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士無雙
12月7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對14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實施制裁。
理由是「涉及取消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一事。」
據報導，14名被制裁官員中，包括中國科學院院士丁仲禮。
幾乎同一時間，#丁仲禮院士教做人#的話題在微博火了。
累積到現在，一共有785萬閱讀量。
話題來自柴靜11年前對丁仲禮的一段採訪。
在討論「什麼是公平的減排方案」時，柴靜提出一連串「尖銳」的問題，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而丁院士的回答邏輯縝密，條理清晰，貢獻了無數金句：
「難道中國人不是人？」、「科學家有主流嗎？」、「地球用不著人類拯救。」
視頻底下的評論，是這樣的：
丁仲禮是誰？為何他能獲得如此巨大的讚譽？這段採訪和美國制裁他有什麼關係？
今天，我們來重新認識這位「最會懟人」的科學家。
從學者到校長
1957年，丁仲禮出生於紹興嵊州的一個農村。
小時候，農村生活艱苦，他一邊讀書，一邊做農活，鍛鍊出了堅韌不拔的品質。
高中畢業後，丁仲禮經歷了兩次高考。
1977年，第一次高考，他報了文科，過了錄取線，但被體檢出血壓偏高，沒有錄取。
1978年，他讀了徐遲寫的《哥德巴赫猜想》，做了一個改變一生的決定：改報理科。
同年的高考再考，他被浙江大學地質系錄取。
1982年，從浙江大學畢業的丁仲禮，考取了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
丁仲禮 圖片來源於中國科學院學部
他的老師，是中國著名的黃土專家——劉東生院士。
劉東生是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的學生。
地質學家劉東生
黃土研究能夠反映出地球氣候、地質變化的歷史，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中國雖然有全世界最大的黃土高原——西北黃土高原，但國外學者一直把持著研究的話語權。
"我們國家的土地，憑什麼讓外國人說了算？"
在劉東生院士的帶領下，丁仲禮一頭扎進黃土的世界，一幹就是20年。
黃土研究意味著常常要跑到野外，過程不僅孤獨，還危險：
1986年，陝西省富縣直羅鎮，他遭遇一場突發車禍，被甩出了車外。
丁仲禮在醫院裡足足躺了3天，沒能動彈。
1996年，陝西渭南，他在一個黃土陡坡上採集樣品時，腳下一滑，從坡頂摔下去了將近100米。
這一次，頸椎骨折，他足足在醫院躺了5個星期。
種種磨難並沒有擊倒丁仲禮，深耕黃土高原20年，他為中國的黃土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黃土高原的不同地區，觀察和採集了25萬年以來的45個黃土剖面。丁仲禮和團隊搜集了1.8萬多個黃土樣品為基礎，建立了黃土高原260萬年來的集成氣候記錄曲線，被地質領域的專家譽為「迄今為止最好的，最連續的陸相第四紀沉積氣候變化記錄。」圍繞第四紀的氣候變化及其機制等問題，發表論文100餘篇，SCI刊物引用800餘次，部分成果被編入英美教科書。
此後，丁仲禮雖然離開了學術研究的領域，但心裡對學術、對教育一直滿腔熱忱。
2014年，中科院研究生院更名為中國科學院大學，丁仲禮任校長，同年招收第一批本科生。
圖片來源於中國科學院大學微信公眾號
當時外界有質疑，認為國科大沒有必要招收本科生，按照傳統培養研究生就行。
但丁仲禮的目標，始終是為國家培養頂尖的科研人才。
他認為，科研人才的培養，必須從本科抓起。
因此，為了不違背教育的初心，國科大一開始就提出「三不」：
不追捧高校排名，不參與名次競爭，不攀比高分考生。
圖片來源於中國科學院大學
在學校的招生宣傳會上，丁仲禮直截了當地告訴學生和家長：
「學校的本科肯定不會好混，要問問自己，是不是一個能靜下心的人。」
「如果想做生意、想學金融、想考公務員，就不要報考這所學校。」
如今，國科大常常以精英、硬核的形象進入大眾的視野，這和丁仲禮對國科大精神的塑造息息相關。
怒懟柴靜：「中國人，是不是人？」
