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期間，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和她的父母姐姐因為猶太人的身份，不得不從德國前往荷蘭避難。但不久之後，德國攻佔荷蘭。他們為了避免前往集中營，在阿姆斯特丹安妮父親公司的密室內藏匿了兩年多，直到被蓋世太保發現，押送上了前往集中營的火車。在密室的八個人中，只有安妮的父親活過了戰爭。他回到荷蘭，在朋友手中拿到了安妮在密室裡留下的日記，集結出版。
我不想用「二戰」這個詞，因為對我們而言，這兩個字只代表一段既定的、慘痛的、轟隆隆的歷史。我們熟知它是如何暴露了人性前所未有的低谷，也熟知曙光在何時到來。
而在13歲的安妮的生活中，沒有「二戰」這個概念，只有一件件確實發生在身邊、在人們口中、在收音機裡的或大或小的改變：
德國發生了「水晶之夜」，猶太人的商鋪被砸；
荷蘭投降，德國的坦克開上了阿姆斯特丹的街道；
在荷蘭的所有猶太人必須集中登記；
6周歲以上的猶太人必須時刻佩戴代表其身份的黃色「猶太星」；
猶太兒童必須前往猶太學校；
出現了只針對猶太人的宵禁；
猶太人不能再出現在公共運動場所；
猶太人只能在下午3至5點間去商店購物；
電車拒絕猶太人乘坐；
猶太人不被允許騎自行車；
一些店鋪掛出了「猶太人禁入」的牌子；
猶太人被一批批隨機徵召，「為德國軍隊製造武器」；
……
照片來自Stapf Bilderdienst, NIOD
就這樣一點一點地燒開一鍋溫水。
而自由的未來，不知何時才能到來。
甚至不知是否存在。
身在迷宮的人，和俯視迷宮的人，是完全不同的視角。身在歷史之中的普通人，不知道哪時哪刻才是轉折點，哪個事件才是裡程碑。一切仿佛循序漸進，人們被一步步推著後退，茫然不知身後還有多遠才是深淵。
第一步，是區分人群；
第二步，是區別對待；
然後，當大眾不再對另一個群體產生認同感，他們就不會在意發生在弱勢群體上的任何事情。
猶太人，同性戀，殘疾人，吉普賽人，反對派……
與我何幹？
英劇《黑鏡》中有一集，軍隊不依不饒地追逐著被稱為「蟑螂」的變異人類，誓將它們斬草除根。民眾痛恨「蟑螂」，因為怕自己被他們「血液裡的壞東西」感染。但事實上，所謂的「蟑螂」不過是有基因缺陷的普通人類，只是士兵腦中植入的晶片操縱了他們的五感，將「蟑螂」正常的人體扭曲成恐怖畸形的形貌，將他們求救的話語轉變成無意義的古怪尖嘯，從而使軍隊能執行高效率的屠殺。晶片損毀後，士兵看著面前與普通人無異的「蟑螂」，一時不願接受自己曾屠殺平民的事實，憤怒質問：「就算我是被操控的，為什麼普通民眾也怕你們？」
左：奧斯維辛大門，來自wikipedia
右：奧斯維辛受害者的眼鏡，來自wikimedia
極少數的幸運兒逃離了，或是在躲藏中惶惶度日。荷蘭境內十數萬人離去了，只有五千人倖存。
安妮之家博物館中，陳列著一本《Memorial Book》（紀念之書），這本黑色封面的書厚重如詞典一般，內裡只有一個個的名字和死亡日期，一頁兩列，整整齊齊無窮無盡地排列下來。
那全都是在集中營裡死去的人。
在安妮所在的那一頁，我按字母順序找到了她的名字。短短三行小字，細細的、輕輕的。背後是一個支撐起以70餘種文字發行的書籍、八部影片、年訪問量百萬人次的旅遊景點的，一名生命終結在花季的少女的人生故事。
可是，排列在安妮上方和下方的名字，又有著什麼樣的故事？
一旁緊緊挨在一起的四個Aron Frank，又分別屬於誰？她們彼此相識嗎？
整頁整頁以Frank為姓的人，在他/她們死前，又分別經歷了怎樣的愉快的日子，和痛苦的掙扎？
這不是一本書，這是十萬本遺失的日記的目錄。
同一時間，在另一片土地，更有無數同樣失去了性命的人，連名字都沒能留下。
三十萬不是一個數字。那是屍山血海，厲厲鬼哭。
統計可以把人看成數字。但我們不能。
