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才是真正的詩人和戲劇家，任何一個作家都別想超越她。——茨威格
2020年，大量黑天鵝事件，集中爆發，坊間一度笑談：「2020年，什麼也沒幹，只見證歷史了」。
然而，這並非網友的戲謔，許多學者甚至開始討論，是否應以2020為界，將人類的紀元重新定義為新冠前(Before Corona)，和新冠後(After Corona)。
2020年，是21世紀前20年的最後一年。過去20年，物質充裕與精神空虛、經濟繁榮與貧富懸殊、技術進步與社會重構，大國崛起與文明隕落，種種交織在一起的因素，讓這20年的歷史像被按了加速鍵，在疫情的衝擊下炸裂開來。
21世紀前20年，是一個充滿無限希望，但又矛盾重重的時代。如果我們把過去的2020年，放入21世紀前20年之中進行考察，也許會驚訝地發現，正在發生的一切，其實早已註定。
20多年前，凱文·凱利曾這樣預言全新的世紀：「所有的火焰都將熄滅，所有變異都趨於平淡，所有結構都將自行消亡，所有的秩序都將歸於混沌，所有的控制最終都將失控。」
今天看來，凱文·凱利成功預言了一切的失控，但他所沒有看到的是：有失控必然有控制，過去的20年，一邊失控，一邊控制。甚至可以說：所有的失控，都重回控制。
2001年，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加入WTO。不久，歐元正式成為歐盟的合法貨幣，至此，經濟的全球化，駛入了快車道。因此，2005年，對全球化充滿了美好想像的學者託馬斯·弗裡德曼滿懷憧憬的預言道：「世界正被抹平。」然而近20年後，人們發現，世界並不是平的，地球依然是圓的，上面住著兩百多個國家，所有國家都有國界線，許多國家並不願看到世界「被抹平」。「試圖抹平一切」與「頑強地抵抗被抹平」，這一衝突的根源，是經濟與政治遵循著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運行邏輯。當情境相合時，二者相向而行，當情境相悖時，失控也就成了必然。
2007年，哈佛大學經濟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學石裡克教授共同創造了一個新詞——「中美國」（Chimerica）。
弗格森筆下的「中美國」，極大地促進了全世界的經濟繁榮。以IT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日新月異，國際貿易空前繁榮，全球資本自由流動。
這就是最大消費國（美國）和最大儲蓄國（中國），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邏輯下給人類帶來的巨大進步。
當政治家與企業家共同遵循市場的邏輯行事，他們所編織的新世界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消除國界、互利共贏的共同體。
因此，當全球化促進合作共贏時，全世界最優秀的企業家、政治家無不擁抱全球化，為全球化鼓與呼。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是過去20年的黑天鵝事件之一，也拉開了民族國家本位的政治大幕。近兩年，全球化曾經的主導者美國也要求退出WTO。
在政治的阻擊下，一股強大的「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經濟的邏輯與政治的邏輯，在這一節點上正式分道揚鑣。
美國思想家、《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作者託馬斯·索維爾說：「經濟學的第一課是稀缺，而政治學的第一課則是無視經濟學的第一課。」反之亦然。可見，經濟邏輯與政治邏輯的根本衝突在於：
