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中國商人，最廣為流傳的一個觀點是，商人的社會地位低。其明證是，在古籍裡「士農工商」的排序中，「商」位居最後一位。眾口一辭的說法是，這是抑商的體現。
抑商恰恰證明商人勢力過於強大。士農工商，不可否認在古代存在這種排序，但遠難言是常態。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往往是農民鬧革命，而不是商人或地主，這裡面沒有宏大的道理。在整個社會中，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基本是農民而不儘可能是商人。遠非農業社會如此，當世也不例外。
義與利、士與商，在傳統中國向來格格不入、涇渭分明，但到明朝，給商人寫墓志銘不再事關體面而成為務實的象徵。曾任河南知府的蕭元吉、心學大師兼官員的王陽明、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兼太子太保的李維楨，都要麼為商人撰寫碑記，要麼寫墓志銘，要麼立傳。
以李維楨為其立傳的對象李汝衡來說，李家世代經商，靠長途販賣絲綢和四方珍奇而致富，幾乎壟斷了湖北一省的絲綢市場，擁有舟車百餘。雖擁資巨萬，他卻樂善好施，極為慷慨，為李維楨所推崇。
如此局面也體現在晉徽商幫的縣誌中。明朝徽州《歙風俗禮教考》稱，「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萬曆《徽志》稱，明中葉商人在徽州「昔為末富，今為本富」。徽州、山西商業發達地區，均在史志中出現有關商人在社會排序變化的描述。
王陽明靠批駁朱熹之說而自成一統，有半個聖人之說。作為浙江餘姚人，他倡導「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對後世影響較大。在王陽明眼中，「士好利，比商賈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是異其名而已」。
在明朝，宦官專權及低薪制度讓整個文官集團也有代言商人的傾向，而明末從精神上承襲了王陽明一脈的東林黨，表面看是一個士紳集團，實際卻是具有政治傾向的商人利益的傳聲筒。
到鴉片戰爭前，廣州十三行商人甚至充當起連接清政府與外國貿易商人的中介角色。作為政府授權的商人——十三行行商尤其是公行總商——代表清政府行使著集大清國外交、稅務、治安、民政等諸多事務於一身的權利，這是後無來者的。
到洋務運動時期，在各方掣肘下，與洋人打交道熟稔的商人，能被各方風雲際會地推到上海知縣的角色上，以李鴻章等為首的洋務派大臣傾力招徠民間買辦及其他來自船、絲、茶等行業的商人入股辦理近代工業事宜，這幾前無古人。狀元張謇，被署理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張之洞看中而奏派去做實業，也成為時代的風向標和最強音。
清末民初，士商邊界模糊，在代表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士紳逐漸瓦解之時，從士紳中孕育出紳商。1904年，在曠世官商盛宣懷授意下，近代意義上的第一家打破區域之限的商人組織——上海商務總會成立。以此為標誌，中國商人第一次以一個階層的方式出現。隨後，各種商會組織如雨後春筍，並在辛亥革命中事實上扮演了清朝掘墓人的角色。
士商結合在特殊、少見的歷史節點，具有積極意義，但當士商合流掌權，將農工置於一邊，特權橫行，就意味著社會災難。如果未能有效、及時阻止，他們往往脫胎而成新的特殊利益集團。
山西八大商人，因在明末戰爭中暗中接濟清軍而在清初成為皇商。鹽業是明清時的主要稅源，到清朝中期，兩淮鹽場越發成為特權者的遊戲場所，腐敗滋生，鹽價高企，怨聲載道，惡化為社會毒瘤，以致於執掌此地的官僚及代表性商人被肅整。主導此地鹽業的徽商，興於鹽，也敗於鹽，而八大商人中被「賜產張家口為世業」的範氏家族，因虧欠戶部銀兩，最終沒逃脫被抄家的命運。
清朝洋務運動，雖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宗旨，打著自強的旗號，但縱觀洋務派，自身卻蛻變為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與其商業代言人及幕後西方殖民者上下其手，成為大清國的蛀蟲。
