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突破，就是中國政治學要跨出借鑑與移植西方政治學的階段。其實早就應當這樣做，可能現在的條件更加成熟了。海峽兩岸的中國政治學者完全有條件另闢蹊徑，應該旗幟鮮明地跨出這一步。
一、為何要突破，為何要超越
我們過去追隨的西方政治學基本上是美國的或美國化的政治學。美國政治學有嚴重的偏差與缺陷。它背離了理論與實踐應有的聯繫，而「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這個詞，可以用來形容很多美國政治學者的專業態度。
我認為從事社會科學的學術活動，尤其是從事政治學的研究，其成果都會有一種強烈的實踐意義，學者是不可能迴避這個問題的。你是為誰做學問？你要把學問跟誰去分享？你希望如何改變這個世界或者這個時代？這都是學者必須面對的。我說要超越，是因為西方政治學，尤其是美國政治學已經忘了這些基本點。我們要回歸經世濟民的中心，要重新建立理論和實踐的密切聯繫。
在中國的歷史文化的傳承裡，這樣的一種關懷和思考是極其豐富的。于右任的書法大家都很熟悉，他書寫的北宋大思想家、代表宋明理學集大成者張載（張橫渠）的「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表達了儒家學派對理想的追求和實踐，一直被人們傳頌不衰。它是中國人精神上的坐標，表現出一個中國學者對國家、對社會的關懷、擔當和使命感。這是可以指導我們去思考一個人的世界觀的非常重要的思想結晶。
目前，西方主流社會科學難以預見與理解當前的歷史巨變。全球金融危機讓主流經濟學陷入巨大的困境，西方民主體制的合法性危機讓政治學者非常彷徨，他們無力直面並回應這個歷史巨變時代的知識挑戰。
（一）西方主要社會科學理論架構難以解釋中國的發展模式。
實際上中國的發展經驗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西方主流理論的一種基本設想，西方學者或者是刻意進行迴避，或者是在這方面顯得非常蒼白。
（二）西方主流國際關係學者對中國帶動的世界秩序重組，沒有思想準備。
他們無法理解中國興起帶給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機遇，無法正確地或者認真地對待中國的復興，以及中國帶領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參與前所未有的自主發展的機遇。其實在這方面的研究，連中國學者自己都未展開，更不可能期待美國學者、西方學者能夠更前瞻地對中國興起從事系統性、全面性的研究。
（三）美國主流政治學陷入理論與實踐嚴重脫節的困境。
美國主流社會學者無視科學哲學領域在20世紀70年代後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死守已經被揚棄的科學哲學理論，一直將其作為美國主流社會科學知識建構的指導原則，猶如問道於盲。20世紀80年代以後科學哲學領域的共識是，邏輯實證論嚴重誤解了科學活動的本質：首先，科學知識的主要探索對象不是僅限於經驗世界，而是經驗世界現象背後的產生機制；其次，科學知識活動的目的在於發揮真實世界的構成本質與基於必然性的因果機制，而不是發現經驗性規律。
這種脫節困境的根源：首先是源於其固執的意識形態立場，其次是源於其所依賴的社會哲學理論，最後是源於其所憑藉的局部而片面的歷史經驗。
相當多的美國學者存在固執的意識形態預設立場，產生多方面認識的偏差，主要體現在：（1）自由主義偏差：認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個人的自由與選擇；（2）歷史終結偏差：認為西方展示的代議民主、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的三位一體，代表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最高階段，而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經向西方模式靠攏，就是處於頑抗的過渡階段；（3）西方中心偏見：認為西方創造了近代的人類進步，西方經驗是界定進步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的坐標。上述三個預設立場，嚴重阻礙了美國學者認識與理解當前的歷史巨變。
（四）西方國際關係學者拒絕面對後西方中心世界秩序的來臨。
最近幾年，我與很多西方主流國際關係學者進行對話，在交流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他們在面對時代潮流時的一種抗拒心理。面對客觀現實，這個世界已經一步一步地脫離西方秩序，正在進入一個後西方的世界秩序時代，他們卻找出各種理由，不願意承認世界秩序的變化，以他們的主觀意識對新的世界秩序進行解構。
