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年輕人，被「編制」困住

人總是被困住的。

白領被格子間困住，外賣騎手被系統困住，工人被流水線困住⋯⋯

那些畢業後回縣城工作的年輕人，大多被「編制」困住。

在那裡，「編制」成了一個複雜的符號，它象徵的不再僅是一份工作，還有父母終其半生的希望、社會地位和階層躍遷的假象以及未來可能美好的生活。但有些時候，對身在其中的年輕人來說，它更像是一個鳥籠，牢牢地將他們困在其中，從身體到精神，從開始到結束。

儘管他們中很多人知曉自己被困的現實，但就像是籠中鳥一樣，對飛出去後的人生，充滿恐慌。

「考」上的才叫工作

許佳覺得累，從畢業後開始考工作到現在工作都是。

2019年10月，她終於考上了帶「編制」的工作。於她而言，「終於」二字是必須加上的。因為這是她第八次考工作，但卻是第一次成功。

許佳現在在雲南一個邊境小縣城體制內工作，談不上理想和喜歡，但這份工作是父母期望和被周圍人認可的。為此，許佳付出了兩年多時間。

回想這段經歷，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堅持下來的，她輾轉過很多個難眠的夜晚，經歷過無數個否定、懷疑自己的瞬間。不過似乎很多事情有了結果後，過程的艱難時刻就沒那麼清晰了。

在許佳最初關於大學畢業後的規劃中，回家考「編制」是很靠後的選擇，排在最前的是繼續求學。但到了大三要開始選擇人生下一階段的路徑時，父母的意見湧來了，「家裡說我年紀太大了，先考工作吧」。許佳的父母一輩子做小生意，自覺那種生活又累又沒保障，所以最希望女兒能有個穩定有保障的工作。

許佳高三復讀了一年，這事她很少對人提起，「年紀大」這一點的確戳中了她，她也開始覺得如果再讀三年書，一切可能都太晚了。而且當時家裡經濟狀況有些拮据，妹妹又即將讀大學，需要錢。考慮到這些，許佳順應了父母的希望。

想好後，許佳一心撲到了考「編制」上。大三一結束，她就回家報了「國考」輔導班。學費很貴，但父母和她都咬牙交上了。本來她大四第一學期仍是有課的，但為了考工作，她請了長假。就這樣，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她進了考場。

努力學習的工藤沙耶加，圖片來自電影《墊底辣妹》

「多少分不記得了，反正是沒考上。」許佳告訴我，國考失利後，她很快投入了下一場考試，但依舊失敗了，這次敗在了面試。

接下來她碰到了一個覺得是為自己定製的機會，當地很多年不招她那個專業的菸草集團今年突然有指標了。列出的職位要求，完全符合她的條件。當時，考進菸草集團成了許佳最迫切的願望和目標，因為那是出了名的好單位。

筆試後，她順利進面，面試又失敗了。出結果後，許佳查了自己的總評成績，離錄用她只差了0.04分。在她有限的經歷中，從未聽說過這種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分差。

許佳覺得當初所有的希望，都變成了壓力的巨石，一塊塊砸在了身上。「我在床上躺了快一個星期都沒有振作回來。」她說，她對自己徹底失去了信心。「我已經這麼努力啦，從來沒有這麼努力過，都沒有成功，那我後面是不是都不會再成功了？」她問自己。

圖片來自《紀實72小時：年輕人的求職青春》

但她沒有停止考試。在深度懷疑自己和「萎靡」的狀態下，許佳還是參加了當年的省考和之後的事業單位考試。

悉數落榜。

求職的第一年就這樣過去了。應屆生，這個多少帶點優勢的身份也失去了。

在一次次的落榜後，父母總是幾天吃不下飯。儘管沒有直接的責怪，但總會喃喃地重複「怎麼每次都差一點點。到底哪裡出問題了？」許佳說，最難過的時候她能感受到父母的失望和無奈。

之後，許佳去媽媽做生意的城市緩了兩個月。感到狀態好轉後，她又報了輔導班開始準備第二次「國考」。一切又重新開始。那段日子，許佳的一天，除了短暫的吃飯和睡覺時間外，全被上培訓課、刷真題、背知識點填滿。

街上隨處可見的考公培訓廣告

但許佳依然敗考了，之後的省考也是，仍然差了一點。到這一步，父母已經有了「認命」的表現，開始跟她提接班的想法。她也去母親做小生意的地方「見習」了一個月。

但許佳是幸運的，她之後接到了國考補錄的通知。最後，離家3小時車程的一個邊境縣城政府單位錄用了她。

回想過去的兩年，「把它（編制）當成安身立命的基礎」是支撐她堅持下來的動力，許佳說。

在瑣碎中失去自我

「考」上工作的喜悅，沒在許佳的生活中持續太久。沒有周末、紀律森嚴、無意義的工作瑣事，使她感覺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她沒有想過諸如「存在」的意義這樣深刻的哲學命題，但她覺得工作後「存在」的意義似乎只是為了上班。那個被人們頻繁提及的「自我」好像丟失了。

