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日培，男，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國家語委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語言規劃。
張日培
（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 國家語委國家語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 上海 200032）
提 要
本文將新中國語言文字事業發展分為推行文字改革、強化語言規範、促進語言和諧、構建語言戰略4個時期，回顧其演進歷程；將七十多年來的工作歸納為整理簡化漢字與漢字規範、推廣普通話與現代漢語規範、制訂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及其規範使用、語言文字信息化、語言文字法治建設、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語言服務、中華語言文化傳承傳播8個方面，簡述了其主要成就。新中國語言文字事業發展的經驗與特點主要包括：守正創新，開拓進取；融入大局，順勢而為；統籌兼顧，科學作為。
關鍵詞
新中國；語言文字事業；語言規劃
語言文字事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旨在促進語言文字在國家建設和社會生活中更好地發揮作用。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語言文字事業開拓進取，砥礪前行，取得重大成就。
學界關於新中國語言文字事業發展史的研究成果豐碩。王均（1995）、蘇培成（2010）、費錦昌（1997）等在不同時間節點上進行了系統記錄與描述；姚亞平（2006）、郭龍生（2008）、李海英（2015）等基於實踐進行了理論探討；陳章太、謝俊英（2009）回顧了60年發展史，探討和反思了不同階段的特點、經驗與不足；周慶生（2013）從主體性和多樣性的視角對語言政策發展脈絡進行了梳理，黃行（2015）聚焦「現代漢語規範化」探討了歷史與現狀。近期，李宇明（2019）探討了70年來語言規劃和語言研究對語言生活的深刻影響，周慶生（2019）綜述了70年來的語言政策研究情況，郭熙（2019）在討論中國語言生活特徵和走向時回顧了70年間的重大語言事件，張潔（2019）和蘇培成、李宇明、張日培（2020）梳理了70年來開展的主要工作。
本文立足事業全局、覆蓋全部時段、側重政策實踐，簡述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事業發展歷程與主要成就。在此基礎上，思考討論事業發展的主要特點，以期通過解讀七十多年事業發展的演進邏輯，勾勒幾代人接續奮鬥的壯闊圖景，激勵語言文字事業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新徵程上不斷向前。
關於語言文字事業的發展歷程，已有研究或以新中國建設發展史分期（如1978年改革開放）為參照，或以語言政策重大調整（如1986年提出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方針、2006年提出構建和諧語言生活）為基準，或以語言規劃重大事件（如1986和1997年兩次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2000年頒布《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為界標，進行了「大體相同但細節處理不盡一致」的歷史分期，各自形成邏輯自洽的分析體系，從不同側重點展現了學界和相關機構對我國語言文字事業的深刻理解。
本文分為「推行文字改革」（1949～1985）、「強化語言規範」（1985～2000）、「促進語言和諧」（2000～2012）、「構建語言戰略」（2012至今）4個時期。第一和第二個時期，考慮到「文字改革」術語的提出、使用和淡出，將1985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作為分界點。第三個時期，雖然2006年正式提出「構建和諧語言生活」，但就其「統籌兼顧語言主體性和多樣性」的政策內涵而言，我國語言主體性建設力度在法治框架下的進一步加大和對語言多樣性問題的關注及相關探索實踐，實際上在世紀之交幾乎同步發生，因此將分界點設定在2000年。第四個時期，已有研究一般不單獨討論，本文在梳理過程中發現，近年來我國語言文字事業不斷拓寬視野，積極改革創新，工作內容極大豐富，在「服務國家發展戰略」方面形成鮮明特色。
文字改革主要指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三大任務」，以及為實施文字改革而衍生出的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力貧弱，百廢待興，文盲率高達80%以上。為普及文化教育、快速掃盲脫盲，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黨和國家大力推動文字改革，1949年開國大典前夕就啟動相關工作，1954年成立國務院直屬機構「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簡稱「文改委」）。早期文字改革的方針是「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後來出現針對這一問題的激烈爭議，政府及時擱置了爭議。1956年1月的《中共中央關於文字改革工作問題的指示》指出：「漢字必須改革，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1958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報告會上作《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正式提出作為拼音化準備工作的三大任務，而「關於漢字的前途問題，現在還不忙做出結論，可以爭鳴，但不屬於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範圍」。換言之，「拼音化是文字改革的目標，其步驟是先簡化漢字，同時為拼音化做準備，準備工作主要有推廣普通話和制訂漢語拼音方案」（周慶生2013）。這一時期，圍繞三大任務以及現代漢語規範化，國家開展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功。「文革」開始後，文字改革工作全面停頓，1972年以後有所恢復，1975年9月以後逐步全面恢復。