這些天以來，我和很多人一樣，每一天睜開眼的第一件事，就是關注疫情進展：又新增了多少例疑似，多少例確診，多少例死亡。
看著疫情報告中曲線的走勢，恍然如同曾經玩過的《瘟疫公司》遊戲的開局。
截屏來自瘟疫公司App Store頁面
——「你是一種剛誕生的瘟疫。為了勝利，你必須進化並傳播到世界各地，消滅所有的人類。」
——「瘟疫已經傳播到了一個新的洲。」
——「全球新增的感染人數已經超越肺結核，它是一種傳染性很高的疾病。」
——「你成功地進化了你的瘟疫。」
——「該疾病是全球最致命的瘟疫。它已殺死超過3億的人類——這已超越了天花！」
——「雖然人類已經盡了全力，但是瘟疫還是摧毀了全世界。僅存的倖存者藏身在廢墟裡，沒有一絲存活機會。」
遊戲屏幕的最下端，顯示著全球人口的進度條全成了黑色，7,761,920,809一旁的骷髏圖樣，標誌著瘟疫的勝利。
但每天的疫情推送中，那些增長的不是遊戲中的數字，是一個個確實生活過、存在過的人。
「我們必須記住，那些是人，不是數字。」
截圖自世界衛生組織的推特
——「關注地區：湖北。最新動態：新增死亡64例，截至目前總計414例。」
我必須提醒自己：
「All their would-haves are our opportunities.」
他們所未能完成的，是我們尚且擁有的，改變的可能。
春節禁足七天，仿佛已經如同一個月那麼難熬。
被關在在20立方米的籠子裡，「頭三個月就把一生裡面所能夠想的都想完了」。
遠洋漁船載著33名船員出海一年，22人命喪同胞之手，只有魂魄一同返鄉。
謝德慶的《一年行為表演 1978-1979》（「籠子」）
他把自己在木籠中關了一年
圖片來自MoMA
問題從來不是，在獨立空間內人能存活多久。
而是，獨立空間內，人能保持樂觀和尊嚴多久。
一間大約十平米的小屋，是安妮的父母和姐姐三個人的寢室。
安妮自己則同另一名藏匿者一起，擠在廁所大小的房間內。
在安妮的密室（Secret Annex），整整兩年，八個人被迫朝夕相處。在白天所有人不得打開自來水，不得使用衝水馬桶，上下樓梯必須輕悄，講話也只能耳語，因為工人工作的倉庫就在樓下。當安妮無法忍受的時候，13歲的女孩，不能撒潑打滾，不能尖叫跺腳，她只能回到自己的房間，埋在被子裡無聲啜泣。
連這個房間，甚至都不是屬於她一個人的。
只有在晚上，他們才可能輕輕推開偽裝成書架的暗門，到前方的辦公室裡走一走。
或者，趁清早到閣樓裡去，呼吸一點點從木頭縫隙中透進來的新鮮空氣。
左邊的建築是安妮父親公司的辦公室，右方紅圈內是密室的範圍。
箭頭指示暗門的位置。數字標示了該房間內居住者的數量。
攝/鳥十一
兩年多的時間中，他們時刻生活在不安的重壓之下。一旦被發現，等待著他們的別無他路，只有死亡。
在我心目中，我們八個人好像是一塊藍天，四面八方被逐漸逼近的烏雲包圍著。我們站著的這塊圓圓的地方還是安全的，但烏雲正在圍過來，我們和那一直逼過來的危險之間的圓圈愈收愈緊。我們周圍都是黑暗和危險，我們急著尋找逃出去的路，結果彼此你擠我撞。但是在這樣的壓抑之中，我還記得他們所有的樂觀和幽默，所有為了改善生活的努力：
他們有嚴格的作息時間，但是星期日起床的時間可以放寬；
孩子們接受固定的課程，法語、拉丁語、代數；
他們渴盼著星期六，因為那是一起閱讀書中新章節的日子；
自擬的《密室條例》中寫著，「只能使用文明的語言，因此禁用德語」；
安妮房間的牆上，貼著風景明信片、大衛像、和影星的照片；
安妮父母房間的牆紙上，留下了一道道鉛筆痕跡，是她和姐姐在兩年之中不斷增高的記錄；
在幫助他們藏匿的荷蘭夫妻結婚紀念日的當天，他們用有限的食材製作出了一頓晚宴，配有正式的菜單；
密室中另一個家庭的男孩過生日，收到了股票交易主題的桌遊作為禮物；
安妮還和他分享了彼此的初吻。
當然，還有寫作。「只要我能寫作就會擺脫一切，我的憂傷不見了，我的勇氣又誕生了」，她的日記不僅僅是少女的心事、苦悶的傾訴、事件的記錄，更有文學的嘗試，甚至哲思的閃光。