這樣想的不止許佳。阿Q也覺得擠破頭進入體制內後，那個之前她玩樂隊時被高高舉起過的「自我」也不見了。她特意囑咐我將她稱作「阿Q」，因為她覺得自己現在就是自欺欺人，「陶醉在自己的世界，試圖自救」。

阿Q自己也沒想到，在學校裡玩搖滾樂隊的她，畢業後會跟大家一起擠著進到體制內。

阿Q目前在西南一個縣級市的中學當老師，跟許佳一樣，這份工作也是她奮力「考」來的。只是她沒有經歷七八次的「歷練」。「去上海做音樂、在商場打拼」是她曾設想並想要過的生活。音樂是出於熱愛，在商場打拼是因為她家是生意世家，幾代人都是做飾品買賣的。

但父母不願意，他們只覺得進入體制是一個女孩子最好的歸宿。「不想聽嘮叨」，阿Q選擇放棄理想生活的理由只有五個字，但她對工作現狀的吐槽字數是這個理由的十倍。

迷惘成為了青年人的常態，圖片來自日劇《龍櫻》

阿Q不討厭教師的工作。但是，「我真正能放在教書備課的時間精力不超百分之十」，阿Q說，她的時間大多花在了「太多亂七八糟的事情」。她按照平日需要操心的事情，把自己的身份稱為是「保姆、爹媽、宿管和填表員」。因為除了教師外，她還是高一的班主任。

她每天要花很多時間處理學生宿舍宿管反映上來的諸多瑣事。比如，衣服沒有按長短先後的順序整齊晾掛、鞋子沒有按拖鞋在右邊和鞋子從高到低的順序擺放、被子疊得不整齊且沒有露出八個面等。

此外，教室衛生每日三檢，檢查門框、窗戶框和黑板縫。教室和宿舍垃圾桶內不能有垃圾。學生不合格，班主任考核扣分。扣分意味著扣工資。

阿Q是個直爽的人，表達情緒時很直接，不高興就會說出來，有時帶髒字。但工作後，她覺得她失去了這種自由。不滿和負面情緒得藏著，開心跟和氣得裝著。她有次在朋友圈吐槽過連續開會的事情，文字中用了一些看似罵人但實際戲謔的網絡吐槽梗。然後她迎來了通報批評，因為有同事打了小報告，說她那些話映射校領導。

因為玩音樂，阿Q之前有自己的圈子。但現在因為工作，阿Q經常放他們的鴿子，她幾乎被踢出「群聊」。阿Q說，以前玩搖滾是為了追求本我的自由，「但是現在很難吧，更何況在體制內」。

葉雨也有著跟阿Q同樣的自我丟失感。她在重慶一個縣城做公務員，她原以為小縣城生活壓力小，生活會穩定且舒適。然而，回想工作這兩年，一點一點累積的壓力像一座山壓在心頭，她漸漸明白，「生活從來都是一地雞毛，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葉雨回家工作，也是不得已的選擇。大四第一學期，父親意外離世，徹底打亂了葉雨全部的人生規劃。她收起想去大城市打拼的心，一心回家頂上父親的位置。

圖片來自電影《江湖兒女》

葉雨不是個會主動討好的人，但剛畢業的她對工作充滿熱情，「雖然不太會說話，但想努力工作，給領導留個好印象」。可葉雨這種溫和的性格和認真的工作態度，給她帶來的不是什麼另眼相看，而是越來越多的工作。「單位所有的材料都推給我寫，加班成為家常便飯，堆積如山的文件，密密麻麻的工作便籤，沒完沒了的工作應酬，回家的時間從8點9點，慢慢變成11點12點。」葉雨說。

而家人和朋友認為，工作多是領導器重人的一種方式。所以，她得到來自家人和朋友最多的寬慰是「年輕人就要多幹一點」。有次她們連加了半個月的班趕一份試點方案，但看似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只有她們兩三個年輕人在做。最後，做到凌晨4點發過去的終稿在第二天睡醒時被打了回來，那一刻，葉雨沒忍住，崩潰了。

那段時間，母親還沒有從鎮裡搬來縣城。葉雨一個人住在他們一家人咬牙買下的二手房裡，完全沒有家的感覺。每次加完班回家已是深夜，迎接一身疲憊的是一屋子的冷清。「回到家孤零零的一個人，工作上的煩惱沒人訴說，很多時候只能捂著被子哭。就是這樣，我對未來的美好期待，一點點被磨光。」葉雨說。