語言規範指研究制定語音、文字、詞彙、語法等各方面的語言文字標準，並推動全社會按照這些標準規範使用語言文字。[1]改革開放以後，人員流動加劇，經濟社會發展對推廣普通話提出更加迫切的要求；而隨著教育的普及、漢字計算機輸入輸出問題的基本解決，漢字改革的需求相對降低。同時，在市場經濟大潮下，又受到《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簡稱「二簡字」）推行失敗的影響，社會上出現了濫用繁體字、亂造簡化字、隨便寫錯別字等混亂現象。為此，國家對語言文字政策做出重大調整。1985年12月，國務院將文改委改名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簡稱「國家語委」），「文字改革」術語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拼音化方向也不再列入國家語文政策。1986年1月召開的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確立了「促進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的新時期工作方針，將「做好現代漢語規範化工作，大力推廣和積極普及普通話」列為首要任務；同時明確「堅持漢字簡化的方向不變」，但「漢字簡化應持極其慎重的態度，使文字在一個時期內相對穩定，以利社會應用」，提出要研究和整理現行漢字，制訂各項規範標準，並治理社會用字亂象；強調要繼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此外，增加了「漢語漢字信息處理」的任務，後來被稱為「語言文字信息化」，這與規範化、標準化密切相關，因為語言文字標準化的程度越高、越有利於計算機計算處理，所以目前常「三化」並提。自此，「語言文字工作進入建設期」（李宇明2019）。1997年12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繼續貫徹新時期工作方針，確定了跨世紀語言文字工作的指導思想、奮鬥目標和工作措施，特別提出「制定並完善語言文字應用管理法規」。2000年，國家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簡稱「《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這一時期，國家語委制定頒行了一大批語言文字規範標準，同時協調推動各相關部委、指導督促各地方語委加強行政管理，面向全社會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推行漢語拼音方案，貫徹執行語言文字規範標準；隨著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的成立、《語言文字應用》的創刊，服務、支撐「三化」工作的語言文字應用研究蓬勃開展；在政策思想方面，「文字改革」淡出後，「語文現代化」[2]成為語言文字工作的「旗幟」（參見：林炎志1995）。
語言和諧的目標任務是「構建和諧語言生活」，核心是以科學的語言觀處理好語言的主體性與多樣性的關係，以及語言規範與語言發展的關係。進入新世紀，旨在確立語言生活主體性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和「三化」工作在法治框架下進一步加強。同時，隨著網際網路普及，我國正式加入世貿組織，信息化、國際化（全球化）發展對社會語言生活產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新詞新語、網絡語言、外來語、字母詞、廣告用語諧音改字等語言現象撲面而來，地方人大代表提出「保衛方言」、多地廣播電視播出方言節目、英漢「雙語教學」進入大中小學、道路名稱通名的羅馬字母使用英文翻譯等語言熱點事件[3]多發頻發，社會各界對此意見不一，論爭激烈，語言衝突時隱時現。為減緩語言衝突，協調多元語言意識，妥善處理各種語言關係，經過一段時間的研究討論和實踐準備，國家語委於2006年提出「構建和諧的語言生活是語言文字工作的目標」。在這之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統籌兼顧語言的規範、豐富和發展的思想[4]，以及「剛柔兼濟」的語言規範原則，「為妥善處理社會與個人、普通話與方言、規範漢字與繁體字異體字等語用問題，提供了詳盡可靠的法律依據；為此後十幾年流行的語言和諧思想，提供了思路來源，為此後實行的『構建和諧語言生活』政策，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周慶生2019）。
這一時期，在之前三大任務和語言文字信息化的基礎上，根據語言和諧的要求，新增了「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的任務，同時在服務引導社會語言生活方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與實踐，在傳承傳播中華語言文化方面也進行了積極探索；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蓬勃開展，相關學科建設開始起步，國外語言政策思想和社會語言學理論成果的引介，推動著針對中國語言國情的語言政策思想的變革與發展，由語言生活觀、語言資源觀、動態語言規範觀等支撐起的語言和諧思想成為主導性語言政策思想。
