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uce Springsteen，歌唱當代中國生活的歌手。「Reno」唱過東莞買春故事；「Youngstown」唱過山西煤礦；「My Hometown」唱了村鎮青壯年外出打工後當地社會經濟的蕭條；「Nebraska」就是河南……
我在他的歌裡面聽到了完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和群體生活史：從小鎮青年的百無聊賴、遠走高飛到底層民眾的恐懼和愛憎（「Born to Run」、「The River」），從朱鎔基主政時期的工人下崗潮到東北的衰落（「Born In the U.S.A.」），從汶川地震等災難性事件帶來的民族心靈創傷到總能重新開始蛤藝復興的新希望（「The Rising」、「Working on a Dream」），從楊新海在動蕩社會中民主黨「漂泊浪遊」式的跨空間殺人到高承勇甘肅白銀熟人社會中共和黨「守土紮根」式的跨時間殺人（「Devils & Dust」）……
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中，靠一己之力用作品留存下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並賦予其中每一個小人物無上的生命尊嚴和價值感，讓個體隱秘生活一躍成為最高貴的詩和歌。杜甫之後，只有一個斯普林。我經常感覺如果沒有他，那麼多中國人的生活，就立刻被遺忘，統統白活了。所以斯普林比Cohen和Dylan加在一起，還要偉大！
我最近看了村上春樹在《沒有意義就沒有搖擺》中講斯普林的文章，叫《布魯斯·斯普林斯汀和他的美國》（附在左下角「閱讀原文」中了），很興奮，因為難得碰見一個跟我一樣懂斯普林的亞洲人。本文將效法村上熱愛的自由爵士風格，以村上原文為參照，接著話頭或另起爐灶講講斯普林、他的美國、鏽帶搖滾，和他歌裡唱的人把川普選上總統背後的一些事。書頁框內的都是引文。
內容這般陰暗且故事性這麼複雜的歌詞，八萬聽眾（至少其中大部分）竟整個背下來完成大合唱——這一事實存在於此，實在是令人震驚的事實。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期，我對搖滾樂幾乎沒有興趣（既有為生活所迫的原因，又有內容上提不起興致的原因），唯獨布魯斯·斯普林斯汀的唱片得閒時聽一下。兩張一套的專輯《河流》（The River）也是常聽的唱片，其中收錄的《饑渴的心》尤其喜歡。
（咦？村上君也曾為生活所迫麼？）
《飢餓的心》開篇就說有妻子孩子在巴爾的摩，一次開車離家，再也沒有回來。巴爾的摩，大衛·西蒙《The Wire》的城市，我朋友二哥說，那個劇的第二季，講的是東北的衰敗。
《飢餓的心》，內容這般陰暗且故事性這麼複雜的歌詞，美國人都能集體大合唱。村上君訝異的這一點是斯普林的奇蹟，是美國流行文化的奇蹟。《河流》還是《生在美國》之前的專輯，《生在美國》1984年發行之後，全美國都在唱。村上君去美國拜訪雷蒙德·卡弗，車子開到哪兒都能聽到斯普林。
按照我們流行文化的風貌，那樣題材的歌好像歌裡唱的那些人反而是不會聽的。我們拍攝底層民眾生活的電影不都是給知識分子和裝逼青年看的麼？民眾本身，不都在看特娛樂的東西麼？好像沒有人願意直面自己的生活啊。
斯普林這裡不是這樣的。他直面歷史的陰暗角落，直面底層民眾的絕望和無助，直面個體生活的缺憾和堅忍。但是，全美國都在聽。
你把真切的底層生活場景往那裡一擺，左派青年知識分子立刻讀出了反抗。即使場景本身更真切，更豐富。斯普林明白這一點，他專門出過一張致敬Pete Seger的專輯，但他的大多數歌，沒有被狹隘的反抗呼聲挾持。他切入黑暗生活的核心，從裡面挖出來、掏出來，再呢喃或者呼嘯出來。一味的反抗之聲是沒法一直流行的，斯普林要豐富得多。
