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世紀交替之際，亞歷山大裡亞教會因著潘泰諾斯（St. Pantaenus）而聲名雀起。這個人，在教父時代即被稱作是「最傑出的教師」。根據克來孟自述，潘泰諾斯年輕時，曾被奉派前往印度傳播福音，他發現《瑪竇福音》已經由十二宗徒之一巴爾多祿茂傳至那裡，並深受歡迎。經過若干年的福傳歷練之後，潘泰諾斯返回亞歷山大裡亞的教理學校，在那裡主持聖經翻譯、研究工作，並且深入挖掘教義寶藏。四世紀初，優西比烏對歷經百年，興盛不已的亞裡山大裡亞教理學校盛讚不已，原因是「當時最為傑出的教師和斯多亞派哲學家」以其自身的學養培育出了一批理智發達、靈性熾熱的基督徒學者。歷經潘泰諾斯及其弟子們——克來孟、奧利振等——殫心竭慮的經營，以教理學校為依託，產生了極富盛名、光耀奪目的「亞裡山大裡亞學派」。
就史料而言，有六份古老的文獻——依次是克來孟（《雜記》）、耶路撒冷的亞裡山大（書信）、奧利振（《創世紀釋義》）、優西比烏（《教會史》），以及熱羅尼莫（《名人傳》及書信）——可以幫助我們勾勒潘泰諾斯作為亞裡山大裡亞學派開拓者的美好形象。
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學生亞歷山大（Alexandria, 356-323 A.D.）在20歲時，繼承自己父親的皇位，成為馬其頓帝國的新國王。他的整個統治生涯，幾乎都是在徵討中度過。30歲時，由亞歷山大建立起了那個時代中橫貫歐亞、疆域遼遠的馬其頓帝國，範圍包括希臘、小亞細亞、埃及、波斯、兩河流域，阿富汗，以及印度西北等區域。在幅員遼闊的帝國境內，他建立了至少20個以自己名字冠名的城市。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前332年興建於北非海港的亞歷山大裡亞港口城市。公元前305年，亞歷山大去世18年之後，他的部將託勒密·索特爾（Ptolemy Soter, 367-283 A.D.）在該城建立起了託勒密王朝。幾乎所有託勒密王朝的皇帝均以文化建設為已任。在幾代賢王的治理之下，亞歷山大裡亞一度成為古代地中海地區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在這裡，不同帝國的統治者們先後建有各式各樣的圖書館、博物館，以及遊泳池。因此，這裡一度成為各種哲學學派名流匯集、互相爭奇的文化之都。鼎盛時期的亞裡山大裡亞圖書館有70萬卷藏書，涉及地中海各地的哲學、詩歌、文學、醫學，以及宗教等不同領域的善本，更多的是孤本。在託勒密二世的資助下，「離散的猶太人」（Diaspora）將他們的聖經從希伯來文翻譯成了希臘文，意即著名的「七十賢士譯本」（Septuagint）。公元前30年，亞歷山大成了羅馬帝國行省。二世紀時，羅馬的統治者在市中心興建起了遺蹟猶存的羅馬圓形劇場。此時，這個城市已經發展成為羅馬帝國的第二大城市。與耶穌共同生活在同一個時代的猶太哲學家斐洛（Philo Judeaus，前20-公元50），即在亞裡山大裡亞著書立說，他的釋經方法對基督徒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優西比烏在《教會史》第二卷中說，伯多祿的隨員聖史馬爾谷「被派往埃及」宣揚自己寫成的福音書，並在亞裡山大裡亞建立了第一間教會。