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理性和情感願望之間
——評彭東明的長篇小說《坪上村傳》
彭東明簡介
彭東明，平江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作家。1990年畢業於武漢大學中文系，歷任中共平江縣委副書記、《嶽陽日報》總編輯、嶽陽市文聯黨組書記，中共嶽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現任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嶽陽市作協主席。1982年至今共發表短篇小說、散文100餘篇、中篇小說38部、長篇小說3部、長篇報告文學6部。
孟繁華簡介
孟繁華，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瀋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所長，北京文藝批評家協會主席，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創作委員會委員，遼寧作協副主席、《文學評論》編委。著有《眾神狂歡》《1978：激情歲月》《夢幻與宿命》《傳媒與文化領導權》《遊牧的文學時代》等30餘部作品以及《孟繁華文集》十卷。主編文學書籍100餘種。2014年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
新世紀以來的小說創作，從題材的角度說已經發生了結構性的重要變化，但是，鄉村題材仍然佔有極大的比重。我曾表達過這樣的看法：鄉村文明的危機或崩潰，並不意味著鄉土文學的終結。對這一危機或崩潰的反映，同樣可以成就偉大的作品，就像封建社會大廈將傾卻成就了《紅樓夢》一樣。鄉村文明的危機一方面來自新文明的擠壓，一方面也為正在構建的都市文明的發展提供了多種可能和空間。鄉村文明講求秩序、平靜和詩意，是中國本土文化構建的文明；都市文化凸顯欲望、喧囂和時尚，是現代多種文明雜交的集散地或大賣場。無論我們對鄉村文明懷有怎樣複雜的情感，它仍然流淌在我們的文化血脈裡。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仍在蓬勃生長的鄉村題材小說。
現在我們討論的《坪上村傳》，是作家彭東明新近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以傳記的方式書寫一個村莊的人與事，講述一個村莊的過去和現在，源於作家揮之難去的一個願望：在封面題記中彭東明說：「我想我應該將半個多世紀以來村上的那些人和事記錄下來，也算是為這座村莊做一個雜亂無章的傳記。我在靜靜地梳理著那些風乾了的歲月」。這是彭東明創作《坪上村傳》的初衷。這個初衷隱含了彭東明重新發現坪上村秘密的欲望——生活，即便是親歷的，也同樣有一個再發現的過程。這也一如沈從文對湘西的書寫。如果沈從文沒有城市生活經驗，那個詩意的湘西是無從發現的。城市給我們以「挫敗感」或創傷記憶，這時，曾經的鄉村便被濾及為桃花源般的所在，前現代曾經有過的所有的問題被濾及掉了。另一方面，鄉村生活中的純樸關係、真摯情感等，也確有其感人的一面。即便如此，彭東明也無意於對農耕文明的眷戀乃至重塑的立場，以憑弔的情感方式講述曾經的過去。他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以矛盾或悖論的心情面對正在轉型的社會現實，在日常生活和具體的人與事中發現其內在的矛盾和問題——承受這一切的是那些生活在現實中的普通人：村支書老萬、村民長貴和他的六個孩子、佬黑、窯匠鄭石貴、賀戲子和兒子豆子、陸師傅、彭跋、寡婦水蓮、李發、桂花以及彭家的幾輩輩老小，他們祖輩生活在坪上村。看到了他們，就看見了坪上村的今天，通過他們，也就與坪上村的歷史建立了聯繫。
作為作家和講述者，彭東明恰如一個希臘神話的「雅努斯」，一面向著過去，一面向著未來。他要做的，是呈現生活的真實面目而不是解決其中的問題——面對過去，他因文化記憶而「詩話」了鄉村，鄉村在「再結構」中漸行漸遠卻詩意盎然，這源於他已經有了「現代」的經驗，是「現代」照亮了他的鄉村記憶。這一點，他與他的湘籍文學前輩有譜系關係；面對未來，「現代」未必都是好的，但它無可阻擋。「現代」是未竟的方案，它還遠遠沒有完成「試錯」過程——那是全新的、有待於證實的未完成性。彭東明的誠懇，就在於他沒有迴避個人身處其間的真實感受。他是一個來自鄉村的知識分子，他走出了鄉村，但鄉村記憶在「現代」的衝擊下反而凸顯出來——人們總是倚重已有的經驗，已有的經驗是可以把握的，一如村民長貴的一生，從生下來便可預知命運的最後；而「現代」是無從把握的，一如小六子，如果沒有「現代」的洗禮，那「同性」的取向是無從喚醒的。於是，人們對未知的未來總是懷有先在的畏懼。因此，《坪上村傳》無意中實現了兩種對話關係，一是同歷史的對話，一是同現實以及同類題材的對話。同歷史的對話，保有的是作家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情感，曾經擁有的過去並未漸行漸遠隨風飄散；同現實和同類題材的對話，是彭東明懷有的理性和誠懇的表述。一個十幾歲便離開村莊遠行的少年，38年的歲月足可以理解「現代」意味著什麼。對鄉村中國來說，「現代」就是讓奶奶和孫子的距離越來越遠，就是孫子幫奶奶菜園澆糞的承諾一再落空。