村上在文中特別打通了斯普林和卡佛，這我以前倒一直沒想過，儘管我也是卡佛的鐵粉。斯普林的很多歌確實好像是卡佛小說中的一個場景，但在總體傾向和感受的傳達上，歌曲要更加豐富。斯普林純民謠專輯像沉默寬厚的土地，覆蓋著歷史的煙塵和閃光的故事，他的搖滾卻是從沉默呢喃中殺出，硬生生把本來即使灰暗的生活也唱出了燦爛的光芒。卡佛的小說，是只有灰暗的共鳴，一直是沉潛著的，沒有發散的餘地。
他們的作品都很短。一小角就可以知覺底下的整個冰山。這是他們相似的美學形式特點。
一九八四年正是布魯斯·斯普林斯汀之年。那張唱片成了令人目瞪口呆的暢銷品，整個美國無論去哪裡都流淌著他的歌。《在黑暗中跳舞》（Dancing in the Dark）、《生於美國》。這年又是洛杉磯奧運之年，是隆納·雷根在總統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之年。失業率超過兩位數，工人們在經濟蕭條的重壓下呻吟。經濟結構的劇烈轉換正在將普通工人的生活逼入深淵。但一個旅行者眼睛見到的，是明顯裝出來的樂天主義，是為建國二百周年和奧運會大肆揮舞的星條旗。
深入腳下的土地和父輩們的生活，完全不為青春反抗激情所限。把生活的真實面貌呈現出來，這真的很保守主義。所以裡根在競選演講中也能提到斯普林。「生在美國」這首歌，聽上去像對現實歷史壓制的反抗，但是奇特的是，這裡面也包含著普通百姓對國家樸素的忠誠感。也難怪裡根會提，儘管斯普林對此很不高興。
我想到被我們嗤之以鼻的很多百姓的愛國熱情。可批評之處無需多說，但在生活中，這種感覺和認知是跟個體生活的某種確認聯繫在一起的。就是說，愛國，砸日本車固然傻逼，但不分青紅皂白不加省思的愛國，其實也是很多百姓獲取認同和安穩的途徑。這裡面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些人是我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們罵他們傻逼。斯普林緊緊抓住了這一點，對國家、歷史境遇的不滿反抗和樸素的忠誠感、合理性矛盾地緊緊交織在一起。在歌裡，沒有傻逼。斯普林唱父母和兄弟姐妹們的生活。
還記得「費城街道」的錄影帶，鏡頭緩緩掠過大街小巷，掠過他們真實的臉，異常動人。美國，一直在遭遇背叛；美國，又一直忠誠地在這裡。斯普林捕捉到了個人和國家生活中的詭譎和矛盾，用他最擅長的方式，讓這些感受得以傳唱。
裡根時代的美國，貪婪主義崛起，青年反抗精神看上已是明日黃花，賺錢成為新的反文化，嬉皮之火，被包藏在雅皮士光鮮的外表下。這是搖滾人的迷茫時代，長發皮衣的流行金屬樂人陷在更加張狂的紙醉金迷裡，斯普林卻在《生在美國》之後背對國家和時代，回到歷史和國土的腹地，創作了彩色迷亂時代黑白內斂的《內布拉斯加》。這是鄧小平開放貪婪時代的《河南》專輯。
「鏽帶」（Rust Belt）一詞，解決了我很久以來的一個困擾：Heartland Rock要怎麼翻譯！藍領搖滾？太過直白，也不夠全面。直譯心地搖滾？莫名其妙看不懂。鐵鏽地帶是指橫貫美國東北部、五大湖地區和中西部的老工業基地，從20 世紀下半葉開始陷入經濟衰退和人口流失，是美國藍領階層生活水平下降最嚴重的地區。類比中國東北和中西部工業區。取其美學和象徵上的意義，把斯普林的Heartland Rock翻譯成「鏽帶搖滾」就再準確不過了！
斯普林的鏽帶搖滾，你可以聽到瀋陽鐵西區的生活故事。
共通的是美國的藍領階級（Working Class）所懷有的閉塞感，以及由此帶給整個社會的「 bleakness = 狂暴的心」。工人階級總的說來沉默寡言，沒有代言人。饒舌不是他們的愛好。那是他們在漫長歲月裡採取的生存方式。他們只是默默勞動，默默求生，並且在漫長歲月裡支撐了美國經濟的臺基。雷蒙德·卡佛作為故事寫成文字、布魯斯·斯普林斯汀作為故事歌唱的，就是那種美國工人階級的生活、他們的心情、他們的夢境、他們的絕望。這兩個人便是這樣在整個八十年代成了美國工人階級寥寥可數的寶貴的代言人。