經濟無國界，但政治有國界；經濟趨向失控，政治的天性是控制。打破現有的平衡，進行破壞性創新是企業家的天職；但是，政治的首要問題是維繫穩定與平衡。卓越的企業家，考慮問題以世界為單位，像馬斯克那樣的企業家甚至以宇宙為單位考慮問題，而政治家考慮問題則必須以國家為單位，奉行本國利益優先。
因此，當政治全球化止步不前，經濟全球化在狂飆突進後的突然失控——大國之間的貿易戰也就成了必然。
近些年來，雖然後發國家紛紛要求改造國際政治秩序，發達國家也強調舊秩序已經不能滿足新時代的需要，推出多個新版的全球化構想。但是，不僅兩個陣營的具體主張大相逕庭，即便在兩個陣營內部，意見也遠未統一。
正如俄國作家克雷洛夫的一則寓言：天鵝、梭子魚和蝦一起拉車，天鵝朝天上拉車，梭子魚朝水裡拉車，蝦想朝後面拉車。這輛車最後又將開往何方呢？
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最終哪個版本成為現實，經濟權力與政治秩序之間的張力與矛盾，仍將貫穿接下來的幾十年。
技術迭代，是人類文明演化的底層動力之一。如果說20世紀，工業重塑了一切，那麼21世紀，網際網路正在顛覆一切。
網際網路讓傳統的一切徹底失控了，當網際網路將信息的時空界限徹底洞穿，我們原本熟悉的那些堅固的邊界，也瞬間消失了。
在保守主義思想的敘事中，人人（因上帝）造而平等；歐陸啟蒙運動則認為人人生而平等。當技術打破人類生活的一切邊界，就像「上帝」一樣，賦予每個事實上並不平等的人，以平等的權利。
過去20年，以網際網路為代表的新技術，實際上正在重塑世界——從商業到政治，從生活到職業。一個人能獲得什麼商品，接觸什麼媒體，如何與世界連結，如何理解這個世界，幾乎全都依賴新技術，依賴於算法與大數據。
在這個意義上即使是弱勢階層或邊緣群體，也能在網際網路中與他人一樣接觸到幾乎完全平等的信息。
然而，技術給人類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接管了整個世界——在數位化生存的時代，誰控制著大數據，誰就控制了世界——因為數據成了新的「獨裁者」。
技術可以重構社會結構。馬克思說工業革命帶來了無產階級。那麼未來，網際網路技術革命也會帶來一個龐大的新階層——無用階層。
人類日常交流、生產、購買等等一切行為的本質，其實都是一種信息傳遞。在資訊時代，對於接受與執行信息來說，人工智慧比人的效率更高，換句話說，他們比人更適合工作。
農業時代，95%的人生產，5%的人消費，與之對應的是貴族與平民之分的等級秩序。
工業時代，95%的人生產，95%的人消費，與之對應的是民主時代的平等秩序。
如今，人類即將進入到5%的人生產，95%的人消費的資訊時代，很多人將淪為只提供數據的「數據人」。
因此，技術走向「失控」的結果，就是「大數據」的獨裁——
美國思想家羅素·柯克在《保守主義的精神》一書中寫道：「一個國家裡，如果一個人或一小群人能夠不加控制地主宰其他同胞的意志，那麼不論這個國家被稱為君主制還是民主制，它在實質上就是獨裁。」
過去，專制對人類的控制，是顯而易見的；而未來，新技術對人類的控制卻悄無聲息。因為，算法不單能通過信息的推薦影響人的決策，更能通過控制信息管道，營造出每個決策來自人「自由意志」的假象。
在技術和算法面前，所有人都「自願」地奔向大數據獨裁的「美麗新世界」。網際網路技術帶來的失控，正在回到新的控制——大數據的獨裁。
如果說全球化的邏輯是世界是平的，那麼將世界抹平的，正是這些控制新技術的巨頭公司——過去20年，世界前20名的公司，越來越集中在網際網路領域：谷歌、亞馬遜、蘋果、微軟、facebook，中國的阿里、騰訊、字節跳動、美團，等等。隨著網際網路承受的信息越來越多，這些網際網路巨頭也在以指數化的速度，成為巨富的「生產商」。
2004年8月19日，谷歌上市當天的市值就達到230億美元，在此之前，通用電力耗費了幾代人的時間才使市值達到27億美元，而谷歌，只用了1分鐘。
2020年，蘋果市值高達2萬億美元，已超過了俄羅斯的年GDP總額；現金儲備，相當於14億中國人一個月收入的總和。一個段子生動地描述了信息技術對傳統行業的降維打擊：一部蘋果手機就可以同時打敗電視、廣播、報紙、雜誌、手機、照相機等等行業.