（五）美國政治學存在嚴重的方法、理論、經驗的基礎缺陷。
二戰後，美國社會科學哲學基礎全面動搖，但是主流政治學包括新古典經濟學，在自己建構的一種封閉的知識體系裡面去抗拒科學知識的最重要的指導原則。在過去30年中，科學哲學理論已經產生巨大的變化，早已進入後邏輯實證的發展階段。然而我們很多研究方法論的學者，還在教學中以邏輯實證論作為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基礎理論。
（六）美國主流政治學理論涵蓋的經驗範疇有嚴重的時空局限性。
存在「當下主義、非歷史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無政府主義傾向、國家中心主義」五種主流國際理論的偏差與謬誤。美國政治學者的很多理論，尤其是比較政治理論、國際關係理論所覆蓋的經驗的時空範圍很窄。例如國際學，基本上就是在西伐利亞合約之後，以西方主權國家為構成單元的那些歷史經驗。
（七）西方政治學者難以跨越意識形態的窠臼，美國政治學者無法超越意識形態影響下的國際關係理論。
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維護美國霸權，包括「霸權穩定論」、「安全的困境」、「金德爾伯格陷阱」。他們用所謂「自由制度論」與「民主和平論」，為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他們推行的「典則理論」假設西方國家所推行的價值與行為準則可以成為普遍性的規範，而基本上忽視非西方世界可以另起爐灶，可以根據不同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建立新的合作模式與體制。他們只能用自己的功利主義動機與行為模式來理解非西方行動者。他們完全不能理解中國領導人倡議的「義利之辨」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同時，他們又刻意忽視霸權的兩面性。例如，以主權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缺失日益明顯，但美國捍衛美元霸權，阻止SDR扮演超級貨幣功能，美國為了防範其他貨幣挑戰美元地位，阻止石油交易改為以歐元或其他貨幣結算。又如，在美國財政部主導下，IMF對外債危機實行嚴格的紓困條件，優先維護國際債權人的權益，而不顧紓困方案對債務國的巨大社會與經濟損害。並長期推銷華盛頓共識，加劇全球化造成的兩極化分配與排除邊緣群體。
美國的國內政治與意識形態讓國際公共服務產品長期供給不足。例如，IMF的可融資額度嚴重不足，但美國長期反對增資，避免稀釋其投票權與影響其否決權。又如，世界銀行的資本規模長期凍結，遠遠不能滿足開發中國家的需求，還試圖抵制「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創設。
美國的霸權已經成為國際秩序不穩定之源，國際社會飽受美國強加於人的「公共之惡」（publicbads）。美國主導金融全球化強迫各國打開資本市場、解除金融管制，導致熱錢在各國製造資產泡沫與金融危機，並讓華爾街有毒金融資產泛濫全球；美國以多種名目強推智慧財產權，維護美國跨國企業暴利與市場壟斷、阻礙創新與知識共享，將藥品專利凌駕生命價值之上；美國將相互依存作為戰略武器，採用霸凌手段搞金融封鎖、貿易戰、長臂司法管轄，網絡封鎖打擊競爭對手。
（八）選擇性地詮釋西方崛起的歷史經驗。
西方學者對他們自身的歷史詮釋是選擇性的、甚至是有意漂白：對於他們國家歷史中的剝削、殘暴、陰暗的一面，基本上略過不表。很多西方學者對自己國家在過去幾個世紀中取得的成就大書特書，但是對於西方國家發展過程中對外侵略、殖民主義、奴隸制度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他們卻輕描淡寫、遮遮掩掩。在解釋西方興起的歷史文獻中，他們往往是筆鋒一轉，不去正視這些野蠻的、血腥的、醜惡的因素在其原始積累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像流行於西方學術界新制度學派學者諾斯的歷史敘事就是選擇性的，採用簡化和壓縮歷史以削足適履。他的分析讓讀者相信，英國、荷蘭、法國與美國等西方列強的成功崛起，主要是因為他們選擇了正確的制度演進路徑，克服了交易費用過高的難題。在交易費用學派的理論框架中，是容不下英屬東印度公司這種靠徵服、佔領、掠奪與獨佔的殖民商業帝國，也與《棉花帝國》這本經典之作呈現的歷史證據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