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法》是姚永樸在大學課堂教學基礎上精心結撰的一部文章學著作，「其發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龍》」[1]，其在範疇界定、命題闡釋、文學史論等方面大量徵引《文心雕龍》，述作並重，既重視經典文論的傳承，又主動考慮學術體制的需要，在總結中國民族文學理論上作出了貢獻，在現代文學理論發生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該書四卷二十五篇，在體例上與《文心雕龍》呼應相通，學術界多有論述。現僅考察其對《文心雕龍》的徵引，就教於同仁。
（姚永樸像）
《文學研究法》是作者北大講義的基礎上編訂而成，前期基礎是國立法政學校講義《國文學》四卷。《國文學》選錄中國歷代單篇文論《詩·關雎序》以迄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二十篇，隨文簡要夾注詞義或段落大意，每篇之後以「永樸謹案」「又案」字樣領起按語的形式闡述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史上重大命題、範疇、理論與規律，類似中國古代文論作品選講[2]。
《文學研究法》很重視《國文學》選錄篇目，除方苞《書歸震川文集後》一篇外，其餘十九篇均見引錄，像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韓愈《答李翊書》等均引達七條之多，文體分類更是直接沿用姚鼐《古文辭類纂》與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同時，《文學研究法》還大量錄用《國文學》案語。如姚鼐《古文辭類纂序》案語「蓋文有名異而實同者」一段，見錄於《文學研究法·門類》篇；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案語「昔鄭東甫言鄭康成注《經》」一段，見錄於《疵瑕》篇；《毛詩·關雎序》案語「古今著作不外經史子集四類」一段，見錄於《範圍》篇等。
門人張瑋序介紹《文學研究法》撰寫原委，亦從《國文學》說起，只是「今年先生復應文科大學之聘，編訂講義，較《國文學》尤詳」，編訂過程也非常精審，「每成一篇，輒為瑋等誦說。危坐移時，神採奕奕，恆至日昃忘餐」[3]。可見該書編撰之用力。
姚永樸作為桐城嫡傳，論文「本之姜塢、惜抱兩先哲」，《文學研究法》徵引先祖姚範、姚鼐兩家之說亦冠以尊稱「先姜塢府君」與「惜抱先生」；曾國藩是桐城派中興主將，姚氏徵引其說多以「曾文正公」相稱；其他桐城派古文家文論也多有引錄。然而，《文學研究法》又是一部旁徵博引的宏大著述，張序謂「自周秦以迄近代，通人之論，莫不考其全而擷其精」，「自上古有書契以來，論文要旨，略備於是」，全書徵引之富，可見一斑。
程正民先生總結該書編撰特點說：「行文之中，作者多綜述前人觀點，自己只是略加點評和串聯。引述最多的桐城三祖方苞、姚鼐和劉大櫆的著述，經常成篇引用，像《狀態》一篇中引劉大櫆的《論文偶記》長達四頁。此外，曾國藩也是書中常常出現的名字，而另一個必不可少的資源是《文心雕龍》」[4]。
姚永樸對《文心雕龍》的重視可能有一個過程。起初，在《國文學》中，姚氏並沒有選錄《文心雕龍》篇目，案語中提及《文心雕龍》的僅九處，「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凡兩引，涉及篇目只有《神思》《詮賦》《風骨》《指瑕》《養氣》《定勢》等六篇。大抵到京師大學堂接受「文學研究法」課程教學任務，《國文學》並不能滿足新課程的教學要求，新課程又沒有成熟的教學目標與完善的教學內容，姚永樸對本課程的理解可能接近於後來的「文學概論」，重視文學的分類、派別、創作等內容，於是「體大而慮周」的文章學巨著《文心雕龍》成為不二範本，開始受到重視。
另外，由於西學東漸，「西文藝學」的學科觀念隨之引入，固守家法舊學已不合時宜，追求新變已勢在必行，姚永樸應清楚看到這一點，故其《國文學》跳出《古文辭類纂》的窠臼，從古代文論入手選篇，算是別開生面，《文學研究法》不薄桐城愛「文心」，又是其「謹守家法而無門戶之見存」文學思想的體現。這種思想傾向從數據統計可以直觀看出。
