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兒減少、老齡化、人口負增長……日韓有「煩惱」→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日本經濟社會生活，一些人推遲了婚姻，還有一些年輕夫妻因擔心院內感染或醫療能力不足而避免懷孕，造成新生兒減少，導致日本人口進一步下降。
韓國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韓國新生兒共計27.5815萬名，死亡共計30.7764萬人。這是韓國近年來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
新生兒減少、老齡化、人口負增長等現象讓日韓倍感壓力，也逐漸成為一些國家普遍關注的問題。
人口減少長期困擾日本
有測算顯示，2020年日本新出生人口低於85萬人；《日本經濟新聞》推測，2021年新出生人口可能跌至70萬人，如果這一推測兌現，日本的少子化進程將比官方預測提前10年。其實，疫情發生之前，日本已面臨嚴重的少子老齡化問題。
統計顯示，2019年，日本新出生人口首次跌破90萬，僅為86.4萬人；綜合出生率為1.36(出生率是日本女性生育指標，顯示一位女性在一生所生孩子的人數)，創2007年以來最低水平；新出生人口比上一年減少5.4萬人。日本多個村鎮甚至全年沒有一名新生兒。同時，2019年日本死亡人數達137.6萬人，這意味著當年全國人口減少51.2萬人，首次減員超50萬人，連續11年人口下降。
1月8日，在日本東京都品川區，幼兒園老師帶著孩子們在街心公園玩耍。經濟日報記者蘇海河攝
人口減少不僅使日本經濟社會發展動力不足，也對其醫療養老等社保制度帶來嚴重影響。日本津田塾大學教授森天朗指出，由於人口減少速度大大超過生產力增速，日本經濟規模難以維持，因此提高生育率、增加人口已經成為日本全社會的重要課題。
日本在上世紀40年代後期和70年代中期出現過兩次生育高峰，每年出生人口分別達到260萬人和200萬人左右。但之後，新出生人口逐年下降。預計到本世紀末，日本人口將不足6000萬。
在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多種多樣。其中年輕人工作壓力大、加班時間長、結婚率低、晚婚晚育是主要原因。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2019年，日本婚姻登記數為58.3萬組，創歷史新低；近年來晚婚趨勢明顯，男性平均結婚年齡為31.1歲，女性為29.4歲；晚婚導致生育年齡增高，增加了不孕症風險。
同時，日本社會中婦女因生育而辭去工作的現象較多。一些有生育能力的家庭，因經濟條件限制放棄了生育第2胎、第3胎的計劃。雖然一些婦女在孩子入託後重新工作，但多為臨時工、派遣工等非正式崗位，如何為育兒婦女保留正式工作崗位，仍是日本社會的重要課題。
日本東京街頭。新華社記者杜瀟逸攝
解決少子老齡化問題，提升人口生育率是唯一方法。去年12月14日，日本內閣通過《全家庭型社會保障報告》，提出「新育兒放心計劃」，推動社保重點從老年人醫療、養老向減輕年輕人負擔、促進生育方向轉變。
為提供更高水平的生育醫療服務，日本政府推出多種舉措：
一是從2022年4月開始將不孕症治療納入醫保範圍；
二是積極解決嬰幼兒入託難問題；
三是更加合理有效利用兒童補貼；
四是促進男性職員利用育兒假照顧家庭；
五是擴大上述政策措施覆蓋範圍，使正式結婚登記的夫婦和事實婚姻的伴侶均能享受到此政策的實惠。為此，日本政府將在今年1月中旬開幕的國會上提交相關法律修正案，以法律形式督促上述措施落實。
著名經濟學家、日本綜合研究所理事長翁百合說，解決少子化問題沒有「萬能藥」，任何措施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實施更加靈活有效的落實措施，並動員全社會力量綜合施策，方可見效。
韓國人口負增長或長期化
晚婚晚育、只結婚不生育早已成為韓國社會普遍現象，甚至不婚也成了一種新「潮流」。韓國將單獨生活的未婚人群稱為「一人家庭」。據統計，韓國一人家庭數佔總家庭數的39.2%。如果加上未生育的家庭，佔比更是達到了62.6%。當大部分人都選擇不結婚或結婚不生育，人口負增長自然成為必然。
專家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壓力太大。
在首爾的社區遊樂場裡，兩名兒童正在玩蹺蹺板。經濟日報記者白雲飛攝
從宏觀層面上看，20多年間，韓國經濟先後受到亞洲金融海嘯、美國次貸危機等多次重創，貿易保護主義和新冠肺炎疫情更令其雪上加霜。國家經濟發展乏力直接體現在老百姓的「飯碗」上。比如，很多韓國企業的終身聘用制被打破，就業問題持續惡化，還衍生出了龐大的臨時工群體等。
雖然韓國也在著力改善就業問題，但側重點更偏向於弱勢群體。其結果是，65歲以上老年人的就業崗位大幅增加，但勞動人口就業狀況仍不盡如人意。
青年群體的問題則更為突出。截至去年11月，韓國青年失業率高達8.1%。即便是有工作的青年也大多忙於生計，積累第一桶金非常不易，結婚生育計劃隨之延遲，意願也難免降低。
在賺錢難的同時，韓國房價卻連年飆升，這可愁壞了年輕人。以首爾為例，首爾房價已經連續幾年大幅走高，其中僅2020年就上漲了20%。
買房難，租房也不易。韓國租房方式有些特別，比較流行的有兩種。
一種是租期內不交租金，只抵押保證金給房東，租期結束後保證金全額退還。保證金金額巨大，在首爾，保證金通常為房價的一半左右。
另一種是交相對較少的保證金，同時每個月再交一定租金。
在房價飆升的背景下，年輕人不得不在結婚生育等方面「精打細算」，將更多精力、財力放在住房問題上。
韓國首爾明洞街頭。新華社記者王婧嬙攝
從微觀層面來看，韓國年輕人結婚、生育的意願總體走低。相比於老一輩，韓國年輕一代的自我意識更強，對個人生活品質的要求也更高。年輕人對娛樂休閒、運動健身、著裝、美容等方面的消費需求不斷增長，且對品質和品牌也有一定要求，所以想達到自己相對滿意的生活水平，日常花銷不少。
總體來看，在高物價、高房價、就業問題凸顯的情況下，韓國個人消費不減反增。尤其是年輕人，正普遍過著「節源開流」的生活。雖然，很多人已經對這一消費理念有所反思，但受制於社會大環境，大部分年輕人無意也無力主動改變。正如很多人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所言：「連養活自己都困難，如何去結婚生子？」
另外，孩子誰來帶的問題也影響了生育意願。在韓國，母親辭職帶孩子是普遍現象。但隨著時代進步，願意當家庭主婦的年輕女性正在減少。而且，韓國超六成老年人都在打工自籌養老費，幫忙照顧第三代的能力有限。如果請育兒嫂，則又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基於以上理由，韓國人口負增長的趨勢恐將長期化，其對韓國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也將在未來逐步顯現。韓國《中央日報》報導稱，勞動人口減少將導致韓國潛在經濟增長率降低。有研究報告指出，韓國生產能力會在2020年至2023年以每年0.7%的速度降低，2024年以後將以每年1%的速度降低。
此外，老齡化加劇將導致社會負擔加重。未來，隨著勞動人口減少和老年人壽命延長，需贍養的老年人的比重將大幅增加。預計每100個勞動人口需贍養的65歲以上老年人人數將於2030年、2035年、2040年分別增長至55人、66人、80人。
記者/駐東京記者蘇海河 駐首爾記者白雲飛
【來源：經濟日報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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