語言戰略是「語言規劃中從國家利益出發、從全局考量的戰略思想、布局與策劃」（王曉梅2014），主要關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涉及全局的語言文字問題，即語言領域的戰略問題；二是利用語言文字來幫助解決關乎全局的問題，即其他領域有關語言的戰略問題（李宇明2016a）。2010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2017年黨的十九大擘畫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三步走」方略，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發展現代信息科技、維護非傳統領域國家安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中的語言需求日益迫切。2012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年）》（簡稱「《中長期規劃》」）指出，語言文字事業「在國家發展戰略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必須樹立和增強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努力推進語言文字事業全面發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2016年頒布的《國家語言文字事業「十三五」發展規劃》（簡稱「《「十三五」規劃》」）進一步提出「以服務國家發展需求為核心」「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與綜合國力相適應的語言強國提供有力支撐」。
這一時期，根據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建設語言強國的要求，正式將「語言服務」和「中華語言文化傳承傳播」確立為工作任務，極大豐富了新時代語言文字事業的內涵外延。國家語委開始更多使用「語言文字事業」的術語，提出「大語言文字工作」發展思路，「寬口徑」乃至「全口徑」推動事業發展。
這一時期，語言和諧仍是事業發展的重要指導理念，新增的工作任務在前一時期也都有著相當的實踐鋪墊，但從《中長期規劃》和《「十三五」規劃》的任務體系看，與前一時期相比，事業格局進一步呈現出宏觀性、戰略性特點。「國家語言戰略研究」在前一時期的《國家語委語言文字應用科研「十一五」規劃》中就被列為首要重點研究方向，相關學術研究對事業格局變化的推動作用明顯。2012年以後，《語言與國家》的出版、《語言戰略研究》的創刊、國家語言能力研究的興起等，為近年來的事業發展刻上了鮮明的時代印記。
在七十多年發展歷程中，語言文字事業的視野不斷擴展，任務逐步增加，主要可以歸納出八大任務。
漢字數量龐大、字形繁難，給社會應用和教育文化普及帶來不便。整理簡化漢字就是精簡日常使用的漢字數量，簡化日常使用漢字的字形。1964年發布的《簡化字總表》標誌著漢字簡化工作的基本完成。[5]後來的「二簡字」由於「試用要求過急，試用範圍考慮不周，給社會用字造成困難」（陳章太，謝俊英2009）等各方面原因導致推行失敗。
為便於社會使用，國家開展大量漢字規範工作，如整理異體字、更改地名生僻字、整理漢字查字法、統一部分計量單位名稱用字等。1986年提出漢字規範要做到定量、定音、定形、定序（簡稱「四定」），之後在字量、字形、部首、部件、筆順、字音、字序等方面頒布了一系列規範標準。2013年，國務院發布歷經十餘年研製的《通用規範漢字表》，這是適應新形勢下社會各領域漢字應用需要的重要漢字標準，體現了現代通用漢字在字量、字級和字形等方面的規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漢字規範工作的集大成者；該字表公布後，社會一般應用領域的漢字使用應以其為準，原有相關字錶停止使用。
除了漢字本體建設，國家還在社會應用層面推行規範漢字。規範漢字是「經過科學整理並由國家正式公布，有明確的使用範圍和使用標準的漢字」（全國名詞委2011）。1986年以後，國家語委聯合地名、廣播影視、出版物、企業名稱、招牌、廣告、商標、體育、金融等管理部門，指導督促地方語委，以計算機用字、出版印刷用字、影視屏幕用字和城鎮街頭用字為重點，推動規範漢字的社會使用工作，糾正濫用繁體字、亂造簡化字、隨便寫錯別字等用字亂象。2000年頒布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明確，規範漢字是「國家通用文字」。
普及規範漢字，主要通過學校教學。在文字改革時期，漢字整理簡化的成果還被用於掃盲工作，為快速提升人民群眾的科學文化素質發揮了重要作用。世紀之交，全國已有95.25%的識字人口平時書寫使用規範字。[6]2007年，為提升國民漢字規範能力，國家推出漢字應用水平測試，至今已累計測試30多萬人次。
此外，國家還積極推進漢語書面語形式改革和規範，內容涉及橫排橫寫、標點符號用法、數字用法等方面。
改革開放之前，推廣普通話是漢字拼音化的一項重要準備工作，也是新中國建設發展對「使用一種共同語言的迫切需要」（周恩來1958）。改革開放以後，推廣普通話成為語言文字工作的首要任務，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城市化發展、人員流動和信息溝通做出重要貢獻。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廣普通話為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揮著重要作用。
