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江淹,別人多叫我江文通,也有人叫我江郎,南朝濟陽人士,你們大都是從「江郎才盡」這個詞知道我的。
不吹不黑,我可算得上是一個神童。
小時候家裡窮,但一點也不妨礙我看書,我六歲時候就能寫出詩來,甚至比後世「七歲詠鵝」的駱賓王、「九歲作賦」的王勃、「十三能文史」的李白、「七歲屬辭」的杜甫還要厲害一些,可這些後輩的名聲卻遠超過我,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可也是情理之中,誰叫我後來,誰叫我後來「才盡」了呢,沒留下多少膾炙人口的好作品。
說來也有點氣,「江郎才盡」是我自個的自嘲,我甚至都極其委婉的借夢自嘲,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裡,從此世人都說我是「寫不出文章的江郎」。
這還得怪鍾嶸那小子,他在《詩品》把我做夢這事給記下來了,以至後來人盡皆知:
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之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郎才盡。
但確實,後來我確實沒寫出什麼好東西,有時候洋洋灑灑寫了一篇,自個看不下去便直接撕了,所以留下來的便就更少了。
「才盡」確是事實,可這也不能完全怪我呀,我後來也冷靜分析了一下,所謂「才盡」其實更多的是我不願意寫。
首先,當時流行「永明體」,我極為不屑。
永明年間,以沈約為首的那幫人,推崇什麼「永明體」詩歌,那種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詩歌就是個空架子,有什麼好的, 可偏偏人人都愛看,我才不要與這些人為伍,寧可不寫!
你們看過《南史·陸慧曉附陸厥傳》應該都知道,上面有記載,在齊武帝永明年間,永明體突然就冒出來了:
齊永明九年,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玡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世呼為『永明體』。
說白了,這個永明體就是一些」形式主義「,那種「爭價一字之奇」的做法有啥意思。
看看我寫的《雜體詩三十首》,那才是寫詩的正統,好伐?
所謂世之諸賢,各所迷,莫不論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運兼愛者哉?今作三十首詩,學其文體,雖不足以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
寫詩最重要的還是內容和精神,那才是內核,要有充分的內容,以表現「情物」為主,說的再多,那幫子人也不懂,愚鈍。
在這一點上,鍾嶸那小子倒是說的挺對,他的理念和我差不多,不枉我教導他一場。
那群寫「永明體」的人,甚至說「詞採華茂」的曹植詩為「古拙」,古體詩如今淪落到被譏笑的地步,真是無語,就算如此,我也不會去寫「永明體」,我的詩剛健峻拔,有一種「不平之氣」,這和「永明體」簡直格格不入,那幫子人恐怕也理解不了。
唉,可話又說回來,我寫古體詩要被人譏笑,難道要從眾寫形式主義的「永明體」?簡直是進退兩難啊!
還不如索性做個「才盡」之人,得過且過吧。
其次,入齊之後,缺了一股寫詩的「勁」。
回想一下,我寫詩最頻繁,質量最高的時期應該是在劉景素幕下那段時間。
講真,那段日子真是不堪回首,早年的坎坷和艱辛在那段時間簡直到了巔峰。
大概是466年,我收到劉宋建平王劉景素集團寄來的offer(這麼說,你們可能更容易理解),不久我就到了南兗州分公司,說實話,確實專業不對口,老闆劉景素也不重用我,我一個神童出身的文化人,卻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文員,我心裡那個苦悶啊,可又不能說,只有靜靜的等候機會,不管是跳槽還是得到重用。
誰知道,好事沒盼來,卻等來牢獄之災!
廣陵一個縣令郭彥文犯了罪,竟然牽連到我身上,那劉景素也不念及情分,直接將我關進監獄,好在他還有點良心,我給他寫信說明白事情緣由後,他便把我放了,可不論青紅皂白就把我關監獄這事,我算是記住了。
後來,終於等來了機會,先是被舉薦為南徐州秀才,後又調任巴陵王國左常侍。
總算是有用武之地,情況不算壞,再後來,劉景素任荊州郡守,我又升任鎮將,可隨著劉景素權利越來越大,好多二愣子就開始進讒言,劉景素居然有了反叛的心思,我便引經據典好言相勸:
謠言招致災禍,這是管叔、蔡叔一同滅亡的原因;牴觸招來怨恨,七國諸侯王因此被殺。您不求國家的安危,聽信左右的計謀,就又會看到麋鹿霜露出現在姑蘇臺上。
可劉景素完全不理會,他日夜策劃,這個情況不妙啊,我又接連寫了十幾首詩來勸他,他依然不聽,還把我貶到建安當縣令,這一呆就是三年。
有才難用,仕途碰壁,那段時間我簡直痛苦萬分,心中滿腹牢騷,我無處抒發呀,只有寫詩,寫出不少的好作品,你們感受一下: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為城,紫淵為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恨賦》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況秦吳兮絕國,復燕趙兮千裡。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風兮暫起。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別賦》
雖然仕途上沒啥成績,可這時候我這詩賦寫的確實還好,靈感說來就來,可後來入齊之後,這靈感就沒了,可能是因為日子過得太舒服,仕途又混的風生水起,所謂「飽暖思淫慾」,所以鮮有心思寫文章吧。
477年,蕭道成執政,召我做了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並且非常重用我,軍中大小文件,都是我來寫,官位也是越來越高,汲汲半生,這日子終於越過越好。
後來入梁以後,我又得到重用一路升遷,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被封為醴陵侯。
平生言知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官位高了,生活好了,心態也就好了,養尊處優的環境,創作素材實在匱乏,像《恨》《別》二賦那樣的句子,確實寫不出來了。
而且,平常官務是在繁忙,做了大官還是要老老實實做事,寫的最多的就是表、書、詔之類的公文,你們應該或多或少在文集中國可以看到,於是乎,便沒有多少時間搞創作了,偶爾興致來了寫上一篇,也大不如前了。
果然,安逸使人退後,苦難造就詩人,我算是實實在在的體會到了。
但若要選,我還是選擇更安逸的生活,經歷過苦難和艱辛的人才會體驗到這份安逸,是如何來之不易吧。
最後,「文壇」「政壇」俱不關心,專注生活。
我其實是一個很有生活情趣的人。
小時候命途多舛,生活困頓,無奈之下想要依靠所學謀求仕途,而不料仕途多艱,與我所期望的相差甚大,心中苦悶只得借詩文抒發,而後仕途順遂,拜將封侯,不再為生活發愁時,我便也更想回歸樸實的生活中去。
這一生,不管是生活,或是仕途,我都走的格外艱辛。
條件好起來之後,也便是時候追求一下理想中的生活,我在自序中有說,有心人或許知道:
仕所望不過諸卿二千石,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常願幽居築宇,絕棄人事。苑以丹林,池以綠水,左倚郊甸,右帶瀛澤。青春愛謝,則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則獨酌虛室,侍姬三四,趙女數人。否則逍遙經紀,彈琴詠詩,朝露幾間,忽忘老之將至。淹之所學,盡此而已矣。
退休以後,我便過起了平凡人的生活,在青山綠水之間,或獨酌,或對飲,彈琴詠詩以自娛,不再惦念朝堂仕途,也不為文壇什麼「永明體」勞心,不管政壇文壇,我都不關心了。
其實,我後來也寫詩,卻大都被我散於那山水之間,存之廖廖。
世人說我「才盡」,有什麼關係呢,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老叟。
況且,這人生本就如滄海一粟,星空一點,江郎才盡又如何,我這個平平凡凡的普通人,也曾在一瞬間發過熱,發過光,便已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