《坪上村傳》的形式在虛構與非虛構之間，作者本人一直在小說之中，他是講述者，也是當事人。這身置其間的處理方式，強化了小說的「仿真性」，因此也更有真實性的力量。小說沒有大開大闔的情節，沒有別離的痛苦或歸來的欣喜若狂。不經意間，「前現代」逐漸成為歷史，「現代」則不期而至——荷香初中畢業輟學到深圳打工，遇到臺灣老闆，臺灣老闆為人正派，喪偶，大荷香38歲。向荷香求婚，荷香沒有猶豫便答應了。接連給老闆生了兩個兒子。二妹菜香和名叫胖子的廚子談戀愛，未婚先孕，孩子生下來後，胖子到坪上村開「情席」餐館大獲成功，迅速開出了連鎖店；老三梅香來到深圳，先洗碗後陪酒，然後就睡到稅務局長的床上並懷了丁局長的孩子。丁承諾的結婚化為泡影，給梅香一筆錢，梅香將孩子丟給父母自己跑雲南去了；老四菊香也來到了深圳，與一個溫州小夥子結婚回到了溫州，生活平靜；老五茶香喜歡讀書，父親長貴阻攔，荷香堅持讓茶香讀書，一直讀到美國留學；老弟老六幾次復讀沒有考上大學，堅決不考了，也隨大姐荷香到了深圳。但老六是一個對女孩沒興趣並堅持要求變性的人。固守傳統的長貴如五雷轟頂，他根深蒂固的家族「香火」就要斷送在老六這一輩。於是，長貴執意要求「我」去做老六的「工作」，希望他幡然悔悟回頭是岸，結果是「我」被老六感動，被「工作」了，承認了「同性」的合理性「折羽而歸」。在「前現代」和「現代」「遭遇戰」中，大概都會莫衷一是進退維谷。通過一件具體的人與事，彭東明真實地表達了處在轉型時代的矛盾心態，於是，這個矛盾或悖論就具有了普遍性。
鄉村經驗或者前現代生活，是自足和封閉的。土地將家族、親情以及各種利益關係捆綁在一起。家族有幾輩人便幾輩人生活在一起，其情感關係也因物質和精神的貧困而緊密：「記得，那年我離開村莊時，是一個清冷的有零星雪花飄落的早晨，彎彎曲曲的泥濘的村路上積著殘雪，我手裡提著一個網袋，袋裡裝著一身螞蟻子布做成的襯衣。這種布當時是自家在地裡種了棉花，自家紡成紗織成黑白相間的棉布。我不知道為什麼村裡人要將它叫作螞蟻子布。提著這一身用螞蟻布做成的換洗衣衫，我一步三回頭地離開了村莊，後面是我的老祖父、老祖母，祖父、祖母，父親和母親，還有我家的那條麻狗在為我送行。我走出去好遠，回過頭來，發現他們還站在坳口上，且不停地朝前招手，意思是要我莫再回頭。」這是前現代家族情感關係最生動的寫照。彭東明說：「我在這座小山村度過了整個童年和少年時光。這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村莊上的人家普遍吃不飽飯，村莊留給我的是一個苦澀的童年，飢餓、寒冷、勞累，充滿了我的每一寸記憶。」即便如此，坪上村仍然魂牽夢繞。這就是作家的情感記憶。最後，他還是回到了坪上村的祖屋，當然——那已經是修葺一新、今非昔比的老屋了。
記下那曾經的迷人風情，是彭東明的初衷之一。湖南作家有寫風情畫的傳統，從沈從文到古華、葉蔚林、何立偉等，雖然號稱「湘軍」，但文字卻如沅湘之水，溫婉秀麗萬種風情。描述這迷人的風情，彭東明是通過源遠流長的各種器物、婚喪嫁娶風俗等生活方式實現的。一個香包、一條馱帶、一個長命鎖、一隻瓦桶、幾塊皮影子、一根短棍、一把油紙傘或一曲童謠，坪上村的風情便迷人了。於是，小說的思鄉之愁瀰漫四方，或哀婉或悽美或濃或淡，總因其想像的浪漫而充滿魅力。但是，這個鄉愁之美是只可想像不能經驗的。「現代」，並沒有證明它有無與倫比的好，但是，現代是歷史理性的選擇，而鄉愁只是個人的情感願望。在歷史理性面前，個人的情感願望最終將無能為力。大概也正因為如此，彭東明才「風情萬種」地書寫了他的「坪上村傳」，他「害怕失去」的農耕文明的迷人風情，最終還是要消失在那遙遠的地平線上。一如彭東明自述的那樣：
村莊四圍的矮山依舊，小溪和田野依舊，那飄蕩在田野上空的泥土氣息和稻子的清香也依然如故……然而，矮山腳下，那一棟棟土坯房卻不見了，現在已經變成了一棟棟貼著瓷片的樓房。人也陌生了，記憶裡的老人，都已經不在了。記憶中的青壯年，現在都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了。如今的青壯年，我全然不認得了。他們如今的生活，已經不再是原來村莊上那種生活。現在再沒人用牛犁田，再無人挑擔砍柴，也再無人跋山涉水走長途，再無人紡紗織布。甚至再也看不到屋頂上升起的嫋嫋炊煙，再也聽不到飄蕩在田疇上悠悠的山歌……田野上拖拉機、收割機的轟鳴聲，代替了往日黃牛和水牛的「哞」叫聲，溪邊的阡陌早已荒廢，水泥公路上「呼」進「呼」出的是汽車和摩託車……水庫裡的小木船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轟天轟地的機帆船。
彭東明人回到了老屋，但一切物是人非，他還是回不到那個「從前」了——這是「現代」給我們帶來的宿命。彭東明的不同，就在於他面對坪上村誠懇地書寫了他在歷史理性和情感願望之間的內心矛盾，是這一矛盾結構了這個貌似鬆散的長篇小說。也恰是這一矛盾，構成了小說的動人力量。現在，彭東明已經記錄下了坪上村的人與事，也記下了他記憶和想像中的「從前」，他在實現了自己內心願望的同時，也以文學的方式表達了我們面對歷史與現實的矛盾處境和心情；他提供了另一種書寫鄉村中國的文學樣式，那散淡如漫水般的文字，也延續了湖湘文學的現代傳統。因此，這是一本需要我們重視的長篇小說。
（孟繁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