網際網路巨頭不僅自身成為沒有國界的新羅馬帝國，也在批量製造著超級巨富。如果前不久的螞蟻金服上市成功，據說CEO彭蕾的身價，將在一夜之間達到2077億。
沒有網際網路技術顛覆不了的邊界，沒有網際網路創造不了的財富神話。一切都在等待被網際網路重新顛覆。網際網路巨頭獲得了幾乎可以和政府比肩的權力，它們控制的社會資源，甚至比許多中小國家都強大。
世界上有三種權力，除了傳統的政治權力，知識、財富也是重要的權力來源。網際網路巨頭公司的誕生，必然對原有權力結構造成巨大衝擊，必然會引發新舊權力的博弈。
2000年，一種全新的大眾媒體——「博客」開始流行，新媒介的產生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他們說，大眾聽，人們對思想、文化的嚮往和尊崇，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成了孕育意見領袖的沃土。20年後的今天，那些真正鐵肩擔道義的知識分子，在進行非專業領域的評論時，也紛紛遭到大眾對其判斷力的嚴重質疑。
更流行的說法是，知識分子「翻車」了。換句話說，知識分子失控了。
工業時代，一邊是大眾教育的普及，一邊是發聲的渠道被電視、報紙等傳統渠道壟斷。移動網際網路的技術賦權，首當其衝的是打破了信息渠道的壟斷，過去20年，人類進入社交媒體時代。既然人人都可以發聲，有幾個人還願意聽知識分子高高在上的訓導？知識分子的話語權被稀釋、攤薄。
問題隨之而來。社交媒體時代的典型特徵就是，每個人都試圖控制發言的管道。但無論什麼年代，最容易引發關注的，無外乎兩種內容：少之又少的真知灼見和危言聳聽、譁眾取寵的低劣信息。如果前者稀缺，後者一定失控。
於是，轉發最多，傳播最廣的，一定是情緒強烈、言辭激烈的，正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內容。以至於許多知識分子理性、深邃的言論，往往沒有市場。
結果是，人們不再關心事實和邏輯，只關心立場和情緒，真相爛尾，共識夢碎，輿論場不再有凝結核。
現代世界主要是由兩場思想革命塑造的：一是宗教改革；二是啟蒙運動。兩場運動的方向不同，導致的結果也存在巨大差異。
許多知識分子獲得了此前由神父、牧師掌握的話語權。他們扮演起先知的角色，先是「接管」了此前由教會主導的大學，此後隨著大眾傳媒的興起，又主導了傳媒。雙管齊下，他們成了不證自明的社會的「良心」和「燈塔」。
《知識分子與社會》一書作者託馬斯·索維爾說：「知識分子實際上掌握著巨大的權力，這是一種最隱秘的權力，那就是思想標準的制定權，而且他們還能享有一種特權，那就是不必為思想的後果負責」。
結果，在20世紀，很多聲名顯赫的知識分子為社會病症所開出的「藥方」，通常被認為是巨大社會性災難的根源。
《知識分子與社會》作者託馬斯·索維爾
陽光底下無新事，20世紀的歷史，更是21世紀的現實。
當知識分子不負責任的言論與21世紀的大眾媒體相遇時，喧囂的時代就來臨了，知識分子的話語被任意解構，曾經高高在上的「社會良心」、「人生導師」，轉眼間就被扣上無數數不清的大帽子。
眾聲喧譁等同於眾聲淹沒，輿論越多元，人心越荒蕪，精神越蒼白。
2020年對中國的思想市場來說，是撕裂的一年：圍繞疫情、美國大選等公共事件的大辯論 ——知識分子群體不是因思想相左而割袍斷義，就是到了形象坍塌的地步。
在這樣的背景下，索維爾的《知識分子與社會》被再度熱議，或許是應有之義。
人們常說，一個人有什麼樣的思想，就有什麼樣的命運，一個國家，有什麼樣的思想，就會有什麼樣的未來。
這其實有一個隱含的前提假設，那就是一個國家對於接受什麼樣的思想，有大致的共識，然而，在這個話語權走向失控，再也難以凝聚的時代，知識分子又將扮演一種什麼樣的角色？或許，我們還需要重讀這本《知識分子與社會》。一場是發端於2002年的非典型肺炎，一場是2020年的新冠病毒。這兩次瘟疫的共同點是，人類迄今還沒有找到發病原因和特效藥；不同在於，後一場瘟疫讓大半個世界徹底失控了，持續的時間和對人類造成的傷害幾乎空前。據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12月30日，全球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達82314931例，換句話說，已經有全球總人口1%以上的人，感染了新冠肺炎。過去的20年，是人類理性飛速發展的20年，人類利用科學一度戰勝了饑荒、瘟疫以及各種自然災害。理性的狂飆突進，讓人類信仰的對象從宗教變成了科學，「科學主義」大行其道，似乎只要掌握了科學，就能掌控一切。
然而過去20年的尾聲之際，上帝好像以一雙無形之手為理性的高漲猛進踩了剎車——人在瘟疫面前無能為力，這讓所有人意識到，科學本身的局限，和人類理性僭越的後果。
