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花男孩」王福滿和媽媽、姐姐在新屋內留下了一張合影，身後的柜子上，寫有「家和富貴」四個金色大字。
2018年年初，王福滿因一張頭上結滿冰霜的照片成為網絡紅人，引起了國人的關注，他在外打工的母親也返回家中，一家人終於團圓。
但是，在他的家鄉轉山包，在魯甸，在昭通，在全國千萬個鄉村中，仍有許多「留守孩子」無法擁有王福滿這樣的幸運。又一個春節即將來臨，他們仍在苦苦期盼父母的歸來。
2019年1月4日，上午11點。
王福滿與媽媽路大鳳、姐姐王福美一起，坐在1米多長的電暖茶几前，盯著一部手機看，一家人相互倚靠著，不時發出笑聲。這是王福滿的新家，一幢二層小樓，距離他的學校——昭通魯甸轉山包小學僅有10分鐘的腳程，路也是新修的水泥路。
2018年1月的這個時候，王福滿的爸爸、媽媽都沒在他身邊，姐弟倆和奶奶一起生活。他每天從家到學校需要徒步1個多小時，要爬3公裡山坡、走1公裡平路。2018年1月8日，老師將王福滿頭上結滿冰霜的照片發到了網上，他迅速成為全國網友關注的對象，甚至連外國媒體都在關注他，「冰花男孩」一時間成了王福滿的專有代詞。
一年時間能帶來很多改變。在轉山包，這一年裡，包括王福滿家在內的多數家庭都搬離了土基房，住進了平房，孩子們手上的凍瘡也大多消失無蹤。學校裡開設了英語課，條件也越來越好……對於一些常年「留守」的魯甸孩子來說，物質的改善看得見摸得到，但父母的關愛、家人的親情仍需要增溫。
王福滿住進新家，喜笑顏開
每當周末回家，王福滿和姐姐王福美都會和媽媽擠在一張床上睡。媽媽回家了，這是2018年最讓王福滿高興的事情。
1月初的魯甸轉山包，在太陽探出頭前，冷得像冰窖。頭一晚泡腳的熱水，潑在泥地上只需一夜就能結成冰；汽車順著盤山公路往上行駛，前一秒還處於能見度不足兩米的大霧環境中，下一秒便陽光直射，滿眼藍天白雲。但即便是太陽高照，大風也能把停在路邊的車吹得輕輕晃動。
經過一年的季節輪迴，轉山包的冬天一樣是寒冷的。但對於「冰花男孩」王福滿來說，2018年是他的「幸運年」，當他滿頭冰花的照片在網絡上引來全國網友的關注後，他收穫了一個意料之外的驚喜——離家兩年的媽媽路大鳳回家了。
「媽媽能回來，我覺得我們（姐弟倆）很幸運，她比以前更關心我們了。衣服髒了，她會讓我們脫下來換洗；天冷了，她會問我們冷不冷，冷的話再帶床被子去學校……」說起這些，王福滿和姐姐王福美臉上都泛起了笑容。
「那時候他爸爸什麼也沒有，我嫌他窮，不成器，一氣之下，我就自己一個人去外地找工作了。」當旁人問起為什麼她當年會選擇拋下家庭出走時，王福滿的媽媽路大鳳有些內疚，她低下頭盯著黑漆漆的手機屏幕，像犯了錯的孩子一樣低聲回話。
王福滿的新家
路大鳳說，雖然此前一直在與丈夫賭氣，但遠在外地打工的她心裡時時牽掛著兩個孩子，「我是去年6月回昭通老家的，早先手機壞了，我不知道我兒子在網上走紅，是回來後才聽娘家人說起的，我覺得很愧疚。再加上浙江那邊餐廳的工作也不好做，我就決定回家，專門照看他們姐弟倆，也算是這些年離家在外對他們的一個彌補吧。」說完，路大鳳掏出手機，進入電商網站，把早上為姐弟倆選好的新衣服付了款。
經歷了妻子的「失而復得」，作為丈夫，王剛奎也更加懂得珍惜，明白了一家之主肩上應該擔起更多責任。搬進新家近半年，王剛奎用外出打工攢下的錢為家裡添置了些新家具，嶄新的電視柜上，一臺59寸的液晶電視頗為顯眼，這是他專門為妻子買的，「她一個人在家帶孩子也辛苦，得閒的時候可以看看電視打發時間。」但是，對於自己，王剛奎顯得很「摳門」——為了節省手機數據流量，他只在需要與人聯繫時才打開流量，用完之後立即關掉。
經過半年多的相處，王福滿和姐姐也逐漸理解了媽媽當初的選擇。每當周末放學回家，晚上他和姐姐都會跑去和媽媽擠一張床睡覺，「媽媽回來了，我們一家很幸福」。
「如果把我當做明星來看，我會不好意思的。因為在轉山包和我一樣的人有很多，我只是其中幸運的一個。」
「從我去年上電視到現在，我覺得我就跟以前一樣，我還是那個我。」現在在轉山包，幾乎人人都聽說過「王福滿」這個名字，就連魯甸縣城馬路邊賣燒洋芋的小販，閒談時也會提起這個「冰花男孩」，以及他所在的村莊在去年迎來的極大改變。
回望2018年，王福滿覺得，這一年他雖然成了當地的「小名人」，但這些外界的波動並沒有給他帶來太大的影響，「有時候，我走在路上，會有陌生人主動上前和我打招呼，他們會叫我『小滿』『冰花男孩』。我覺得這些只是個外號，在我們老家，周圍的同學也都把我當成普通人一樣相處，如果把我當做明星來看，我會不好意思的。因為在轉山包和我一樣的人有很多，我只是其中幸運的一個。」