1955年，為體現民族平等政策和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尊重，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將「國語」改稱「普通話」，取其「普遍共通，普遍通用」之義。1956年，國務院成立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發布《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提出各行各業推廣普通話的要求。1957年，教育部、文改委召開全國普通話推廣工作匯報會，確定推普方針——「大力提倡，重點推行，逐步普及」。1956～1958年，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組織開展全國性方言調查，並編寫320種針對不同方言區的普通話學習材料。1982年，「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寫入我國《憲法》。1986年，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提出使普通話成為教學語言、工作語言、宣傳語言、交際語言的「四用語」目標，並強調，除了南方方言複雜的地區，北方方言區也要推廣普通話。1992年，國家語委提出「大力推行，積極普及，逐步提高」的新時期推普方針，與之前相比，增加了「提高」的要求。根據這一要求，1994年，國家語委、國家教委、廣電部啟動普通話水平測試，截至目前已累計測試8800餘萬人次；普通話水平測試是一項標準參照型考試，對普及現代漢語語音、詞彙和語法規範發揮了重要作用。1997年，國務院第134次總理辦公會議批准自1998年起，每年9月第三周為「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周」。2000年，《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明確，普通話是我國「國家通用語言」。進入新世紀以後，推廣普通話的重心不斷向農村和少數民族地區傾斜。2017年，國家語委實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普及攻堅工程」。2018年，教育部、國務院扶貧辦、國家語委啟動「推普脫貧攻堅行動」。世紀之交，我國的普通話普及率已經達到53.06%，20年來繼續增長至接近 80%。
為促進普通話語音、詞彙和語法規範，國家採取系列措施：
（1）明確普通話的標準，「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2）審定普通話異讀詞讀音。1957～1962年間的審音工作形成《普通話異讀詞三次審音總表初稿》（簡稱「《初稿》」）；1982年重建審音委員會、修訂《初稿》，1985年發布《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2011年啟動新世紀審音工作，2016年形成《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修訂）》並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3）編寫「以確定詞彙規範為目的的中型的現代漢語詞典」，1956年啟動，1965年形成《現代漢語詞典（試用本）》，1978年12月出版第1版，最新的已出版到第7版。
（4）發布《第一批異形詞整理表》《現代漢語常用詞表（草案）》《義務教育詞表（草案）》等一批詞彙規範。
（5）審定科技名詞，並於2000年將學科領域從自然科學擴大到技術科學和社會科學，[7] 「至2015年，全國名詞委共建立了95個審定分委員會，審定公布了122種科技名詞」[8]。
（6）在語法規範方面，1951年6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爭！》，同時連載呂叔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1956年推出《暫擬漢語教學語法系統》，作為中小學語法教材編寫和語法教學的依據。
漢語拼音方案是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拼寫和注音工具。漢語拼音方案在研製過程中，一度作為拼音文字方案，隨著相關爭議的擱置，刪除了名稱中的「文字」二字，周恩來總理（1958）明確指出，「漢語拼音方案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漢語拼音採用什麼字母形式，也經歷了長達數年的研究討論，直至1958年2月11日，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採用拉丁字母（即羅馬字母）的《漢語拼音方案》。之後，漢語拼音被廣泛應用於注音掃盲、漢字注音、普通話教學、對外漢語教學、幫助少數民族創製改革文字、設計漢語手指字母、改進盲字、編序檢索、通信聯絡（如電報、旗語、燈語）等諸多領域。尤其是在信息化時代，漢語拼音在漢字輸入、中文資料庫排序檢索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極大促進了中文信息處理技術的發展，為網際網路的迅速普及奠定了重要基礎。「如今漢語拼音已經深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人們不可缺少的文化工具」（蘇培成 2018）。
為促進漢語拼音的規範使用和教學普及，國家就漢語拼音正詞法、中國人名地名漢語拼音字母拼寫法等制定發布一系列規範標準，探索多種拼音教學法，並於1982年起在小學語文教學中開展了「注音識字，提前讀寫」教改實驗。《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規定，「初等教育應當進行漢語拼音教學」。世紀之交，全國會漢語拼音的人口比例達到68.32%。
漢語拼音方案還是中文羅馬字母轉寫的國際標準，成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橋梁。1977年9月聯合國第三屆地名標準化會議通過《關於中國地名拼法的決議》；1979年6月聯合國秘書處發出《關於採用「漢語拼音」的通知》；1982年8月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布ISO 7098《文獻工作—— 中文羅馬字母拼寫法》，後於1991、2015年兩次進行修訂。《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明確，「《漢語拼音方案》是中國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獻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
