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丁謂書》是至道三年(997)王禹偁坐貶揚州時給丁謂的一封回信。
王禹偁雖是一代著名的詞人，但他為人剛正，遇事敢言，喜歡評價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為文著書，多所規諷，頗為時俗所不容，屢見擯斥，因此在仕途上並不順暢。正因為他仕途不暢，才轉而攻於詞詩，一時如丁謂、孫何等後起之秀均與之交遊。
當時王禹偁參與修《太祖實錄》,因據史事記載，觸犯真宗，貶為揚州知守。當時丁謂剛出道，加之兩人感情頗好，丁謂給王禹偁寫了一封信，盛讚他剛正高亢。王禹偁在收到丁謂的信後，對丁謂的讚譽之詞深為不安，遂寫了這封回信。
其大概內如：學士謂之足下：前些時候託人送信來，並附帶你的詩作。信中所指，都切中我的毛病，不是謂之你喜愛我，不可能達到這般真切。《論語》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左傳》說：「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說：「不遠復，無祗悔」。這些都是古代聖人的深旨，我將要效仿踐行。
然而《尚書》中所說「為善無近名，名者公器，不可多得」等等，我也有所回答。名聲對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大概修之於身，就是名節，行之於世，就是名教。名聲廢，那麼教也幾乎息滅。況且名聲怎麼能接近呢？又怎麼能夠得到呢？假如沒有實際行動，雖想接近，實在太遠了；雖然得到，也就失去了。
所以仲尼修《春秋》,以名為主，故而求名而亡，欲蓋而彰。齊豹，想得到不畏強御的名聲，聖人不這樣做。三叛之人，想掩蓋他們的惡名，聖人就在書中記下來。太重要了，仲尼對之於名之記也！
今謂之你取得進士科第一名，得到皇上賞識，而想與世浮沉，自名氣，我認為你不應該這樣做。又說我離開職位，是由於高亢剛直的緣故。剛直之名，我誠然有。大概嫉惡太過分，賢不肖分得太清楚，這也是天性如此。加之年少氣盛，勇於做事。
今天已經四十三歲了，五年之內，幾度被貶斥，頭白眼昏，老態具現，過去剛直不抑而自己衰老。孟子四十歲心不湧動，養浩然正氣；我的老師五十歲讀《易》,可以做到無什麼大過錯。我將像他們一樣這樣做，說我高亢實則沒有。為什麼呢？
我當了一年主簿，奔走事奉縣令，當了三年縣令，又奔波事奉郡守。郡守就是諫議柴成務，縣令就是著作郎崔惟寧，他們今天都還在世，你可以問一問就知道了。在三館兩制時，比我年齡長一倍的，都像父親一樣敬事他們，長我十歲、五歲的，都以兄長之禮事奉他們。像這樣還稱為高亢，讓我該如何辦呢？這是以成敗論是非，以炎涼為去就者說之雲。
當我在內廷掌起草文書帝詔時，親近我的人不說，你高亢剛直，可能會不被朝廷所容；又不當面批評我的不對，不當廷與我爭論某事的是非。等到我貶退才這樣做，不是完全了解我的。孔子說：「天之未喪斯文也，桓魋其如予何！」孟軻說：「我碰不到魯侯，此乃天意，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謂之你又認為韓吏部不應當批評陽城不諫諍小事，不應當與李紳爭臺參，認為這是不存遠大的。我說：退之都對。「守道不如守官」,這是《春秋》的本義。
今不做官罷了，做官就應當盡其所職。舜製作漆器，諫諍的人不斷，君主誰能有與舜賢明？事情哪還有比漆器更小？大概堵塞其萌芽。退之任大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不臺參，大概唐代有此制度。所以退之寧願任桂管中丞免去臺參以自解，委曲在於李紳。我又見退之當袁州刺史，過去的慣例，觀察使牒部刺史，均稱之為「故牒」。
當時王弘中廉江西，以吏部特別賢能，就自加貶損稱「謹牒」。退之寫信非常懇切，認為應當依從舊制。像這樣，退之可以說是當官而行，又有什麼強求呢！謂之你不太清楚。即使這樣，謂之你親近我，我的兄弟們都達不到，我怎敢不多加感謝自加悔過？東閩風土與中原不太一樣，善自愛，是我的心願。月日，我頓首拜謝。(《小畜集》卷18)
在這封回信中，王禹偁首先感謝丁謂對自己不足之處的批評，之後就名節與怎樣出名問題展開了一番論議。在王禹偁看來，名聲對一個人至關重要，如果自己沒有實際行為，想博取功名，是很難的，對丁謂甘於與世浮沉，自墮名節的行為提出了批評。以自己一生為官的經歷為例，說明了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為，自認為稱之為剛直是可以，稱自己為高亢則似不妥。
這封信雖是朋友間的一封回信，但字裡行間所透現出的內容是非常可取的。做人就應當剛正不阿，為官就應當諫諍批評弊政，即使身遭不測也再所不惜，這樣才能得到一個好的名聲。
對於今人而言，此信的意義仍然非常大，不管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聞過則改是非常好的，對於一些不良的社會風氣，要敢於提出批評意見，不要怕得罪人而默默無語，這樣才會對工作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