「以前住的老房子雖然髒亂，但它留有我爺爺修建時的記憶；現在住的新房子很乾淨，而且它有我爸爸修建的記憶。各有各的好。」住進新家的王福滿對新環境很滿意，但他並沒有忘記老屋在他成長中給他帶來的溫暖，「以前在老房子裡和奶奶一起幹活，能鍛鍊自己。現在在新家，需要我幹的活不多，但一有空閒時間我還是會主動去老房子那邊幫奶奶分擔些活計。」
2018年，王福滿和爸爸、姐姐在老房子裡吃飯
2018年，王福滿先後去了兩次北京，圓了他的北京夢。「北京是我最想去的一個地方，感謝大家為我圓夢。回來後，我沒有覺得生活上有什麼反差，同學問我在北京看到了什麼，學到了什麼，我也會和他們一起分享。」在王福滿新家的茶几上，還放著一封愛心人士去年從重慶寄來的信件，王福滿特地將這封信從老屋帶到了新家，他想把這份特別的記憶保留下去。
「既然有那麼多愛心人士給了我幫助，我今後就要通過好好讀書來回報他們。」在轉山包小學副校長付恆的眼中，這一年，王福滿的成績確實有了提高：「數學成績在班上排前三，五科綜合成績全班前五，目前擔任班裡的勞動委員，和同學們的關係也很好。」
或許是媽媽在身旁的緣故，姐姐王福美的變化則更為明顯，相比之前的膽怯與害羞，現在，王福美與陌生人說話大方多了，不再躲躲閃閃；王福滿去哪裡也都會叫上姐姐一起。而在父親王剛奎的印象中，去年的經歷也頗為特別：兒子作為「冰花男孩」從迅速走紅到熱度逐漸減退，他從一開始的平均每天要接近20個電話，到現在「幾個月都沒有一個電話打進來」，一家人的生活又恢復如常。
留守兒童依然是農村中常見的群體。孩子的成長需要父母親人的陪伴，他們的童年一樣需要五彩斑斕。
王剛奎現在在中建三局位於昆明的一個工地上上班。他會電焊，也會砌磚牆，每天收入在200元左右。為了賺錢養家，王剛奎去年只回家看了孩子三次，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12月中旬，他回到家，買了頭兩百多斤的豬，為過年做準備，「下次回家可能要到1月底了。」
生活是一副重擔，成年人的首要任務依然是掙錢養家。路大鳳打算今年春節過後和丈夫一起出外打工，但王剛奎也有自己的考慮，「現在兩個孩子都還小，周末放假回家老人帶著，我還是不太放心。」
另外，還有一件事讓他放心不下：2018年4月，國家發改委發布《中國的易地扶貧搬遷政策》白皮書，計劃2018年再實施約280萬人搬遷任務。王福滿的奶奶家被納入搬遷範圍，如果後續搬遷完成，王福滿的奶奶及小叔將被安置到魯甸縣城附近居住，這意味著，奶奶不能照顧王福滿姐弟上學了。
冬日裡的轉山包小學
留守，可能又會成為橫亙在這個家庭中間的一道新坎。而放眼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的數量不在少數。民政部最新統計顯示，目前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餘人，與2016年全國摸底排查數據902萬餘人相比，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總體數量下降22.9%。從監護情況看，96%的農村留守兒童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照顧，4%的農村留守兒童由其他親戚朋友監護。
這些數據的背後，是一群群留守在村中的兒童。他們的童年一樣需要五彩斑斕，需要父母親人的陪伴。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的關愛和照顧若缺失，將成為影響他們一生的缺憾。
回家的路上，一個孩子在擲雪球
相比王福滿一家現在的幸福，同在轉山包小學讀書的10歲孩子郭文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到現在，他還能清晰地記得，媽媽是在自己6歲半時離家出走的，但具體原因他不得而知。
「媽媽跑了」「爸爸在昆明打工」「由爺爺一個人照看」……郭文建的身世在同班同學中不是什麼秘密，甚至在說這些話時，孩子們都顯得很自然，似乎已經習慣了這種「留守」的狀態。
「每次想爸爸了，我就拿爺爺的手機給他打個電話，問他在那邊住得好不好，什麼時候回家。」在郭文建的記憶裡，父親外出打工已經有兩年，每年只有在臨近年關時才會回家。2018年春節之後，郭文建曾跟隨父親去工地上待了一段時間，「我爸爸是做工的，在工地的高樓上刷牆，每天都很辛苦，而且很危險。我也知道他是為了賺錢養我和這個家才出去打工的，但我也希望他能經常回家，回來看看我。」
鄧宇恆、姐姐和爺爺奶奶。姐弟倆的父母在昆明打工，一年回來一次。「爺爺奶奶年紀大了，照顧我們很辛苦。」鄧宇恆說
祖父母一輩人照顧孩子顯得力不從心，尤其是在農村。這仍是困擾農村家庭的一個問題。