在謹守家法方面：《文學研究法》共引姚範文論40條，其中直接標明出自《援鶉堂筆記》的計37條，標示「先姜塢府君」言論凡3條。徵引姚鼐文論總計69條，主要出自《古文辭類纂》及其序目、《復魯絜非書》《答魯賓之書》《復曹雲路書》《與新城陳碩士書》《與陳碩士書》《與張阮林書》《答翁學士書》《與姚瑩書》《與管異之書》《與張翰宣書》《復劉明東書》《復陳東浦方伯書》《與王鐵夫書》《與何硯農書》《答徐季雅書》《與方植之書》《與人書》《賈生明申商論》《跋劉海峰詩》《五七言今體詩鈔》及評點文字等。徵引方苞文論26條，主要出自《答喬介夫書》《與劉言法書》《贈方文輈序》《古文約選序例》《答孫以寧書》《與程若韓書》《答程夔州書》《又書〈貨殖傳〉後》及文章評點等。
（姚鼐像）
徵引劉大櫆《論文偶記》55條，徵引篇幅達到原著的一半，其中《狀態》篇連續引用《論文偶記》「文貴奇」「文貴高」「文貴大」「文貴遠」「文貴簡」「文貴疏」「文貴變」「文貴瘦」「文貴華」「文貴參差」「文貴去陳言」「文貴品藻」等相關條目34條。
徵引曾國藩文論50條，主要出自《曾文正公日記》《答劉孟容書》《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答許仙屏書》《經史百家雜鈔》《歐陽生文集序》《曾國藩家訓》《與吳南屏書》《曾文正公筆記》《復陳右銘太守書》《復李眉生書》《與張廉卿書》《復鄧寅皆書》《聖哲畫像記》及評點等。
徵引方東樹《昭昧詹言》22條。對先大父姚瑩、先考慕庭府君姚濬昌等文論亦有徵引。姚氏家族自姚範、姚鼐、姚瑩、姚濬昌至姚永樸，文學思想代代傳承，在《文學研究法》中有著清晰的脈絡。《文學研究法》對其他桐城派古文家如梅曾亮、戴鈞衡、張裕釗、吳汝綸、馬其昶等重要文論觀點亦多有摘引，梳理對照，不難看出桐城文學思想發展的線索。
《文學研究法》徵引《文心雕龍》共62條，從破除門戶之見角度看，意義尤顯重要。
首先，在徵引數量上，《文心雕龍》與姚鼐、劉大櫆相當，比其他桐城派古文家所引條目多，足見姚氏對《文心雕龍》的重視。
其次，《門類》篇闡釋十三類文體時，姚氏往往選錄《文心雕龍》的文體界定釋名章義，涉及文體有「論」「章」「表」「奏」「啟」「議」「書」「記」「說」「詔」「策」「檄」「移」「狀」「碑」「頌」「贊」「賦」「誄」「哀」「吊」等，或先引《文心雕龍》的定義，次以姚鼐、曾國藩或其他文論家理論證之；或先引姚氏、曾氏之論，次以《文心雕龍》結之。無論先後，《文心雕龍》文體界定在姚著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再次，在重點篇目上，姚氏不惜筆墨徵引《文心雕龍》大段文字，以述為著，說明問題。如《功效》篇引《物色》440餘字，引文佔《物色》原文的三分之二；《運會》篇徵引《時序》1921字，佔《時序》原文91%；《性情》篇徵引《情採》300餘字，佔原文三分之一強；《神理》篇引《神思》370餘字，佔45%，在《奇正》篇又引《神思》「夫神思方運」至「言徵實而難巧也」一段文字，足見作者對《神思》篇的重視。
數據對比，姚氏文學思想總體傾向清晰可鑑。《文學研究法》將《文心雕龍》提到與桐城派古文家文論同等重要的位置，客觀上促進了《文心雕龍》進入大學課堂，正是在姚永樸《文學研究法》的直接刺激與影響下，北京大學《文心雕龍》課程在黃侃手裡成為熱門課程[5]，也開啟了以《文心雕龍》為陣地的文選派與桐城派之學術論爭，演繹成學術史上一段公案。從這個角度看，《文學研究法》大量徵引《文心雕龍》，有著深刻的學術史意義。
《文學研究法》徵引《文心雕龍》多為直接引用，一般以「《文心雕龍》××篇雲」「又雲」直接領起引文，但為了文字簡潔，也會概括大意後銜接引文，或在引文中間略去數句。故許振軒在校點本《文學研究法》的「出版說明」中說：「先師曾為予言：古人引文多憑記憶，所以如能予以校勘、注釋，當更有利讀者。」[6]的確是這樣，茲僅就姚氏對《文心雕龍》引用中的概述與省略部分出校若干條如下，以引起讀者注意。（1）《門類》篇：「奏議類者，其異名尤多。……而《文心雕龍》言之尤詳。《章表》篇云：七國言事，『皆稱上書。秦初定製，改曰書奏。漢定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表者，標也。』」[7]此段文字，有數處概括省略。「七國言事」，《文心雕龍》為「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主」；「漢定四品」，《文心雕龍》為「漢定禮儀，則有四品」；「章者，明也。表者，標也」，中間有省略，《文心雕龍》原文為：「章者，明也。詩云為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8]（2）《門類》篇：「《奏啟》篇云：『奏者，進也。言敷於下，情進於上也。自漢以來，奏事者或稱上疏。」《文心雕龍》原文：「奏者，進也；言敷於下，情進於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綰之奏勳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意逕：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9]姚永樸引用時，將中間舉例部分省略掉了。