「當地皈依者，無論男女，人數眾多」，這些皈依者有一個特徵：奉行苦修（H. E., 2.16）。斐洛曾經記載過奉行苦修者的舉止、聚會、飲食，以及生活方式。從這個層面上來說，亞裡山大裡亞最初的基督信仰皈依者極有可能是久居於此，在信仰方面追求卓越的猶太人。公元一世紀末，基督徒已經遍布整個埃及北部。優西比烏聲稱，尼祿在位第八年，安尼亞努斯 （Annianus）繼福音書作者馬爾谷成為亞歷山大裡亞教會的主教。之後，「圖密善在位第四年，亞裡山大裡亞首任主教安尼亞努斯在任職二十二年後離開人世，其職位由雅比裡烏斯（Abilius）繼承。」（3.14）因此，可以將安尼亞努斯出任亞裡山大裡亞主教的時間上推至公元68年。優西比烏為我們提供了雅比裡烏斯之後的亞歷山大裡亞歷任主教名單：Kedron, Primus, Eumenes等等。
在這裡，福音書很早就被翻譯成了科普特語。目前發現的科普特語信經、若望福音片段，可以追溯到二世紀上半葉。在俄克吉林庫斯發現的新約抄本，則可以追溯到200年左右。第三世紀時，就基督徒的人數和歷任主教們的影響程度來說，亞歷山大裡亞教會已經與羅馬、耶路撒冷，以及安提約基亞教會並列為「四大宗徒教會」。真正地，讓亞裡山大裡亞教會揚名千古的是克來孟和奧利振這兩位著名教父，而克來孟的老師正是本文要研究的潘泰諾斯。
亞裡山大裡亞教會第十二任主教Demetrius（189-232）雖然資質平庸，卻相當罕有地牧養這個教會長達42年之久。190年左右，他創建了一所著名的教理學校，讓這所教理學校聲名大噪的人物正是學校校長潘泰諾斯。同一時期，猶斯定在羅馬、塔提安在小亞細亞創建了相應的基督徒教育機構。
在《雜記》中，克來孟聲稱自己是潘泰諾斯的學生。這一點，得到了優西比烏的多次肯定。克來孟聲稱自己醉心於學術，在信仰方面先後向來自愛奧尼亞、義大利、黎巴嫩、埃及、亞述，以及巴勒斯坦等地的「幾位蒙福且真正非凡」的基督徒討教信仰。「這些人持守直接傳自伯多祿、雅各伯、若望和保祿等聖使徒的真正傳統和蒙福教導，就像父傳子一般……藉著天主的恩寵，這些傳統和教導傳到了我，以留存先祖和使徒的種子。」這些眾多教師名單中，最後一位是來自巴勒斯坦的希伯來人，在才幹上反而位居第一。他被稱作「西西里的蜜蜂」（the Sicilian bee）。遇見這位老師之後，克來孟問道求索的心境終於獲得安寧：「在他身上聚焦了先知的鮮花和宗徒的草場，他使聽眾獲得讓靈魂永生的知識元素。」於是，他就在亞裡山大裡亞教理學校之中，跟隨「老師」深究聖經、勤習聖道。
在《教會史》第五卷中，引述了上述克來孟《雜記》一卷中的內容之後，優西比烏認為，《雜記》中受到稱述的人物正是潘泰諾斯。對這位被克來孟推崇備至的基督徒教師，優西比烏以歷史學者的身份做出評價：「潘泰諾斯是當時最傑出的教師和斯多亞主義者」 （H. E., 5.10）。那個時代的亞裡山大裡亞，匯集了斯多亞主義、柏拉圖主義、新柏拉圖主義，以及猶太主義等眾多學派的著名學者，他們也開館授徒。正是在這樣一個各種哲學學派高度匯集的地方，潘泰諾斯將基督信仰與哲學實踐做了有機結合。令出生自雅典的哲學家克來孟心悅誠服，奉為導師；因其主要活動均發生在亞歷山大裡亞，克來孟被稱作「亞歷山大裡亞的克來孟」。這和潘泰諾斯不無關係。