語言文字信息化相關工作始於20世紀50年代，1956年自然語言的計算機處理就被列入中國科學工作的發展規劃，1968年研製成漢字電報解碼機，70年代中期提出「漢字信息處理系統」研究課題——「七四八」工程（馮志偉2019）。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讓古老的漢字進入計算機」，文改委在全國範圍內組織專家開展集中攻關，在短時間內先後成功解決了漢字在計算機中的輸入輸出和信息交換用編碼問題，發布了《信息交換用漢字編碼字符集·基本集》等重要標準。1986年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上，語言文字信息化被正式確立為語言文字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1997年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進一步明確其具體內容：制定面向中文信息處理的語言文字規範標準並加強執行情況的監督檢查，加強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建設為中文信息處理服務的基礎工程。
1986年以來，國家語委會同相關部門頒行一大批關於漢字輸入、漢字編碼字符集、漢字字形以及漢語詞處理、語音處理等的規範標準，開展現代漢語通用平衡語料庫、中華精品字庫等基礎工程建設，推動建成一系列基礎資料庫、語料庫、知識庫及相關信息聚合與檢索系統，打造語言資源綜合門戶「國家語委語言資源網」，發布漢字簡繁文本智能轉換系統、漢字全息應用系統，開通「全球中文學習平臺」，實施「語言文字信息化關鍵技術研究與應用工程」，制定《信息化條件下語言文字規範標準體系建設規劃》，取得豐碩成果。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語言文字信息化建設，成功解決了漢字編碼、輸入 / 輸出、編輯、排版等相關技術問題；制定了面向信息處理的漢語分詞規範；漢語詞語自動切分、命名實體識別、句法分析、詞義消歧、語義角色標註和篇章分析等自然語言處理的基礎問題得到全面研究和推進；機器翻譯、信息檢索、輿情監測、語音識別和語音合成等應用技術在眾多網際網路企業、國家特定領域和機構中得到實際應用（宗成慶2016）。
語言文字法治建設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促進語言文字工作制度化發展、走向現代治理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實新時期語言文字工作方針、加強社會語言文字應用管理、促進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的迫切需要。語言文字法治建設包括語言文字法律法規的制定、實施、宣傳、普及、遵守和監督等各個環節。我國的語言文字法治建設實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經歷了政策化、法律化等階段，以立法的不斷加強為突出特點（李俊宏 2017）。目前，我國已初步形成了「《憲法》相關規定為基本原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為專門法律，《民族區域自治法》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條例中有較為具體的規定，各地有實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地方性法規規章，民族自治地方多地有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單行條例」的語言文字法律法規體系，同時有一大批法律法規及規章包含關於語言文字問題的條款規定。
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是我國語言文字法治建設最重要的成果。該法具有劃時代的裡程碑意義。在國際上，它「標誌著我國成功邁入了世界為數不多的語言法治國家行列」（周慶生2019），凸顯了我國在語言政策領域的先進理念；在國內，它標誌著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工作開始走上法治軌道，為完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全面實施依法治國方略填補了重要空白。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在起草時曾將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和少數民族語言文字都納入規範對象，但是鑑於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複雜性和特殊性，考慮到許多法律已經做出規定，2000年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在制定語言文字法時重點考慮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不重點規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方面的問題（盧幹奇2003）。國家對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地位、語言平等、使用範圍等重要問題在相關法律中做出明確規定，「如果還有遺漏，可以進一步修訂完善，國家似乎不必制訂專門的少數民族語言法」，「國家確立語言平等政策和保護政策，確定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地位，具體使用由地方制訂法規，這是一種比較切實可行的立法構想」（蘇金智 2018）。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頒布後，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教育部、國家語委加強法治宣傳，開展執法調研，進一步明確「一個中心，四個重點領域，三項基本措施」的工作思路，以城市為中心，以學校、黨政機關、新聞媒體、公共服務行業為重點，通過「目標管理，量化評估」、普通話水平測試、推廣普通話宣傳周等措施，逐步建立依法管理監督的體制和機制，提高全社會語言文字規範化水平。根據「目標管理，量化評估」的工作思路，國家語委先後開展城市語言文字工作評估、語言文字規範化示範校創建、語言文字工作督導評估，推動將語言文字規範化要求納入全國文明城市測評體系和省級政府履行教育職責評價體系，不斷加大語言文字依法管理力度。為進一步完善語言文字法治依據，2008年以來國家語委先後就外文使用管理、信息技術產品語言文字使用管理等開展立法調研，推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修訂以及相關行政法規和規章的制定工作。