我經常心情沮喪，可是從來不絕望。我將我們躲藏在這裡的生活看成一場有趣的探險，充滿危險和浪漫情事，並且將每個艱辛匱乏當成使我日記更豐富的材料……我在這裡的經驗，是一個有趣人生的一個好開頭。碰到最危險的時刻，我都必須往它們幽默的一面看，並且笑一笑，理由——唯一的理由就在這裡。我們厭惡黑暗。但只要還有希望，還有人性的閃光，就能藉此暫祛周圍的暗影，等待黎明的時刻。
甚至因為黑暗，光芒會更刻骨銘心。
柏林圍牆沉重的歷史中，讓我記憶深刻的不是重要事件的日期，不是國際形勢，而是那一個個鮮活的人的故事。牆的這一側，智計百出突破高牆、巡邏隊和檢查站的故事：自製彈射器、潛水艇、熱氣球、秘密挖掘的地道、藏人的行李箱和汽車後備箱；牆的那一側，眾志成城接應來自東德的陌生人的努力：七手八腳舉起的床墊，鼓勵的標語和吶喊、空投物資後搖擺翅膀的飛機、手捧急救箱時刻準備救援的人群。
西德的兩名警察幫助自東德逃來的少年翻下柏林圍牆
圖片來自The Atlantic
這些溫暖的、笑中帶淚的時刻，並沒有讓我們忘記歷史。而是只有將宏觀的記錄不斷拉近，才能顯露出一個個像素，那是屬於人的智慧、堅韌和幽默。
因參與並領導荷蘭方面的抵抗運動，喬治·馬德羅（George Maduro）被納粹逮捕後在集中營喪生。戰後，他獲得了荷蘭的最高榮譽，威廉軍勳章（Military Order of William）。他的父母沒有選擇用紀念碑來紀念他，而是出資建造了馬德羅丹小人國，一個微縮的荷蘭。那是從五十年代直至今天，不但令孩子們興奮不已，甚至讓成年人都流連不去的童話之地。
我們不遺忘壞的事情，但人們也需要看到好的事情。因為人是與攝魂怪相反的、以快樂為食的生物啊。
只要是大家情緒平緩下來的時候，我們還是會在生活中尋找到屬於自己的小樂趣的。面對目前的處境終日愁眉苦臉不是我們所追求的，這不僅對密室中的人們毫無幫助，更幫不了外面的人們。我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讓自己好好活下去，抱著樂觀和希望活下去，這才是我們建立密室的意義所在。所以無論做什麼，我們都不必時刻為外面的同胞擔心，假如某件事讓大家覺得很開心，那麼就笑吧，不必為自己的快樂而感到羞恥。德國人想把我們都打入痛苦的深淵，這正是他們的算盤。外面的人們在痛苦中煎熬，我們在密室中就一定得活出自己的樣子。整天哭喪著臉，我絕不能那麼做。安妮·弗蘭克
圖片來自安妮之家博物館官網
在對安妮之家參觀者的採訪中，一名老人說，「我們都不願意去想這種事情再次發生的可能性。但是，它確有可能再次發生。」
人類經歷過很多次災難，有些我們勝利了；有些我們輸了；有些讓我們損失慘重，已經無所謂勝敗與否。
但只要人性還在，尊嚴還在，希望還在。
對幸福的渴望還在。微笑的能力還在。
災難總有過去的一日。
人類全部的智慧就包含在這四個字裡：等待，和希望。
——大仲馬《基督山伯爵》
文/鳥十一
繪/青枝
來歐洲之前，對猶太人和猶太歷史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來歐洲後，開始深入研究歐洲歷史，而二戰也是近代史最重要的一課。阿姆斯特丹安妮之家的博物館，二戰歷史重要的見證，不得不讓每一個駐足的人反思。歷史上的猶太人受到了如此大的歧視與傷害，可如今呢？在德國的猶太人依然受著歧視，種族歧視從來就沒有消失。這次武漢肺炎，從對武漢人的偏見上升到對中國人的歧視，這也是每一個在國外的華人深切的感受。
這幅畫的創作靈感來自於《安妮日記》，本該是享受美好的年紀，卻被困在閣樓裡兩年，後面集中營中的生活更是不敢想像。這樣一個熱愛寫作的安妮，這本紅色的筆記可能是她在苦難中唯一快樂。被困住的只是身體，困不住的是樂觀和有趣的靈魂。
文/青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