儘管優西比烏對多默前往印度傳播福音這件事未置一詞。但是，早期教會中支持多默在一世紀前往印度傳播福音的說法就有三個：最早提到多默前往印度傳播福音的教父是敘利亞人厄弗冷（Didascalia Apostolorum）以及奧利振（Com. on gene., 3）。熱羅尼莫在致Mercellus的信中說：「他（耶穌）在各地出現：在印度與多默一起；在羅馬與伯多祿……」此外，流傳廣泛的《多默行傳》記載了多疑而軟弱的多默是在復活耶穌的激勵之下，前往印度傳播福音，並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屬靈成果。
相反，在優西比烏的概念中，卻是十二宗徒中的巴爾多祿茂在印度播下了基督信仰的種子（《教會史》中說多默在西亞古國Parthia，Edessa等地宣講福音）。這個說法正源自於潘泰諾斯的報導。
優西比烏聲稱，潘泰諾斯 「為聖道大發熱心，被差到東方，甚至遠至印度，向那裡的人宣講基督的福音。在印度，他發現有些人對基督已經有所認識，因為瑪竇福音早已先於他傳到那裡。十二宗徒之一的巴爾多祿茂向他們宣講過福音，並將瑪竇用希伯來文寫的報導留給他們。」（H. E., 5.10）儘管現代學者對於這段記述中「印度」的地理概念做了不同程度的辨析，但是優西比烏的文字至少透露出如下信息：
（1）基督福音早在公元一世紀，即已傳至「印度」。綜合學者們的考證，優西比烏時代的印度實際上涵括了兩河流域以東，較之今日意義上的印度本土範圍要寬泛得多；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更表現為一種文化範疇，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地理範疇。然而，時至今日，印度西南流傳著一些發現於11世紀的手抄本，詠贊公元50年左右，多默宗徒從Muziris港口登陸，在Quilon, Paravur, Kokkamangalam等七個地方建立教會，並遠涉中國，最終在馬德拉斯附近Mylapore殉道的傳說。因此，有學者提出有別於優西比烏的假設：多默主要在印度南方傳播福音，巴爾多祿茂則在印度北部兩河流域以東的「印度」一帶傳播福音。無論是優西比烏的「巴爾多祿茂印度開教」說，還是主流的印度教會史學家所主張的「多默印度開教說」，都致力於解決一個核心問題：「印度教會」建立在宗徒的基礎上。
（2）「正典」東傳。優西比烏的時代，「新約正典」基本上已經成形；半個世紀之後，熱羅尼莫再度強調《瑪竇福音》的希伯來語版本在印度基督徒當中流傳的情況。這兩位教父關注的是一個更為實際的問題：「印度教會」是一個持有「古老福音書」的教會，它直接建立在耶穌基督身上。
歷史上，首部四福音「合集」由塔提安編撰成書，發生在170年左右；略晚數十年，依肋內提出了「正典」（Canon）概念，列舉出和今日意義上的新約27卷書目略有出入的「正典書目」的同時指出，《瑪竇福音》是第一部問世的福音書作品，原文是阿拉美文，後來被翻譯成希臘文。然而，潘泰諾斯於190年代，在「印度」基督徒當中所看到的卻是希伯來文的《瑪竇福音》。因此，從另外一個層面上表明：新約作品在第二世紀就有著不同文字的譯本。這裡涉及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印證了熱羅尼莫提出的說法——在潘泰諾斯的主持下，新約在亞裡山大裡亞教會中被翻譯成科普特文。
（3）「印度」的猶太基督徒。接受優西比烏的說法之餘，熱羅尼莫在《名人傳》和一封書信中針對潘泰諾斯印度傳播福音這事件，加入了新的內容：Demetrius出任亞歷山大裡亞主教期間，一個來自印度的基督徒代表團要求他往東方派遣傳教士。於是，教理學校之中最博學的潘泰諾斯領命前往， 「向婆羅門教徒宣講哲學」。如果真有一個基督徒代表團從印度前往海港城市、帝國第二大城市亞裡山大裡亞請求增援，那麼他們是什麼人？