這一現象最明顯地體現在中興大臣李鴻章和盛宣懷身上，兩人與殖民者及其代言人買辦眉來眼去，甚至與虎謀皮，即是後來成為讓清廷顏面掃地的「東南互保」的主要策劃人或參與者。兩人，一個被人譏諷為「宰相合肥天下瘦」，一個被人描述為「一手官印，一手算盤」，身後留下的財富之多，都到了需要用三四年時間統計的程度。
盛宣懷隱忍持重，能屈能伸，遊刃在舊氏沙船商人、買辦商人以及官場的不同派系之間，以實幹家的角色演繹了中國商業史上的傳奇。但在商業倫理上，他又極盡能事，成為政商邊界不清的最大受益者。他亦商亦官、官商不分，他以公營私，公私不分，與胡雪巖一道大發國難財，醞釀而出的是整個商業體系乃至社會規則的大潰退，由此結出的惡之花，將整個社會帶向崩潰的邊緣。戶部尚書閻敬銘稱，胡雪巖「最善交結官場，一身兼官商之名」，晚境悽涼，盛宣懷則背負著「誤國首惡」的罵名留在《清史稿》中。
洋務派本代表著衝破傳統的新興勢力，他們有志於打破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但他們一邊打破，又一邊淪為既得利益集團。從公的角度說，授予洋務企業以專利權，使其從一開始就成為僅惠及少數人的私家花園，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為之阻塞，洋務在短時間內難以普及，及至蔚然成風，進而錯失近代工業發展的機遇期。
從私的角度說，洋務派將政策最大限度地利己化，披著官督商辦的外衣，將洋務事業固化為效忠一個人、一個集團而非一個朝代，這是不可思議的，也是洋務派無力挽救清朝於水火的根本原因。
作為這種慣性的延續，北洋政府時期，中國的問題表面出在軍閥割據上，深層次則是整個社會遊戲規則的大混亂，一家或幾家之私儼然凌駕於整個社會之公上。民國政府沒有能力扼制住這種局面的發酵，四大家族順水推舟，儼然明朝晉商政商家族、晚清席氏及盛氏等政商家族的放大版，由此所造成的社會失衡，最終由共產黨出手團結工農、以公抑私而終結。士商勢力過大，唯有工農合璧，方可以與士商形成新的平衡，這就是共產黨奪取天下的樸素道理。
在中國，公與私是平衡社會的兩大經緯，誰能夠把握這種平衡，誰將執掌江山。解放初，對商抑制過甚，及至公私合營、消滅私有制，由士工農所主導的社會，對手消失了，社會再度陷入失衡。
消滅私有制是一段讓人慾言又止的歷史，但中國商人的命運是否因此而宿命化，其答案最終將交由歷史和未來的中國商人來回答。有一點是顯見的，公私合營是對晚清、北洋及民國時期積聚歷史的反正，用力可能過猛，但與此前的積重難返，或是對應的。或者說，公私合營及消滅私有制，緩衝了公私不分在中國的瀰漫。
晚清有清流派和洋務派之說，後來清流派也成了洋務派。「文革」時中國有「走資派」和「造反派」之說，「走資派」被糾鬥，但「造反派」也並沒有建設好河山，所以時至今日中國多少有點仍是主張「走資派」的功勞。所謂走資派，就是走改革開放之派。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及百姓富是富了，但貧富分化有加劇之勢，官商勾連正在增加中國社會的系統性風險。民國時，蔣經國在上海打虎，但投鼠忌器，最終因不敢拿自已人動手而不了了之。當下中國強力反腐，執政黨不斷拿自己開刀，與之大不相同。
如今，商人的社會地位空前提高，各地商人大會方興未艾。要像尊重科學家一樣尊重企業家，是中國當下對待企業家的基本格調。激發、保護和弘揚企業家精神，不斷強化對企業家的愛護和尊重，成為時代的主旋律。但中國遠不滿足於此，正在以「親」「清」為核心，致力於把權力關進鐵籠子，簡政放權，重塑政府職能部門的職權、邊界，建立高效、廉潔的執政監察隊伍與體系，以建立新型的政商關係，為雙方往來建立防火牆，這註定是開創性的。
無論中國社會階層如何演化，士商或官商勾連都是中國潛在的最大社會風險。農民起義是顯性的，官商勾連是隱性的，隱性的社會影響與惡果往往比顯性的更甚。對個體商人的命運而言，士商勾連是中國商人的牢籠，歷朝歷代與權勢走得過近的人，不出事則矣，一出事就是事關人命或聲譽的大事。所以為商要有遠視，要以走遠路的心態，不謀一時之利，自動遠離權錢交易，不偷稅漏稅，行正路，方能長久。
來源：《權力、資本與商幫：中國商人600年興衰史》序中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