魯甸縣地處烏蒙山集中連片特殊貧困地區的腹心地帶，是昭通市下轄的10個貧困縣、雲南省27個深度貧困縣之一。截至2018年6月，全縣建檔立卡貧困戶128521人，其中未脫貧48783人，貧困發生率由35.91%降至13.64%。
2016年9月22日，國家發改委對外發布《全國「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規劃》，計劃五年內對近100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施易地扶貧搬遷，以解決居住在「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區貧困人口的脫貧問題。據轉山包村村委會主任王剛明介紹，轉山包村2017年開始對居住在高寒山區、陡坡地的村民進行摸底調研，至今已搬遷40多戶。
放學了，轉山包小學的學生們步行回家，路上有還未化開的雪
以王福滿為例，他此前所在村落的同學和玩伴都已分散各處，由於距離限制，現在，他和姐姐王福美放假時也很少外出找同齡人玩。此外，據王福滿說，新學期開學後，本就人數不多的班級可能來報到的學生就更少了，「有些同學跟著父母搬遷到了魯甸城裡，新學期後，他們就在那邊的學校讀書了。」到那時，如果王福滿的父母都外出打工，留守狀態下的他加之缺少玩伴，孤獨感難免襲來。
而在距離學校最遠的轉山包村梨柴林7社和8社，目前已經有8戶人家籤署了搬遷協議。去年從浙江轉學回到轉山包的路子洪、路子鵬兄弟倆，今年還是和爺爺奶奶一起住在梨柴林，與去年不同的是，他們一家搬進了新建好的平房內。新房寬敞，光亮充足，下雨天也不再愁漏水了。
但對於遠在浙江打工的父母，路子洪和路子鵬兄弟倆卻很少主動提出要與他們聯繫，有時即便是他們從浙江打來電話，路家兄弟也躲得遠遠的。「我怕他們問完我學習之後罵我，所以不想接。」弟弟路子鵬說。作為爺爺，67歲的路向國也拿兩個孩子沒辦法，他覺得自己作為長輩已經盡到了幫忙照看孫輩的義務，「不讓他們受餓、挨凍，已經是我能做到的全部了，在學習方面，我實在是沒有多餘的精力和能力去輔導，只能靠他們自己了。」
路子鵬和爺爺奶奶。他的父母在浙江打工，很久沒回來了。「我想去浙江找他們，但我自己去不了」，路子鵬為此很苦惱
據云南省民政廳的數據，截至2017年年底，雲南411487名農村留守兒童全部籤訂了《委託監護責任確認書》，籤訂率達到100%。在強化家庭監護、教育、學校等部門責任的同時，雲南省還強化了縣、鄉兩級政府和村（居）民委員會職責，要求將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列入新農村建設的工作內容。當地政府要督促監護人送適齡兒童、少年按時入學並完成義務教育。
此外，近年來，雲南省級安排福彩公益金近400萬元，組織實施66個農村「留守兒童之家」項目，建成630所留守兒童之家，38萬多名留守兒童受益；幫助1600名農村留守兒童返校復學，為1.2萬名無戶籍農村留守兒童登記戶口。
冬天的陽光很寶貴，學生們在課間曬太陽
昆明傾聽驛站心理諮詢有限公司首席諮詢師秦嘉林，從愛的缺失、安全感的缺失、錯誤的補償三個方面分析了留守兒童受到的不良影響。
秦嘉林說，留守兒童不能享受父母給予的關愛和照顧，更得不到來自於父母的認可和賞識，這會增加他們的孤獨感和自卑感。近年來，留守兒童（尤其女性）遭受性侵的案例逐漸被曝光，這將會影響受害者的一生；更多的留守兒童在受到傷害（比如來自於照顧者的打罵等）無處訴說，無人理解，更沒有精神依賴，這也使這些孩子變得內向、孤僻，人際關係緊張。「他們在外打工的父母通常在經濟收入上比在原來的農村會高很多，很多家長為此而內疚，會用經濟的形式來補償孩子。當孩子得不到正確引導的時候，便會濫用這些錢，甚至會通過這些錢來換取自己的『舒適感』，比如會通過打遊戲來擺脫孤獨，通過結交一些社會不良人員來增強存在感等等，更有嚴重者會走向犯罪的道路。」
對此，秦嘉林建議家長們儘可能多地學習和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多和孩子所在的學校老師以及暫時撫養人進行溝通，儘可能全方位地了解孩子的現狀和所發生的事情；利用打工地的一些社會資源（如社區、婦聯等）學習如何搞好親子關係的知識。呼籲全社會都來關注留守兒童。
來源：都市時報
文字：都市時報全媒體記者 王娜
圖片：都市時報全媒體記者 資漁
視頻：都市時報全媒體記者 資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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