丁仲禮院士被公眾知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柴靜的那次採訪。
2009年，全球192個國家就全球變暖問題，召開哥本哈根氣候大會。
當時，丁仲禮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主管資源環境領域。
那場會議的焦點問題，集中在「責任共擔」。
由發達國家成立的IPCC（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提出，為了把全球氣溫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度以內，全球必須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當時，IPCC提出的主要方案是：
發達國家逐步減少碳排放，到2020年減排25%到40%，到2050年減排80%，對發展中國家不作限制。
表面上看，這個方案是發達國家主動做出表率。
就像他們一貫標榜的「重視環保問題「的形象。
圖片來源於中國新聞周刊
丁仲禮從事地質研究，對全球氣候變化有深刻的認識，他認為事情並不簡單。
他讓秘書收集數據，計算分析後發現：
這個方案對發展中國家非常不公平，而且暗藏陷阱。
哥本哈根大會前，丁仲禮到西藏進行野外考察。
一天晚上考察結束後，他在瀾滄江邊喝著小酒吹著風，突然接到一位中央領導的電話，與他討論減排問題。
趁著酒勁，丁仲禮對領導說：
「如果籤了這個協議的話，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將遙遙無期！」
不久，丁仲禮作為中國代表團的科學顧問，在氣候大會上發言。
丁仲禮提出的質疑主要有兩點。
首先，會上提出的減能目標，看似對發展中國家有利。
實際上，把總的排碳量比作蛋糕，等於發達國家要率先分走一塊大蛋糕。
比如「八國集團」提出的目標，27個發達國家的11億人口，先取走44%的蛋糕。
這意味著剩下的100多個發展中國家，55億人，要分剩下56%的蛋糕。
其次，丁仲禮計算後得出，就算發達國家減排80%，他們的人均排碳量仍是發展中國家的2.3倍。
列舉出方案的種種不公後，他說：
「如果這些方案成為國際協議的話，它們將成為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不平等條約。
因為這將把目前已經形成的巨大貧富差異固定化，在道德上是邪惡的。」
此話一出，全場譁然，有的國家甚至譴責中國不願為環保承擔責任。
最終，發達國家提出的減排計劃沒有列入《哥本哈根協議》。
後來在接受柴靜採訪時，丁仲禮解釋了為什麼要爭取排放權。
在他看來，排放權意味著國家的發展權，一個人的基本人權。
對於普通民眾來說，更多的排放權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生活的改善、福利的增加、就業的穩定。
如果減排方案通過，發達國家的民眾，生活水平仍然和過去差不多。
但發展中國家卻要放慢發展，民眾甚至要節衣縮食。這合理嗎？
更離譜的是，碳排放指標不夠了，還要向發達國家購買。
這不是協商，這是趁火打劫。
因此，當柴靜在採訪中問到，
中國是個人口大國，是不是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時，
丁仲禮略帶憤怒地回答道：
「那麼我問你了，中國人是不是人？"
"為什麼同樣的一個中國人，就應該少排？"
字字鏗鏘有力，句句擲地有聲。
一句話揭穿了發達國家的陰謀:
以環保為名義，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對於這種不公平的分配製度，丁院士直言:
中國的人均排放量，完全有權利和發達國家一樣多。
甚至發達國家人均碳排放多少，我們都有能力控制在他們的80%。
因為中國從來不逃避應對氣候變化的責任。
在這一點上，我們比很多發達國家都做得更好。
正是因為丁院士在十一年前的大聲疾呼，激烈爭辯，維護了國家的發展權利，也維護了我們每一個人的發展權利。
我們應該為國家有這樣的國士，感到欣慰、自豪。
在丁仲禮被列入美國制裁名單後，有網友表示：
「美國是用制裁告訴國人，誰才是中國的脊梁和骨幹。」
丁仲禮，他就是那個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