沉默寡言是勞動階層的特色，哇啦哇啦不是他們的愛好。他們默默勞動，默默求生，在漫長歲月裡支撐了美國經濟的臺基。我最近在小說裡看到這樣的美國人形象，是《斯通納》中斯通納的父母。他們堅守著腳下的土地，日復一日地勞作，沉默寡言。這也是硬漢英雄的特質，西部片裡沉默的牛仔，偵探電影裡冷酷的硬漢偵探，都守著黑暗之心，行動，寡言。
在政治上，「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是尼克森發明的政治術語。尼克森為了在越戰中實施「先打再談，體面撤軍」的戰略，在1969 年11 月的一次電視講話中將反對越戰的示威者描述為「高聲聒噪的少數人」，將保守但是不公開表態的普通美國人稱為「沉默的大多數」，尋求後者的支持。此舉取得了巨大成功。「沉默的大多數」也由此成為尼克森政府此後一系列外交和國內政策的正當性來源。
對政治再不敏感的人，也會隱約意識到，不久前，好像就是這些一直「保守但不公開表態」的人把川普選上去了！讓成天哇啦的精英媒體大跌了一回眼鏡。
斯普林在唱這些人的生活，卡佛在寫這些人的生活。那麼問題來了，居然是斯普林歌裡唱的人把川普選上去了？
完全沒錯！
政治傾向上，斯普林自己是支持希拉蕊的，他搖滾巨星身份的那個音樂社群，是左中之左。但給他音樂力量、厚度和同情體認的那個沉默的大多數人群，選擇了川普。
如果你花時間去一趟貧窮的、白人聚居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或是東肯塔基，或是我的老家西德克薩斯，親眼看看那些依靠社會福利生活的人們，那些沉迷於毒品和酒精的人們，那些毫無秩序 的家庭——那些像流浪狗下崽子一樣生養孩子的家庭，你會獲得一種可怕的領悟。……他們並沒有攤上什麼大事，沒有什麼可怕的災難，沒有戰爭，沒有饑荒，沒有瘟疫，沒有被外國佔領。即使是過去幾十年的經濟變遷也很難解釋美國貧窮白人的失調、懶散和無可理喻的怨毒。……事實上，這些失調的下層社區活該去死，它們在經濟上是負資產，在道德上無法辯護。忘掉你們那些廉價的戲劇化的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搖滾垃圾吧；忘掉你們那些艱苦奮鬥的鐵鏽地帶（Rust Belt）工業小鎮的偽聖潔，以及那套關於狡猾的東方人偷走工作機會的陰謀論；……美國的下層白人被束縛在一種邪惡、自私的文化中，這種文化的主要產品就是鬱悶和毒癮。川普的演講讓他們很爽，就像服用奧施康定（OxyContin）一樣。他們需要的不是止痛藥、文字或政治，而是需要真正的機會，他們需要真正的變化。
插播一下，這段不是村上文裡的話，而引自保守派評論家威廉姆森（Kevin D. Williamson）在2016 年3 月下旬《國民評論》（National Review）雜誌的文章。
這篇文章之前在網上有另一個名字，叫《振興東北先振興東北人》。作者自身是一個在外的東北人，深切批判了東北人的某些習氣。
在衰落地帶，個體精神習氣的墮落、文化習性、和客觀歷史外在原因交織在一起，很容易讓精英知識分子有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之感。人和體制、環境之間誰決定誰，永遠爭論不完。針對「振興東北先振興東北人」的論點，有一篇網文回應，叫《到底是哪個癟犢子讓東北經濟懵了圈？》。文中說，體制不改，你讓年輕人留在東北幹嘛，都他媽去做直播去嗎？
戲劇化的斯普林鏽帶搖滾聖歌，艱苦奮鬥的工業小鎮偽聖潔，東方人偷走工作的無依據陰謀論。西德克薩斯來的威廉姆森認為這些都跟現實不符，斯普林歌裡的那些人，或者他們的後輩，這些「白人垃圾」，需要真正的機會，來自外部的，也需要真正的變化，來自自身的。威廉姆森是典型的共和黨保守主義建制派支持者，他認為川普這樣的小丑打掉了建制派。這個觀點跟饒毅很一致。
但其實對於威廉姆森看到的景象，斯普林很早就在「Dancing in the Dark」中唱過了：我像垃圾一樣活著，看著鏡子裡的自己，想要作一些改變，又很無力，沒有火花，就無法生火，無法有真正的改變，我們在黑暗中跳舞，無法讓分崩離析的生活重新聚攏。
