproductive choices of highly educated employed women with two children under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DOI: 10.1177/0192513X19881186】
2019年上海社科院一項6000人的調查顯示，在有上海戶籍的女性中，
生二胎的女性集中於這樣一個群體：年齡30-39歲，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從事白領工作，家庭年收入20萬及以上。目前國內學界很多研究集中於討論二胎生育意願，而眾多研究發現，生育意願與實際生育行為是有差別的。
上海社科院這一研究的重要性在於揭示了已生育二胎群體的人口學特質，而我們的研究則探究了她們生育的潛在的與深層次的原因。在0-3歲機構育兒普遍缺失、傳統家庭內部性別分工依舊盛行、女性既要「主外」又要「主內」的情況下，她們為什麼會生二胎？她們是如何協商工作與家庭的？她們的丈夫家庭事務參與度如何？我們的研究對這些問題都有所涉及，這篇論文主要回答了她們生育二胎的原因。
這篇論文基於我們在上海做的21個訪談，所有的被訪者都是已經生育了二胎的職業女性，年齡集中在30-39歲，她們都具有碩士及以上學歷，家庭年收入在20萬到200萬之間。她們的這些特徵符合了在上海更可能生二胎的群體。此外，超過1/3的被訪者家庭住房面積在170平米以上，1/4的家庭僱傭了全職育兒嫂。一半的被訪者家庭擁有「學區房」。
在上海這樣一個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孩子的興趣班每年動輒上萬，而很多中產家庭的孩子業餘生活被課外培訓班填滿。因此很容易理解為什麼高收入家庭更可能生娃。網上流傳「房價是最好的避孕藥」，反映的也是高物價是如何抑制了生育意願。
一、生二胎的原因我們把被訪者生育二胎的原因分為
自述原因（self-narrated accounts）和生育的客觀條件（conditions），自述原因和客觀條件都分為外顯原因（explicit reasons）和潛在原因（implicit reasons）兩個維度。
1、自述原因大多數被訪者是自己主動提出想生二胎，她們的自述原因主要如下：
恐懼「失獨」不少被訪者生二胎的主要原因是害怕「失獨」。被訪者Xiang表示,他丈夫參加了同事的追悼會，目睹了白髮人送獨生子的悲痛場景，回家後異常感慨。Xiang和丈夫都被這件事情所觸動，成為她生二胎的直接原因。
中國目前有一百萬左右的失獨家庭，並且每年增加7萬6千個家庭。失獨父母承受身心煎熬。害怕失獨的情緒可能只有在計劃生育政策被嚴格執行的國家和地區才會普遍瀰漫。在全面開放二胎之後，被訪者生二孩的行為可以被看做是一種抵禦日常風險和不確定性的家庭策略。
兄弟姐妹陪伴有利於孩子發展受訪者普遍認為有兄弟姐妹的陪伴，對孩子的發展有好處。不少想生二胎的被訪者認為一孩太孤單，獨生子女容易有性格缺陷，一孩環境不利於孩子健全性格的養成，因此想生二胎。
有關獨生子女的性格是否沒有多子女家庭的孩子「健全」，學界是存在爭議的。也有文獻認為獨生子女更加獨立自主，更加有擔當。此外，生了二孩之後由於父母處理不好兩個孩子間的關係，而導致孩子出現心理問題的情況，也見諸報端。而被訪者傾向於認為「獨生子女性格容易有缺陷」的話語，很可能受到了獨生子女政策背景下媒體對於獨生子女性格討論的影響。
自然化生育行為（Naturalisation of a second birth）有海外工作生活經歷的兩位被訪者認為自己的二胎生育行為是自然而然的結果，多子女家庭才應該是常態，她們對於獨生子女政策持批評態度。她們的生育二胎行為暗含了對於一孩政策的不認同與挑戰。
2、生育的客觀條件生二胎的條件（conditions）包括工作穩定、經濟條件允許，擁有較強的生活技能和積極的心態，這些都與被訪者的高學歷有關。大多數被訪者都在事業單位或者公務員機構穩定就業，而這些工作通常都需要研究生學歷；高學歷女性的配偶通常在學歷和賺錢能力上與之旗鼓相當，使得家庭經濟狀態相對優越；被訪者還提到在研究生求學期間磨鍊出的毅力、批判性思維、篤定與自信可以用於育兒。
此外，
生育二胎另一個重要的條件是上一代支持。父母幫助不光降低了她們家務以及育兒成本，也保證了她們可以全職工作。但這一點在國內大城市普遍可以見到，主要原因之一是由於目前在國內0-3歲的託育機構普遍缺失。
隔代撫育的普遍性與獨生子女政策有關。在21個被訪者中，有16個被訪女性至少夫妻有一方是獨生子女。上一代對於獨生子女的經濟和情感支持從子女求學階段延續到子女生育之後。而多子女家庭的女兒可能得不到像獨生子女家庭那麼多的父母關注。因此，「受到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屬於高學歷職業女性生二孩的潛在條件之一。
3、潛在生育條件：中產階級家庭身份認同除了受到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
潛在的生二孩條件（implicit conditions）還包括了階層化的社會文化觀念與實踐。被訪者認為，她們生二孩的理由可能與沒有高學歷的女性不太一樣——沒有高學歷的女性可能會受到傳統「傳宗接代」文化影響，想生兒子，而被訪者中沒有一位流露出這些觀念。生育理由是階層化的，與學歷和生活方式有關。
「生二胎有助於兩個孩子的性格完善」等觀念與高學歷女性所處的階層有關。此外，
在消費主義盛行的中國大城市，生二孩逐漸變得只有中產及以上家庭負擔得起的生活方式。Krasten（2015）發現，
樂於對孩子進行投資成為建構香港中產階級家庭身份認同的重要維度。在中國大陸也可以見到類似現象。
二、政策啟示生二胎與高學歷並不矛盾，這對於想在學業和事業上進一步深造又同時想兼顧生兒育女的女性有啟示作用。考慮到我國0-3歲託育機構普遍缺失，對於生育二胎後又想繼續工作的女性而言，上一代的支持或者育兒嫂的幫助必不可少。為了緩解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並保證女性就業率，政府需要進一步發展0-3歲公共育兒體系，增加父親陪護假，鼓勵企事業單位施行提供靈活就業機會等。
這些已生育二胎的被訪職業女性在社會經濟方面處於優勢地位。社科院的調研顯示，阻礙上海家庭生二胎行為的最主要因素是經濟負擔過重。政府可以考慮對於那些想生卻生不起的家庭以經濟、住房等各方面補助。
而對於沒有經濟顧慮但對育兒服務有需求的家庭可以提供更多工作場所的育兒服務(onsite childcare services)，以減輕職業女性的工作家庭衝突。
本文作者：沈洋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助理教授 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責任編輯：靳永愛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副教授
圖文編輯：莊溪瑞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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