接下來引用「啟」的界定，同樣有大段省略。姚氏引文為「啟者，開也。孝景諱啟，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始雲『啟聞』，奏事之末，或雲『謹啟』。自晉盛啟，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晁錯受書，還上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文心雕龍》原文被略去三處。一為「啟者，開也」之後有「高宗云：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二為「亦表之別幹」後有「必斂飭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啟之大略也。又表奏確切，號為讜言。讜言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三為「還上便宜」後有「後代便宜」[10]。（3）《門類》篇：「《議對》篇云：『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其來遠矣。』漢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云駁也。』『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此段文字引用《文心雕龍》關於「議」「駁議」「對策」「策射」等名稱的解釋，稍不注意，就容易當成原文整段讀下去。其實在「審事宜也」後略去了《文心雕龍》幾句原文：「《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漢立駁議」也是原文「迄至有漢，始立駁議」[11]的概括。而且原文解釋「議」「駁」「對策」分布在全篇三處，姚永樸揉合在一起，雖更簡練，卻容易淆亂原著，讀者不可大意。（4）《門類》篇：「《文心雕龍·書記》篇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簡牘。』『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箋。記之言志，進己志也；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此段引文解釋「書」「記」「箋」等文體，在「陳之簡牘」後省略歷代「書」體經典範例的大段原文，在「亦稱奏書」後省略「張敞奏書於膠後，其義美矣」[12]一句。（5）《門類》篇：「而《文心雕龍》言之尤詳。《詔策》篇云：『昔軒轅、唐、虞，同稱曰命。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戒，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官錫胤。降及七國，並稱曰命。命者，使也。秦漢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郡，詔誥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13]姚氏引文在「同稱曰命」後省略「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在「故授官錫胤」後省略「《易》之《姤》象，後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漢初命有四品」原文為「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14]。接下來又引《詔策》篇解釋「戒」：「又云：『戒者，慎也。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故王侯稱教。』」相對《文心雕龍》原文，在「慎也」後略去「禹稱戒之用休」，在「亦顧命之作也」後略去「及馬援已下，各貽家戒。班姬女戒，足稱母師也。」在「言出而民效也」後省去「契敷五教」[15]。