在我們簡單區分階級的時候，好像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資產階級和另一個勞工無產階級，左派站在勞工一邊。真實的世界要複雜一百倍，一個階級裡面還有一千個不同的階層。尤其，這還是二戰後青春理念塑造的開放時代。
柯林頓新經濟時代，斯普林推出了個人第二張原聲民謠專輯「The Ghost of Tom Joad」，一張迴響著斯坦貝克和Guthrie聲音的專輯，裡面有一首「Sinaloa Cowboys」，第一次出現了墨西哥移民的身影：一對墨西哥兄弟越境謀生，最後不得來到工廠製毒，哥哥在一次意外中被打死，弟弟抱著哥哥的屍體。這首歌寫得一般，但對斯普林來說，是他關注底層民眾的一貫傾向。
民主黨從最初偏向勞工階層的理念出發，擴大到了各種少數族裔，最後靠少數族裔的選票，成功把自己打造成了少數族裔傾向集中的政黨。同樣邏輯，斯普林關注到墨西哥移民，是他作品傾向的自然申發。
那麼，斯普林，你用音樂給每一個生命都賦予了光彩，現在你歌裡唱的一群人要把你歌裡唱的另一群人趕出你的美國，你打算怎麼辦？
繼續唱歌吧，你自己又不選總統。
就搖滾而言，七十年代後半期的搖滾音樂在迪斯科和朋克（Punk）這兩種走投無路的文化活動的周邊彷徨。六十年代搖滾樂粗野的創造性早已遠去。迪倫迷惘，麥卡特尼不思進取，失去布萊恩的「沙灘男孩」失去了聽眾，「滾石」正被禁閉在接受世間認知的野性這一微妙的圍欄中。
就是說，為這種文化閉塞狀況打開第一個通風孔的是卡佛、斯普林斯汀。他們在各自的場所不為人知地靜靜開始工作，但其影響力逐漸變大、逐漸為人矚目，不久脫穎而出。卡佛以其作品群在文學世界創造出了可以稱為「美國新現實主義」（American New Realism）的新潮流；斯普林斯汀幾乎以一己之力實現了美國搖滾樂的文藝復興。這種新的胎動居然是由勞工階層出身的兩位藝術家推動完成的——對此我們恐怕必須關注才是。
兩人間另一個需刮目相看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沒有捲入一系列「六十年代症候群」：反文化運動、嬉皮運動、反戰運動、從中派生的疑似革命運動，以及接踵而至的後現代主義等等。說痛快些，當時的他們沒有參與那些運動的餘地。之於他們的六十年代的後半期，乃是忙亂得無暇他顧並且充滿挫折和焦燥感的日日夜夜。撲在自己的理想上一天天苟延殘喘是他們能做的一切。
謝天謝地，有勞工階層出身的斯普林和卡佛，他們沒有被精英氣、反文化、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的一波波潮流影響。他們必然站在音樂和文學的傳統中，但他們沒有成為那個迷亂時代浪潮中的一員，隨後從切身經驗出發，從更堅實的生活中把力量重新注回了搖滾樂和小說。
斯普林，以一己之力實現了美國搖滾樂的文藝復興。發現斯普林，就像找到了一條把搖滾引回生活的路徑。在我們更年輕的時候，搖滾樂指向的是混亂的遠方和切斷跟故土親朋聯結的空中樓閣。在斯普林的鏽帶搖滾這裡，我們把目光收回，重新注視腳下的大地。
斯普林斯汀煙、酒、毒一概不沾，也不像普通搖滾樂明星那樣過放蕩的生活。他喜歡一人獨處，討厭酒宴，愛好讀書。雷蒙德·卡佛因酒精中毒險些丟命，但撿回命之後便過著有節制的生活，全力以赴寫小說。他徹底迴避文壇往來那樣的東西，在華盛頓州奧林匹克半島尖端一個小鎮過著孤立的生活。至少在生活層面上，世俗性成功全然沒有損毀他們。想必他們感到害怕，害怕好不容易到手的奇蹟在某日早上醒來時不翼而飛這一事態的到來，害怕重新返回自己終於掙脫的地獄。正因如此，他們不能不保持謙虛和付出更艱苦的努力。
從過去生活中汲取的巨大能量，讓斯普林和卡佛逃離了過去的生活，進入了一個新的社群。這是靠書寫、熱愛失敗獲得成功的奇蹟。世俗性成功沒有損毀他們，又因為他們永遠屬於原來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