早在第二聖殿時期，一些離散的猶太人即已抵達印度，並在馬拉巴爾海岸的Cochin建立起了猶太社區。從潘泰諾斯在印度基督徒當中發現希伯來文福音書的報告推測：這個代表團該當是在印度皈依的猶太基督徒，他們的先輩早就已經通過第一世紀的福音傳教士成為基督徒。當他們商請Demetrius派遣傳教士前往印度教會之際，博聞強記，「熱衷於聖道」的潘泰諾斯就成了再理想不過的候選傳教士。此外，一個更為合理的理由是，潘泰諾斯本人乃是猶太-基督徒之故。學識與身份的奇妙結合，均讓潘泰諾斯成為不二人選。
優西比烏接著說：「潘泰諾斯在屢建功勳之後，最終成為亞歷山大裡亞那所學園的領袖。在那裡或言傳或筆書，發掘神聖教義的寶藏。」從東方返回亞裡山大裡亞的潘泰諾斯重拾教鞭，培養出了彪炳千秋的克來孟和奧力振這兩位教父。
克來孟多次聲稱潘泰諾斯是自己的老師，並於潘泰諾斯在東方傳教期間，成為亞歷山大裡亞教理學校的負責人。耶路撒冷主教亞歷山大（Alexander of Jerusalem, 231-251）曾經致信奧利振，稱潘泰諾斯為「我真正蒙福的老師」，透過這位老師，亞歷山大得以從學於克來孟，並結識了奧利振這位「最好的老師」（H. E., 6.14）。
奧利振在一封書信中聲稱自己是潘泰諾斯在挖掘希臘哲學中「真理」層面的受益者:「我這樣做，乃是遵循潘泰諾斯的模範，他是此中高人，曾幫助過我之前的許多人。」老師給他的具體做法是，全面檢驗希臘哲學的異端觀念，正面審視哲學家們關於真理的言說（H. E., 6.19）。通過採用猶太哲學家斐洛在詮釋舊約時，從經文的文字內涵挖掘其精神或者屬靈意義的作法，潘泰諾斯以降，克來孟、奧利振提出了以字面意義-屬靈意義-倫理意義來詮釋聖經的策略。
熱羅尼莫在《名人傳》中交待，回到亞裡山大裡亞的潘泰諾斯再度從事聖經及教義的研究工作（De vir. ill. 36）。由於缺少足夠的文獻，我們對潘泰諾斯的聖經翻譯、聖經詮釋情況，以及神學著述一無所知。不過，克來孟、奧利振豐富異常的著述已經足以表明潘泰諾斯在理智工作方面的過人之處。
在羅馬公教《羅馬殉道者名錄》中記載說：「亞歷山大裡亞的聖潘泰諾斯（節日或者紀念），一位使徒性的人物，並富有學識，他的虔誠和對天主聖言之愛是如此偉大。在信仰和虔誠的激勵之下，他遠涉東方，向那裡的人們宣講基督福音。最終，他返回亞歷山大裡亞，在安東尼·卡拉卡（Antoninus Caracalla，211-217）統治期間安息。」二、三世紀中被冠之以「聖人」，並被納入禮儀日曆的基督徒，均屬殉道者。因此，7月7日，羅馬天主教徒很早就開始慶祝聖潘泰諾斯在基督內的凱旋，而科普特教會則於每年6月22日紀念他。
儘管史料有限，但是基本上我們依然可以簡單勾勒出潘泰諾斯這位亞歷山大裡亞學學派開創者的幾個核心身份：虔誠的猶太基督徒、博學的斯多亞學者、敏銳的遠東傳教士、科普特語聖經的翻譯及詮釋者、卓越的教義闡釋者、令人尊敬的教理學校校長、「最傑出的基督徒教師」，以及忠烈的殉道者。
本文已經公開發表於上海光啟社《聖愛》月刊2020年10期
Verbum caro factum est, et habitavit in nob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