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西方的劇情式喜劇,本土的無釐頭喜劇明顯更受觀眾喜愛。其蘊含的厚重民俗文化氣息,所折射出的市井生活,讓觀眾更具有親切感,特別是以周星馳為代表的「周氏」無釐頭喜劇,時至今日,依然令人忍俊不禁。
周星馳
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初,舉國上下都百廢待興。對於香港問題,中英兩國於1984年籤署了聯合聲明,明確香港將會在1997年回歸祖國懷抱。但在大時代奔騰的浪潮中,內地經濟落後,生產力不足,與早已到達現代化的香港相比,各方面都有著不小的差距。
母親的貧窮和匱乏,讓富足的歸鄉遊子心中布滿惆悵與迷茫,未來的路將走向何方,沒人敢斷言。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香港喜劇誕生,它對於香港高強度的商業化氛圍,有著極好的減壓作用,人們可以逃避到歡聲笑語中,忘卻日常生活裡的瑣碎和煩惱,得到短暫的喘息與片刻的放鬆。
於是,喜劇電影就成為香港電影的主流。在那段時期,香港電影市場上出現了許多令人捧腹大笑的經典佳作,也捧紅了一批賣力敬業的喜劇電影人,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以許冠文、洪金寶、成龍等為代表的動作喜劇。
許冠文一直對薄命勞資世界的升鬥小民飽含同情,他的電影裡始終堅持著基本的是非判斷,宣傳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比如腳踏實地,安貧樂道等等,其中,1988年的《雞同鴨講》最為典型。《雞同鴨講》中傳統的家庭作坊和現代的流水企業之間的衝突對立,本土意識與自身文化的契合,在影片結局的開業收徒中得到了和解。然而,這樣帶有說教性質的影片,漸漸令觀眾感到乏味,因此許冠文喜劇電影的高潮到1986年便基本結束。
《雞同鴨講》
成龍的另類動作喜劇開始嶄露頭角,1978的《醉拳》令成龍一炮而紅,幽默卻不低俗,搞怪不失高雅的功夫喜劇開始風靡,一種脫離了本真世界的虛幻笑料,逗得觀眾前仰後合。而此時的電影市場,恰好缺失了來自現實生活的真實感,一個喜劇新星的出現,填補了這塊漏洞,打破了已經趨於固化的喜劇市場。
《醉拳》
所謂無釐頭,原是廣東佛山等地的一句俗話,意思是一個人做事、說話都令人難以理解,無中心,其語言和行為沒有明確目的,粗俗隨意,亂發牢騷,但並非沒有道理。——譚亞明《周星馳現象研究》
無釐頭喜劇的成型可以追溯到1988年香港的電臺節目《軟硬製造》,「軟硬天師」的成員分別是:硬天師——林海峰,軟天師——葛民輝。二人常常以沒頭沒腦,胡說亂講的鬼馬方式做電臺節目,這種毫無邏輯,不按常理出牌的笑料卻在香港大受歡迎。
《軟硬製造》
1990年初,曾志偉和林敏聰主持的無釐頭電視節目《開心主流派》,獲得了超高的收視率,標誌著無釐頭文化進入電視圈,也讓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接受「無釐頭」的搞怪,為周星馳無釐頭喜劇的爆發,奠定了潛在基礎。
1990年8月,28歲的周星馳主演的無釐頭喜劇電影《賭聖》大獲成功,成為香港電影史上首部票房超過四千萬港幣的電影。此後,一系列的無釐頭喜劇電影,如《逃學威龍》系列《整蠱專家》《審死官》《鹿鼎記》《唐伯虎點秋香》等等,屢次打破香港單片票房的紀錄,香港喜劇就此進入到了周星馳時代。
《賭聖》
這些電影充斥著草根笑話,幽默誇張,看似毫無邏輯關聯的行為語言和肢體動作,突兀的柔和在一起後,竟然達到了一種滑稽可笑,看似矛盾卻又出人意料的惹人深思的戲劇效果。
用美國電影理論家大衛波德威爾評價香港電影的那句話:「盡皆過火,儘是癲狂。」來評價周星馳電影的喜劇一點也不為過,從本質上而言,這就是對無釐頭的契合。
此後,無釐頭喜劇就在香港大受歡迎,周星馳也成為無釐頭喜劇的代表,無釐頭喜劇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撐起了香港電影的半壁江山。
《唐伯虎點秋香》
以周星馳為代表的無釐頭喜劇,打破了80年代由許冠文、成龍的動作喜劇壟斷的香港喜劇片市場,並且在內地和臺灣贏得許多影迷,在東南亞地區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直到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這股熱潮才開始慢慢消退,進入21世紀以後,無釐頭喜劇雖然在票房上仍有出色表現,但整體上勢頭已緩,風光已然不及當年。
無釐頭喜劇在具體表現手法上有一些固定的模式,主要以戲謔調侃,玩世不恭,反傳統反邏輯,追求意外性等方式,營造戲劇效果。