一方面，疫苗的研發顯然只能落後於疫情的爆發；另一方面，隨著疫苗應用的種種不良反應，沒有證據表明人類一定能研發出對所有人都有效的疫苗。
在基因工程等尖端技術面前，人類可以編輯基因，可以設計自身。然而，突如其來的疫情，讓無所不能的人類，變得無所適從。如果說2020年的新冠疫情有什麼副產品，那一定是由疫情引發的關於自由與秩序，以及應對公共事件的兩種不同治理模式的反思。
「不佩戴口罩是我們的自由」「封城是不人道的」.自疫情爆發以來，西方世界的種種新聞，一次又一次地令中國人大跌眼鏡。
關於自由與秩序，以及社會治理模式，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敘事邏輯：
一種是集體主義式的：秩序高於自由，公共利益大於個人自由，與之對應的是能夠集中一切力量，調配所有資源的舉國體制。
另一種是個人主義式的，自由高於秩序，反對抽象的、空洞的公共利益，與之對應的，是站在舉國體制對立面的自發秩序與自治模式。
兩種價值觀、兩種模式究竟孰優孰劣？過去20年的歷史，恐怕還沒有定論。但至少可以討論的是：社會治理的對象，必須區分為常態與非常態。像新冠疫情預測、預防、治療之難，影響之壞的公共事件，顯然屬於非常態。
正如美國思想家羅素·柯克在《保守主義的精神》一書中寫道：「一個公正的政府在權威的訴求和自由的訴求之間，始終維持著一種健康的張力。」
因此，比回答兩種價值觀、兩種模式孰優孰劣更重要的是，當我們討論這個問題時，先要確定討論的對象，到底是常態事件還是非常態事件，否則，又是另一個版本的雞同鴨講。
20世紀的最後10年，柏林圍牆轟然倒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接踵而至。當時的西方文明，幾乎一枝獨秀，美國更是成為一超獨霸的超級大國，甚至被譽為人類文明的燈塔，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組織可與之相提並論。當時的世界秩序甚至一度被稱為「美利堅治下的和平」。
因此，政治學者福山大膽預言：「隨著冷戰意識形態的終結，以美國制度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將使歷史走向終結」。
然而，21世紀前20年過去了，歷史非但沒有終結，反而出乎意料地走向了失控，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似乎敲響了西方文明衰落的喪鐘。
2001年9月11日，兩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機撞向紐約世貿中心。
2015年1月7日，法國《查理周刊》總部遭恐怖分子襲擊，12人死亡。
2020年10月16日，巴黎郊外，47歲的歷史教師薩米埃爾·帕蒂，因為向學生展示與宗教有關的漫畫，被當眾斬首。
這一系列事件，被解讀為西方世界同伊斯蘭世界「文明的衝突」，而衝突的源頭則是西方世界自毀根基的移民政策——恐怖活動都是西方國家內部受過良好西式教育的移民，精心策劃實施。
正如亨廷頓在上世紀末所預言：「當人種和民族單一的國家不復存在，內部多元主義文化造成的價值混亂，將使塑造西方文明的文化根基遭受嚴重侵蝕。」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這場違約風暴迅速席捲整個世界，升級為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
2008年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倒閉，危機徹底失控
這場堪比1929經濟大蕭條的金融危機，讓無數美國人無家可歸，一夜之間陷入赤貧，同時也讓全世界掉入了深不可測的泥潭。然而，危機的始作俑者者——華爾街的金融大佬們，非但沒有鋃鐺入獄，反而大開香檳，因為他們拿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額獎金。
當華爾街沉迷於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試圖不加節制地賺快錢時，金融的崩潰也就成了必然。正如沃頓商學院前院長拉塞爾·帕爾默所說：貪婪才是引發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
其實，金融寡頭貪婪背後的根源在於，他們不斷背離美國「創造、節儉、奉獻」的保守主義精神，利用美元「國際結算貨幣」的地位，利用金融優勢賺快錢，而這種賺錢模式成為主流後，一定會產生毒癮般的依賴，使經濟的根基徹底潰爛。
結果，資本最高階段的金融寡頭，侵蝕了資本主義的根基。過去20年，美國的製造業快速空心化，好的傳統企業也越來越少，連美國工業皇冠上的明珠——波音，也瀕於破產。