（6）《門類》篇：「《檄移》篇云：檄之稱自七國始。『檄者，皦也。皦然明白也。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命往而民隨者也。』」原文檄、移分開論列，姚氏概括的「檄之稱自七國始」，原文為「暨乎戰國，始稱為檄」；「皦也」後略去「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後略去「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7）《門類》篇：「《文心雕龍·誄碑》篇云：『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嶽，故曰碑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原文在「故曰碑也」後有「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8）《門類》篇：「《文心雕龍·詮賦》篇云：『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採摛文，體物寫志也。』賦與詩體雖異，『總其歸塗，實相枝幹。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原文在「體物寫志也」後有「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姚永樸將這段文字縮略為「賦與詩體雖異」串聯引文，雖然通暢，但略去了上古對詩、賦的認識。「實相枝幹」後原文有「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蒍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16]。（9）《門類》篇：「《文心雕龍·誄碑》篇云：周時『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周時」原文為「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10）《門類》篇：「《哀弔》篇云：『哀者，依也，悲實依心』，『以辭遣哀，蓋不淚之悼』。『吊者，至也，君子命終定諡，事及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為言也。』」[17]為了儘量體現引文與原文的區別，標點本用三個雙引號隔開此段引文。原文在「悲實依心」後有「故曰哀也」；在「吊者，至也」後有「《詩》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11）《功效》篇分三處引《物色》篇文字論證文章的「達情」與「博物」功效，其中「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屈平所以能洞鑑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一段略去開頭的「若乃」二字，在「實文思之奧府」後略去「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九字。（12）《格律》篇：「《奏啟》篇云：『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憲清國……術在糾惡，勢必深峭』。」此段文字在「明憲清國」後省略「昔周之太僕」至「矢人慾揚」簡述歷代奏文發展的129字，從「明憲清國」跳躍到「術在糾惡」，顯得很突兀。（13）《聲色》篇：「《文心雕龍·鍊字》篇，有避詭異、省聯邊、權重出、調單復四法，而論重出尤精。其說云：『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騷》適會，而近世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18]姚氏在引文之前對原文鍊字四法進行概括，還是比較得體的。在同篇談到「隸事」時，姚氏以「《文心雕龍·麗辭》篇，嘗戒不均與孤立二病」概括《文心雕龍》大意，領起引文，亦簡潔有效。在《繁簡》篇引用《文心雕龍·鎔裁》篇，分別以「其總論鎔裁曰」「其論鎔曰」「其論裁曰」導出引文，可謂言之有序。總之，姚永樸對《文心雕龍》的徵引，並沒有完全照抄原著，而是將講義中摘錄的筆記歸類匯合到一起，以說明問題為旨歸。故姚永樸對引文往往作一些技術處理，如在引用《文心雕龍》時，只是將釋名章義的要點以簡短語句串連起來，儘量不引例證部分，最大限度減少枝蔓，因而行文流暢，論點突出。又正因其連貫簡潔，極易造成對原文的斷章取義，誤導讀者。整理者亦怯其引文之繁瑣，許振軒校點與許結講評本，在引文標點上都下了一番功夫，然僅就《文心雕龍》而言，仍有許多省略文字沒有在標點上體現出來。《文學研究法》徵引《文心雕龍》側重在釋名章義與敷理舉統方面，較少引用選文定篇材料。一則姚永樸理解的「文學研究法」重在文學文體論與創作論，不必細緻梳理文學發展史；再則桐城派早就有姚鼐《古文辭類纂》選定的文體範文，不必過多引入《文心雕龍》介紹的範例；另外，桐城派古文家講究義法，要求語言雅潔，而廣泛徵引前人著述，容易造成行文臃腫，氣脈斷續，故在引用中略去不少句段，以求行文連貫。最後，《文學研究法》除在《氣味》篇引《隱秀》讚辭「深文隱蔚，餘味曲包」外，不引其他篇目的讚辭，大抵因為讚辭皆為規範的四言體，高度概括，含義深蘊，不符合明白曉暢的要求。