但它實質上卻有著深刻的社會內涵,透過其嬉戲調侃,玩世不恭的表象,觸及那些難以啟齒的莊嚴且不可侵犯的事物本質,已達到反諷目的,骨子裡表達的是悲觀厭世,及時行樂的僥倖心理和小人物的英雄夢幻。這些特點在「周氏喜劇」中,被展現的淋漓盡致。
1.平民化的電影人物——英雄消失
周星馳的電影可以說是反英雄,反權威的,他最擅長,也最深入人心的角色,大多是市井之徒,通過對這些扁平化的人物塑造,傳達出一種更加感性的是非觀。
《喜劇之王》裡跑龍套的尹天仇,第一次和柳飄飄見面的時候,對方不停地叫他「死跑龍套的」,他卻笑著,看似不經意,實則認真地強調:「小姐,其實我是一個演員」,他的態度讓觀眾覺得他不自量力而顯得十分的滑稽。之後卻能感受到,影片尹天仇作為一個小人物,他渴望被尊重,渴望被理解,以及他的無奈與卑微,這其中飽含的心酸,很容易讓現代社會生活中的普羅大眾感同身受。
《喜劇之王》
《長江七號》裡也有異曲同工之妙,窮困潦倒的父親周鐵,在面對老闆的咆哮和嘲諷時,只是輕聲笑嘆:「頂得了。」沒有怒火中燒,也沒有咬牙切齒,只有一句淡淡的回覆加之一個酸澀的微笑,舉手投足間,完全是一個為了家人屈服於生活的打工仔形象,既悲憐又偉岸,既感慨又艱辛。
《長江七號》
脫離了高雅別致的藝術環境和跌宕起伏的劇情設計,這種非神仙非英雄的,徹頭徹尾的平民文化,更加容易和市民階層發生共鳴,而互相認同。
2.顛覆傳統觀念——反諷
無釐頭喜劇的第二個特徵是反諷,包括對政治文化,習俗,道德,甚至是友誼和愛情的挖苦和嘲弄,顛覆既定觀念的人物關係,帶有強烈的宣洩特徵。它僭越常規嘲諷的,是90年代香港社會中以利益金錢至上的現象。
《九品芝麻官》中,對官官相衛的諷刺,更是毫不留情,尤其結尾高潮部分,那段公堂之上的粗俗對罵,各種汙言穢語不堪入耳,但呈現在觀眾面前,效果卻是出奇的好,一段露骨的冤案在瘋瘋癲癲的荒誕中沉冤昭雪,正義得到伸張,惡人得到懲罰。這種跳脫世俗威嚴之外,收攏正確道德觀念之中的戲謔,既精彩又刺激。
《九品芝麻官》
《大內密探零零發》的開場,長得歪瓜裂棗的陸小鳳、花滿樓、葉孤城以及西門吹雪,給人當頭棒喝,曾經影迷心中那些英俊瀟灑,風度翩翩的俠客形象瞬間崩塌,而且片中人物還自我吐槽,宣稱:「高手不一定要長得多英俊,只不過是你們這些星鬥市民一廂情願的想法罷了,難道大俠就不能禿頭嗎?」
《大內密探零零發》
在這種顛覆和解構中,電影的故事情節呈現出對傳統和社會一定程度的叛逆和疏離,模糊了時間和空間,為無釐頭的具體表現提供了巨大的創作空間,
3. 有意識的拼貼性——戲仿
無釐頭喜劇經常對經典作品進行戲仿,進而產生強烈的戲劇性效果。例如《賭聖》系列,就像《堂吉訶德》對騎士制度的諷刺一樣,從題材風格到內容表演都是對香港賭片的全面戲仿。
王家衛在1994年推出了都市愛情電影《重慶森林》。在《重慶森林》中有這樣一句臺詞:「我距離她最近的時候只有0.01公分,57個小時之後,我愛上了這個女人。」失戀的金城武在與林青霞邂逅一晚後接到林青霞的信息,後者祝他生日快樂,讓金城武感到非常振奮,當時金城武的獨白是這樣的:「如果記憶也是一個罐頭的話,我希望這個罐頭不會過期,如果一定要加一個日子的話,我希望是一萬年。」《大話西遊》裡的經典獨白,便是模仿於此。
《重慶森林》
4.哲學性——後現代主義
美國電影學者大衛·波德威爾在評論周星馳的電影時,曾說:「那些看似張狂的愚人作品其實包含了出色的創意和獨具匠心的技藝,是香港給全球文化的最大貢獻。」
周星馳的無釐頭電影是後現代主義電影,透過無釐頭幽默詼諧的表象,可以看到其所反映的深刻社會內涵。「周氏」喜劇一度作為大眾文化的典型代表,反映了一種時代情緒,但無釐頭喜劇從來沒有真正挑戰過「邪不壓正」這條通俗文化的底線,它更多是在削減意義,而沒有建立新的意義,所以它更像是一種精神勝利法。
《大話西遊》
比如《大話西遊》,它作為經典名著的改造版,在胡鬧逗趣的面具之下,卻藏匿著一抹濃重的悲劇色彩。當至尊寶放蕩不羈,隨意狂妄的自由天性,與固化的社會秩序發生尖銳的矛盾時,只得犧牲自己的個性去服從強大的秩序,在規則的束縛下苟延殘喘。這使觀眾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因為這種挫折感也多多少少存在於現代人的命運當中。
透過周星馳的無釐頭電影,可以看到他的戲謔、調侃,反智反尊,玩世不恭,這也是後現代主義的「大眾性」、「非理性」以及「斷裂性」的具體表現。
《大話西遊》
本文簡單闡述了80年代香港喜劇電影的發展,以及無釐頭喜劇的起源,分析了周星馳的無釐頭喜劇特色,幫助觀眾更好的理解「周氏」喜劇內涵,對解讀「周氏」喜劇有一定的參考作用。當然這並非絕對,具體問題仍需要具體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