2007年頒布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十一五」規劃》提出「將語言作為一種國家資源加以保護和利用」，標誌著語言資源觀的全面確立和語言保護任務的正式提出。語言資源觀能夠緩解語言作為問題、語言作為權利等觀念帶來的衝突，有助於促進語言和諧。2008年起，國家語委在部分省區市試點建設「中國語言資源有聲資料庫」。2011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首次在中央全會文件中對語言文字工作提出要求——「大力推廣和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為語言保護進一步確立了政策依據。2015年，國家語委實施「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利用現代化技術手段，收集記錄漢語方言、少數民族語言和口頭語言文化的實態語料，到2019年底共調查1700多個語言點，覆蓋全國各省區市和港澳臺地區、123個語種和全部漢語方言，建成大規模、可持續增長的多媒體語言資源庫——「中國語言資源保護工程採錄展示平臺」，出版《中國語言文化典藏》《中國瀕危語言志》叢書等重大標誌性成果，成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語言資源調查和保護工程」（周慶生2019）。
語言保護包括對少數民族語言權利的保護（周慶生 2016，2019）。旨在保障少數民族語言權利的民族語文工作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是我國語言規劃的重要方面，如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調查、為少數民族創製或改進文字等。七十多年來，少數民族語言文字規範化標準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成立了全國術語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少數民族語特別分委員會推動相關語種術語規範，發布了系列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信息化規範標準，陸續推出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朝鮮文、彝文、壯文、柯爾克孜文和錫伯文等文字處理系統，開發一批民族文字操作應用系統、排版系統和辦公自動化系統，建成一系列少數民族語語料庫、文獻庫和翻譯詞典。同時，依法保障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在相關領域的應用，加強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翻譯、出版、教育、新聞、廣播、影視、古籍整理等工作，積極推進民族教育發展，科學穩妥推行雙語教育，建設雙語和諧鄉村（社區）、雙語學習特色村鎮、培養雙語人才隊伍、組建大學生雙語志願服務團、加強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公共服務，促進國家通用語和少數民族語雙語和諧。
語言服務指「利用語言（包括文字）、語言知識、語言技術及語言的所有衍生品來滿足語言生活的各種需要」（李宇明 2016b）。1986年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已經有了服務的意識」（李宇明2016b）；1997年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比較明確地提出了『語言服務』這個概念」（周慶生2019）。2012年《中長期規劃》首次明確提出語言服務的任務，內容包括加強社會語言生活監測和引導、做好語言文字社會諮詢服務工作。2016年《「十三五」規劃》進一步發展和提升，將「提高國家語言文字服務能力」列為五大任務之一，內容包括提高保障國家戰略和安全的語言文字服務能力、創新語言文字服務方式、服務特殊人群語言文字需求。語言服務早期主要作為引導語言生活、促進語言和諧的柔性規範手段，後來在學界相關研究的推動下逐步成為指導工作全局的發展理念，其內涵從「服務社會應用」拓展提升至「服務國家戰略」，反映了新時代語言文字事業的基本定位。
新世紀以來我國在語言服務方面開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主要包括：成立國家語言資源監測與研究中心，監測語言發展，記錄語言實態，服務社會應用；發布語言生活系列皮書，開展「漢語盤點」活動，加強語情和語言輿情監測研究，抓住重點、突破難點、引導熱點，以服務的理念和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引導社會語言意識；制定公共服務領域外文譯寫規範，實施《北京冬奧會語言服務行動計劃》，服務北京奧運會、上海世博會、北京冬奧會等重大國際性活動；制定《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語言規劃研究行動方案》，建設國家外語人才資源動態資料庫、國家語言志願者人才庫，提升國家外語能力，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建立京津冀語言文字工作協作機制，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開展自貿區語言政策、語言需求調研，服務自貿區建設；成立「國家語言服務與粵港澳大灣區語言研究中心」，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布《國家通用盲文方案》《國家通用手語常用詞表》，推廣國家通用手語和國家通用盲文，建設手語盲文資料庫、語料庫，研發手語盲文計算機處理技術，開展特殊人群普通話水平測試，加強信息無障礙建設，服務特殊人群語言文字需求；成立「戰疫語言服務團」，籌建「國家應急語言服務團」，加強應急語言服務。