▎沒有力量的理想，是空想；沒有理想的力量，將蛻化為暴力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人博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一書中說：「堅船利炮的力量其實並不取決於科技，而是與製造出它的手之間具有內在關係，那就是它的價值觀。」
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能夠主導世界的大國，不僅需要經濟、技術、軍事等硬實力，更需要向全世界輸出一套理想——一套能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的價值體系，和可以不斷拓展的秩序。
對大國而言，力量與理想是互為倚靠的兩個要素，沒有力量作為支撐，理想只能是空想，沒有理想作為引導，力量將會蛻化為暴力。
換句話說，沒有實力，根本不可能主導世界，但僅有實力，如果提供不了能被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和秩序，那麼，就不會有國家自願加入這一秩序。相反，強大的硬實力，還會成為讓世界恐懼的東西。
實力與理想，最終會外化為一套完整的制度，制度不僅成為主導大國的品牌，更成為全世界後發國家膜拜的精神圖騰。例如，20世紀90年代後，西方文明的絕對優勢，使其成為幾乎一切標準的制定者，任何非西方國家，都在自覺或不自覺的向西方學習。
然而，制度只是表象，文化與信仰才是根基，經濟全球化、政治多元主義的大背景下，當不同信仰的移民潮水般湧入，當貪婪的金融寡頭腐蝕了西方文明的根基時，西方的衰落再也無法避免。
2020年下半年讓世界大跌眼鏡，至今尚未塵埃落定的美國大選，更是敲響了西方文明衰落的喪鐘。因此，有人說，2020年之後的世界秩序，已經進入到了新的戰國時代。
不過，當我們放寬歷史的視野，縱觀整個西方文明史，不難發現，不同於東方「超穩定-超震蕩」的歷史循環，西方文明的典型特徵是「文明的接力長跑」。從古希臘到古羅馬，再到近代以來的西方文明，每次都是浴火重生後的鳳凰涅槃。那麼，此次衰落，到底是衰亡，還是又一場浴火重生的開始？答案只有上帝知道。
20年，在歷史長河中幾乎可以略過不計。但是，21世紀剛過去的20年，不同文明的崛起與衰落、經濟的繁榮與價值的墮落、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從一路破壁到牆體林立……歷史沒有終結於普適價值，相反，歷史走到了重估一切價值、重塑新秩序的十字路口。
回望過去20年，要麼被紛繁複雜的表象迷惑，要麼洞悉歷史深處的核心衝突。本文是先知書店編輯團隊反覆閱讀文中多次提到的《保守主義的精神》《知識分子與社會》《1840年以來的中國》等作品後，對過去20年的總結與思考。因此，我們也將這三本書推薦給對本文話題感興趣的朋友。
除了「失控VS控制」的衝突，過去20年至少清晰的告訴我們：
1. 歷史的發展，並非是線性的、進步的，相反，經常是無序的、混沌的、湧現的，甚至是可逆的、倒退的——過去20年至少如此。因此，洞悉複雜世界的本質，需要更有解釋力的思想武器和認識工具。
2. 人類理性一次次高歌猛進，又一次次自我毀滅；上帝能做到的（人因造而平等），技術進步看似也做到了，但技術很快摧毀了一切價值與意義。「信仰之下的理性」—這一保守主義的精神，在保守主義節節敗退的今天反而彰顯其價值。
3. 2020年，甚至過去20年的價值撕裂，很大程度上是由時空錯位導致的價值混亂所造成——如果以現代文明為錨點，尚停留在前現代的國家，應該往前走，已步入後現代的國家，則應回歸其保守主義的價值錨點。
然而，很多知識分子卻無視這種時空錯位，將不同性質的問題混為一談，結果讓社會的普遍認知，封存於前現代的記憶之中。
從1840年——中國被裹挾到全球化的第一個庚子年開始，「從世界看中國」盛行百年；過去的20年，中國從入世到崛起，讓「從中國看世界」成為主流。然而，正如王人博老師在《1840年以來的中國》一書中所說：對一部複雜中國現代史來說，使用任何一個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都不合適（P71）。那麼，從2021年始，我們能否告別這種二元思維，站在智者的肩上，學會「從世界看世界」？
為此，依依再次推薦「洞悉21世紀前20年核心衝突」書單：《保守主義精神》《知識分子與社會》《1840年以來的中國》，三本書，三種維度，洞悉複雜世界背後的核心衝突，點擊下圖或識別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註：購書即讚賞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