姚永樸前後，以《文心雕龍》為主要教學內容進行教學的，主要有章太炎、黃侃。章氏在日本時期「國學講演會」上講過《文心雕龍》，後到北大講授《文心雕龍》的朱宗萊即與朱希祖、沈兼士等一起聽過課，留存有聽課記錄稿在上海圖書館。黃侃在北大主講《文心雕龍》名聲顯赫，日後在講義基礎上整理的《文心雕龍札記》更是「龍學」的開風氣之作。章、黃重視對《文心雕龍》的註解疏通，姚永樸則重在為我所用，以引代著，進而闡發自己的文章學理論觀點。出發點不同，對《文心雕龍》篇目的側重便不一樣。茲列表對照三家涉及《文心雕龍》篇目，以見異同。
黃霖整理集評《文心雕龍》附錄有周興陸整理的《章太炎講授〈文心雕龍〉紀錄稿兩種》，一種為《文心雕龍札記》，只有前8篇；一種為《文學定誼詮國學講習會略說》，一直到第18篇。據周興陸考證，章太炎講授《文心雕龍》進度為「每周一次，五周而畢其事」。據此，章太炎應通講《文心雕龍》50篇，筆記僅存18篇，不得窺章氏《文心雕龍》講義全貌，實屬遺憾。周興陸《章太炎講解〈文心雕龍〉辨釋》指出：「近代劉師培、黃侃等駢文派學者從劉勰《文心雕龍》中尋找到理論支撐點，而散文派也同樣如此。桐城派後勁林紓的《春覺齋論文》認為『《文心雕龍》為最古論文之要言』，此書與桐城派的另一位文論家姚永樸的《文學研究法》，都多處稱引《文心雕龍》，特別是對其『文體論』部分津津樂道。章太炎已經擺脫了畸駢畸散的膠著，強調文學的務實治用，大大擴展『文學』的範圍，但他同樣也從《文心雕龍》中找到其理論的基石。」[19]將章、黃、林、姚等四人對《文心雕龍》的應用與研究聯繫起來考察，無疑切中當時的學術風氣。據「紀錄稿」，可以推斷章太炎講解《文心雕龍》的著力點在文字的校勘訓詁與六朝文學史論，並自然涉及文學觀問題，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黃侃親聆講授，受其影響自在情理之中。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選取《文心雕龍》三十一篇展開講解，或概括剖析《文心雕龍》文學思想，或根據《文心雕龍》線索梳理文學發展史，或徵引歷代文論印證劉勰論點，或附錄《文心雕龍》提及經典篇章備讀者研閱。全書以《文心雕龍》篇目為經，以文學理論史與範疇命題為緯，以箋疏體展開，不求體系完整，在體例上迥異乎《文學研究法》。然而，學界每論《札記》，往往將其置於桐城派與《文選》派論爭的背景下，關注黃氏對《文學研究法》的批判，較量二者異同。李平老師認為：「其實，《札記》與《文學研究法》並非水火不容，如果對兩個文本進行細緻分析，可以發現二者之間異中有同。」相同處主要表現為二人都重小學，對《文選》與駢文的態度基本一致，對文章義法與法度的態度比較靈活。其區別則表現為：「同是借鑑於《文心雕龍》，黃侃欣賞其有韻駢偶之一端，為之張皇幽眇；而姚氏則拾其全部，雖然其古文家的傾向性是堅定的，但他有意統合有韻之文和無韻之筆，試圖消弭古文與駢文之間的壁壘」。「《札記》側重於創作論部分，《文學研究法》更側重於文體論部分」[20]。的確是這樣，從上表二家所選篇目便可見一斑。
在卷一的樞紐論部分，姚永樸僅在《著述》篇詞賦類論屈原時間接引用了《辨騷》用詞：「是以劉彥和《文心雕龍·辨騷》篇，以屈宋為『驚採絕豔』，而嘆『《九懷》以下，莫之能追』。」姚永樸很重視屈原，認為「詞賦類以屈原為鼻祖。蓋周衰《詩》熄，屈氏因崛起於楚。」繼引張惠言《七十家賦鈔序》明詞賦體發展脈絡，又引洪邁《容齋隨筆》、方苞評語略述詞賦體之正變[21]。姚氏從詞賦史角度闡釋屈原的文學地位，區別於《文心雕龍·辨騷》篇把屈賦放在文之樞紐位置。可見，姚氏對《辨騷》篇應有自己的理解。實際上，姚永樸有自己的理論體系，並不刻意模擬《文心雕龍》，故在《文學研究法》中亦沒有直接徵引文之樞紐論五篇。傅瑩說：「作者自己雖強調，與『西文藝學』相比較，『無取於文』，仿效的是《文心雕龍》，但開篇絕非沿著『原道』、『徵聖』、『宗經』、『正緯』和『辨騷』的構架與路數；且『取』與『不取』，已經顯示出參照的經緯，本身暗含了中西對比的眼光和視角，隱形中放置了一套參照體系和標準，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傳統文論向現代文論轉向的紐結點。」