語言文字事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明確定位於「文化建設」，構建和諧語言生活要求「語言規劃在繼續關注語言工具職能的同時，要更多關注語言的文化職能」（李宇明2013），服務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要求「充分發揮語言文字傳承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載體作用」[9]。2008年起，國家語委開始相關探索，開展了「中華經典誦讀活動」；2012年以來的《中長期規劃》和《「十三五」規劃》進一步將「弘揚傳播中華優秀文化」正式列為工作任務，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多處對語言文化建設提出要求。十多年來的相關工作內容，大致可以歸納為群眾性文化活動、重大語言文化工程、中文國際傳播、語言文字交流合作4個方面。
群眾性文化活動圍繞「中華經典」，主要包括中華經典誦寫講活動、中華經典資源庫建設、《中國漢字聽寫大會》《中國成語大會》《中國詩詞大會》等語言文化類品牌節目等，2018年起全面實施「中華經典誦讀工程」，2019年發布《中華通韻（試行）》。
重大語言文化工程主要包括2014年啟動的「中華思想文化術語傳播工程」和2017年啟動的「甲骨文研究與應用專項」等。2017年10月，甲骨文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為甲骨文發現120周年發賀信，孫春蘭副總理主持召開紀念甲骨文發現120周年座談會。
中文國際傳播最早可以上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對外國人的漢語教學，「而真正意義上漢語國際推廣的國家行為，始於1987年『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成立」（張文浩2013）。2005年世界漢語大會以來，以孔子學院建設為標誌，中文國際傳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2007年，國家語委提出要「在漢語國際傳播整體戰略中發揮積極作用」[10]。2012年的《中長期規劃》正式將其列為工作任務，提出要「加強國際漢語教育教師培訓、教材建設和教學研究，繼續推動漢語相關水平測試向海外拓展，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繼續發揮普通話、規範漢字和《漢語拼音方案》在國際漢語教育和海外華文教育中的主導作用」；要「促進中文成為有關國際組織的正式工作語言、國際會議的會議語言，提升中文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
語言文字交流合作主要包括：推動兩岸合作編纂中華語文工具書，共建「中華語文知識庫」，成立兩岸語言文字交流與合作協調小組，舉辦兩岸語言文字學術會議，組織兩岸大學生夏令營活動，促進海峽兩岸語言文字交流合作；累計對超過13萬人次的港澳居民開展普通話培訓和水平測試，組織內地大學生赴港澳開展誦讀展演與交流活動，促進內地與港澳地區的語言文字交流合作；主辦「世界語言大會」（2014）和「世界語言資源保護大會」（2018），舉辦中國北京國際語言文化博覽會，組織中德、中法、中俄等「語言年」活動，實施「語言文字國際高端專家來華交流項目」，對外譯介中國語言生活皮書，設立海外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促進語言文字國際交流合作。
這些工作，在全社會掀起「漢字熱」「漢語熱」「傳統文化熱」，在世界上就語言文字問題發出中國聲音，為提升國家軟實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做出積極貢獻。
新中國語言文字事業取得的成就，緣於黨和國家對語言文字事業的高度重視，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構成中國特色語言規劃的理論與實踐圖景。
七十多年來事業發展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既堅守「促進語言文字在國家建設和社會生活中更好發揮作用」的初心，又瞄準不同歷史時期國家建設發展、人民福祉提升的需求開拓進取。二者之間的關係，表現為對「語言在國家建設和社會生活中發揮什麼作用」的認識不斷走向全面、完整和深化，推動著語言政策思想的與時俱進。20世紀八九十年代提出的「語文現代化」思想強調「使中國人有一套簡便易學、省力、高效率的語言、文字工具」（王開揚2008）。新世紀初提出的「語言和諧」思想，意味著語言價值取向「從追求語言的純潔，到重視健康的語言生活；從把語言多樣性看作問題，到把它看作資源進行監測、開發和保護；從把語言看作純交際工具到認識到語言意識形態的存在，進而認識到語言對認同的建構功能」（郭熙2019）。2012年以來提出的「語言戰略」思想進一步強調「跳出語言看語言」，「既要關心語言自身、語言使用、語言態度，更要關心民族、國家乃至國際層面的宏觀語言問題，以及語言所觸及的複雜棘手的社會問題和意識形態問題，關心語言使用者及其生存環境和精神家園」（郭熙，祝曉宏2016）。
