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屈原的形象，雖無照片留存，也無詩歌描述，但也不是無跡可尋。
我們既有屈原作品的內證依據，也有屈原同時代人物形象的參照，還可以通過出土文獻進行互證。相比較而言，與屈原基本同時代的楚國風雲人物，如昭 雎、陳軫，儘管貢獻、影響當時遠在屈原之上（見《戰國策·楚策一》張儀與昭雎對話），但由於沒有作品存世，他們的肖像同樣也是無法猜測。
審視歷史人物的形象，一是本色型，如孔子、陶淵明，一言一行，真實有據，不事誇飾；二是自塑型，如屈原、司馬遷，對自己的功過得失過於用情，在人品、成績方面，往往有所誇大，在情緒痛苦方面，往往過於強化。以《論語》為代表的文獻，關於孔子的記載，孔子的自我形象，本質上是客觀真實的。如孔子的形象不佳，不僅無所稱道，而且有明顯缺陷。在生活方面，「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後來經過子貢等弟子的極度美化、不斷神化，在後代不斷改塑為聖人、素王的形象，這是孔子始料未及的。而屈原、司馬遷影響於後代的形象，則首先源於他們自身的塑造。
屈原是才子，是詩人，激情洋溢，情感豐盈，他的優秀、傑出、迥異，是有目共睹、眾所皆知的，他的自塑有三個維度，一是生氣勃勃、英氣逼人的循吏形象，一是飽經風霜、歷經磨難的逐臣形象，一是內美修能、不斷升華的精神形象。每一點，每一個維度，每一個方向，屈原都有非常好的自身基礎，有不容忽視的事實依據，而屈原在作品中又利用自己絕世神奇的妙筆，對此作了現代意義上的「美圖秀秀」，作了極度的放大誇飾，圍繞目的分別達到極致。
探索屈原形象的歷史原貌，還涉及到屈原的職業、為人、個性等因素，通過司馬遷的本傳分析、屈原作品內證，可以大致破譯屈原的身份：亦官亦巫、亦官亦民。如果讓屈原像當今高考考生填寫志願的方式選擇人生，那麼，屈原的第一志願是從政，第二志願是從政，第三志願是從政，最後服從調劑的志願也是從政，這是屈原人生追求的不二選擇，毫不猶豫，義無反顧。屈原，是一個執履忠貞、志潔行廉的政治家，是一個有才華、有能力、有個性也有明顯缺陷的政治家，是一個起點很高、前景燦爛但半途夭折的政治家，是一個詩人氣質過於強烈的政治家。
屈原具備政府官員的基本要求，「德」的方面，「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才」的方面，「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他能夠從容處理內政外交重大事務，「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曾經深得楚王信任，「王甚任之」。但是，詩人氣質使他對現實生活的複雜、不平、無序乃至殘酷，缺少應有的認識與應對的辦法，心理準備、精神準備非常不足，他缺少政治家的寬容、克制、冷靜、耐力，缺少政治家的審時度勢和心胸雅量，缺少政治家的宦海浮沉、能屈能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碰到挫折，就憂愁幽思、勞苦倦極、疾痛慘怛，實際應對處置能力有限，連一個同事的讒言（上官大夫靳尚）都對付不了，正如司馬遷所說，「讒人間之，可謂窮矣」，而且埋怨君王，「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自然很容易得罪君王，失去信任。
屈原，作為一個失敗的政治家、成功的詩人，或者詩人型的政治家、政治型的詩人，對自己的失寵、失意、失敗，始終是不承認的、不服氣的、不服輸的，他要極力爭辯，要抨擊小人，要表明心跡，一唱三嘆，迴環往復，「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後的過於強烈的反應，是超乎官場正常氛圍的，屬於「非常態」的，至於那種呼天搶地痛不欲生的表現，則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決絕底線，一篇《離騷》，就反反覆覆渲染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