積蓄、婚姻和未來

在很多一線城市的故事裡，小縣城是逃離北上廣的人的退路，因為那裡消費低、生活節奏慢還能存下錢。

但葉雨並不這麼認為。

「工作兩年來，我並沒有什麼積蓄。」葉雨說，到手4000多元的工資，一月下來根本存不下多少。我們印象中，縣城是物價低廉的象徵，但葉雨所在的縣城，一份外賣平均20元，其中配送費5元。這已經跟一些大城市沒有太大的區別。跟朋友同事聚餐，每次也多是六七十元。而且葉雨家所在的縣城，宵夜氛圍濃厚，凌晨一兩點的大排檔仍然是人頭攢動。一頓宵夜下來一般不少於200元，這種邀約一周不少於三四次，一次兩次可以拒絕，多了也難為情。

賈樟柯電影裡的小鎮街景

但最讓她們難以接受的是當地的房價。葉雨自己也不知道，一個十八線的縣城，房價憑什麼能漲到均價8000元的地步。看著年年上漲的房價和基本不漲的工資，葉雨覺得對這個雖然居住但並不太熟悉的縣城，又少了一份歸屬感。

阿Q也覺得自己所在的縣級市房價太高。她每個月到手工資3000多元，但房價也已到了8000元的均價。葉雨說自己每個月最多存下1000多元，但阿Q有時還處於負債狀態。她愛「玩」，看音樂演出、喝酒、旅行、買買買是她放鬆的方式。或許別人覺得這是亂花錢，但阿Q認為這是她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這讓她開心。

以前她靠自己做點微商生意，但成為教師後，「沒時間」已經宣告了以前那種生活方式的「死刑」。而這似乎又在問她那個被很多人問過的問題—「為什麼要選擇進入體制內呢？」無法回答。

離家近，催婚也催得緊。這不止來自父母，還有身邊幾乎所有的人。葉雨把這描述為：「在小縣城，處處充滿了對單身女孩子的惡意。」

剛工作，就有同事競相給葉雨介紹對象，並反覆給她「洗腦」女孩的黃金年齡是25歲，過了這個年紀就不好找了。「尤其在體制內，優秀的單身女孩越來越多，優秀的男生卻是越來越少。」她單位有個28歲的同事工作了5年還沒有談戀愛，每天都為感情焦慮，擔心自己結不了婚。

馬永清雖然跟女朋友談了很久的戀愛，但他也像葉雨的同事一樣擔心結不了婚。他畢業後考進了家鄉縣級市的一所醫院做行政工作，算是實現了家人和自己的願望。但持續了好幾年且一心想走向婚姻的戀情因為工作出現了變故。馬永清女朋友與他同鄉同校，但畢業後沒有像馬永清一樣順利考上有編制的工作，問題就出在這裡。因為這個，馬永清家裡開始覺得這份感情不匹配了。

在西北少數民族地區的傳統裡，到了馬永清這個年紀，早已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家人希望他趕緊再開始新的感情並儘快結婚。他也有些搖擺，也在意對方是否有個穩定的工作。他無法確定女朋友何時能考上工作或能不能考上工作，也無法確定他自己是否還等得起。現在，這份感情讓他有些痛苦。

在縣城，有編制的工作的確是最好的「歸宿」。這一點，許佳、阿Q和葉雨她們也承認。但生活本身就像是座圍城，別人在羨慕自己進入體制內的時候，自己卻又想像著城外的生活。而這也讓許佳她們對未來既愛又懼。愛「所有人」公認的體制內工作能帶來的幾十年後的安穩和舒適，又懼這份工作當下的瑣碎和壓抑。

人們公認體制內的工作能帶來安穩和舒適

許佳沒有想太多以後的種種，只想做好當下分內的事情。阿Q依然懷念以往的自由生活，但她知道現在的自己不可能說走就走。她現在是高一的班主任，不管以後打算去哪裡，「最起碼也要把這一屆帶出去」。馬永清覺得現在的生活像一團亂麻，沒有力氣想未來。就算感情的問題解決，緊接著的就是最讓人恐懼的買房問題。這兩者相比，他更願意慢點解開感情的亂麻，就像是鴕鳥把頭埋到沙子裡。

葉雨有過離開的想法，但也只是離開工作單位而非體制。

「有時候走在路上，看著灰暗的天空，憤怒，焦慮，憂鬱，沮喪，頹廢，種種情緒不可避免，我經常會想，離開這裡會不會好過一點？今年9月，我試著考了一下市裡的遴選考試，沒有進面。明年，我還想試試，想看看離開這裡，我的選擇會更多嗎？我的空間會更大嗎？我的呼吸會更自由暢快嗎？」葉雨問道。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皆為化名）

作者 | 何國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