七十多年來的事業發展表明，只有「融入大局，順勢而為」，才能使語言規劃取得成功。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漢字簡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新中國、新政權、新制度、新思想、新社會、新人際關係背景下的順勢而為。世紀之交語文現代化取得的歷史性成就（如普通話普及率超過50%，13.47%的人口以普通話為母語母言），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市場經濟大潮中「人員流動加劇，普通話不脛而走」背景下的順勢而為。同時，「在現代化建設初期能夠預見到信息化的到來，而且能夠確定規範化標準化為語言文字工作的主要目標，為下一步工作奠定堅實基礎，是第二階段語言文字工作比較成功也是最具遠見之處」（陳章太，謝俊英2009）。進入新世紀，現代化還在路上，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接踵而至。語言規劃、語言政策、語言生活、語言規範、語言和諧、語言資源、語言保護、語言服務、語言經濟、語言產業、語言能力、語言文化、語言戰略、語言治理等研究的蓬勃開展，以及隨理論發展而展開的政策實踐，較全面地因應了「後現代主義」的挑戰。反之，「二簡字」推行、部分字形調整、被稱為「漢語四六級」的漢語能力測試等語言規劃措施的受阻甚至失敗，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對文字改革需求降低、網絡時代語言問題易成為輿情暴發點等形勢發展估計不足。
「融入大局，順勢而為」需要敏銳洞察需求、深入研判需求、主動對接需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事業內容的極大豐富，是在「強起來」大勢下對國家各項重大發展戰略中的語言需求的積極回應。另一方面，「圍繞中心看需求，融入大侷促發展」，也是在語文現代化取得歷史性成就、剛性需求（直接性需求）相對降低、柔性需求（間接性需求）不易察覺、語言規劃基礎性地位習焉不察的態勢下，語言文字事業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七十多年來的事業發展表明，堅持科學辯證的方法論，在深入研究、充分討論基礎上，統籌兼顧好語言文字領域的「主體與多樣」「規範與發展」「工具與文化」「傳統與現代」「現代與後現代」等各種複雜關係以及多元的社會語言意識和不同意見，才能行穩致遠。擱置關於拼音化問題的爭議，刪除《漢語拼音方案》名稱中的「文字」二字，決定採用羅馬字母作為漢語拼音字母，調整「四用語」推普目標，在《通用規範漢字表》名稱中增加「通用」二字，在政策文件中明確宣示「大力推廣和規範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及至「保護傳承方言文化」，無不是以既積極、又穩妥的態度，深入研究、充分討論，統籌兼顧了各方面需求和意見，已經或正在被實踐證明是科學正確、行之有效的，也推動著未來的政策創新和話語創新。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在一個擁有數千年文字史的人口大國成功實施了文字體系改革，文盲率大幅下降；基本解決了語言障礙問題，湧現了大量既會母語母方言、又掌握國家通用語言的雙語人；成功解決了漢字及多種少數民族文字進入計算機的問題，自然語言處理也取得重大突破，網民規模超過9億；國家語言資源得到全面保護、科學保護，中華語言文化得到有效傳承；語言文字治理全面納入法治軌道；中文正在走向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有孔子學院或孔子課堂，60多個國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除中國外，各國學習和使用中文的人數超過1億。這些成就，為促進國家統一、民族團結、教育普及、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科技騰飛、文化繁榮、國際地位提升，貢獻巨大。
展望未來，在語文現代化任務基本完成乃至全面完成的態勢下，「構建和諧語言生活」和「服務國家發展戰略」仍是語言文字事業的兩大主題。從國內到國際，「構建和諧語言生活」對促進語言文字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迫切要求。從各行業領域的「強國」建設戰略到大灣區、長三角、京津冀等區域聯動發展戰略，「服務國家發展戰略」必將使未來的事業發展繼續表現出強勁的延展性。
[1]《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綱要》指出，「語言文字工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標準與規範的制定和建立，二是標準與規範的實施和推廣。」
[2] 核心內容包括語言共同化、文體口語化、文字簡便化、注音字母化、語文電腦化、術語國際化。
[3] 參見：《中國語言生活狀況報告（2005）》「熱點篇」。
[4]《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第六條提出，國家「促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豐富和發展」。
[5] 後於1986年對個別字調整後重新發布。
[6] 數據來自2000年「全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下同。
[7] 2000年，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改名為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
[8] http://www.cnctst.cn/jggk/lsyg/201603/t20160302_327711.html。
[9] 見：《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2—2020年）》。
[10] 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十一五」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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