[22]傅瑩高度評價《文學研究法》在新學與舊學交替中的意義，姚永樸是否真的這麼全面接受西方文藝理論體系又另當別論，但這種看法的確從一個側面揭示了姚永樸不引《文心雕龍》文之樞紐論篇目的原因。對《文心雕龍》卷二至卷五文體論部分，姚、黃都講解徵引的篇目有《詮賦》《頌讚》《議對》《書記》四篇，姚永樸還徵引有《銘箴》《誄碑》《哀弔》《論說》《詔策》《檄移》《章表》《奏啟》等篇目，姚氏徵引12篇中相應文體基本包含在姚鼐歸納的十三類之中。在「門類」篇，姚永樸闡釋十三類文體，主要徵引姚鼐、曾國藩、《文心雕龍》三家釋義，尤其重視三家論及每一類文體的異名。茲就三家理解的文體異名情況列簡表如下：
從上表可見姚永樸對文體的重視，《文心雕龍》文體論釋名章義、敷理舉統，自然是可資參考的最佳材料。然而，黃侃很重視的《明詩》《樂府》篇，姚永樸均不作徵引。桐城派古文家重視文章及其理論，不論詩詞亦在情理之中。然而《文學研究法》專列《詩歌》篇，且曰：「詩歌亦著述門之一類。但古今作者既眾，而境之變化又多，大抵文中或論道，或敘事，或狀物態，或抒性情，詩皆有之，茲不得不別為一篇，以評歷代作者之得失，而備商榷焉。」[23]可見姚永樸還是非常重視詩歌的。《文心雕龍·明詩》篇在闡釋詩歌本質與梳理詩歌史方面都受到時代的限制，不能概括唐宋以來詩歌發展情況，故姚永樸另起框架，按照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五七言絕句詩、五言律詩、七言律詩、歷代詩論、詞曲的先後順序全面梳理中國詩學發展史，後出轉精，頗有價值。《文學研究法》不引文體論部分的《明詩》《樂府》《祝盟》《雜文》《諧隱》《史傳》《諸子》《封禪》等8篇，對詩歌、樂府因有新的認識而不徵引，祝盟、封禪已成為芻狗陳跡而不必論，雜文、諧隱、史傳、諸子等因文學觀念差異而無法納入桐城派古文家文體十三大類，故不合引論。姚、黃比較起來，無論從數據上還是從論述符合度上，姚永樸都相對重視《文心雕龍》文體論。對《文心雕龍》卷六至卷十，姚永樸、黃侃均有徵引講解。二人皆涉及到的篇目有《神思》《體性》《風骨》《定勢》《情採》《鎔裁》《聲律》《麗辭》《事類》《練字》《隱秀》《指瑕》《養氣》《附會》等14篇；姚永樸引用率很高的《時序》《物色》兩篇，黃侃沒有註解；黃侃註解的《通變》《章句》《比興》《誇飾》《總術》《序志》等6篇，姚永樸沒有引及；兩家均沒有涉及《才略》《知音》《程器》等3篇。從數據上比較，黃侃更重視《文心雕龍》的創作論，甚至修辭方法及篇章結構的安排。桐城派古文家特別講究文章作法，但其自有「義法」，而不是《文心雕龍》所講的那種駢文寫作方法，在作品構成與作品風格方面也區別於《文心雕龍》總結出來的經驗，而是重視「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對作品生成的意義，關注「剛、柔、奇、正、雅、俗、繁、簡」的文學風格。故姚永樸對《文心雕龍》創作論部分自有取捨。總之，姚永樸身處當時學術語境，西方文學觀念漸次傳入、《文選》派重辯文筆問題，泛文學與純文學的交鋒雖處深水暗流，卻已引起姚氏等桐城派古文家的注意，由姚鼐確立的文章十三類在《文學研究法》中重新闡釋，並以《文心雕龍》為據，在大類中不斷納入文體小類或歷代異名，對古代文體去彼取此，都經過反覆衡量與思考。故在姚永樸《文學研究法》中不難找到舊學潤新知的蛛絲馬跡，這也是《文學研究法》有選擇地徵引《文心雕龍》的內在因緣吧。（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東亞《詩品》《文心雕龍》文獻研究集成」（14ZDB068），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13FZW058）。）
[1]姚永樸著、許結講評：《文學研究法》，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9年，卷首序。[2]姚永樸著：《國文學附見聞偶筆》，臺北：廣文書局，1982年。[3]姚永樸著、許結講評：《文學研究法》，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2009年，卷首序。[4]程正民、程凱著：《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與教學的歷史沿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3頁。[5]姚永樸應算北京大學最早在課堂上摘段講解《文心雕龍》的教師，其後，北京大學主講《文心雕龍》的教師有黃侃、朱宗萊等。朱宗萊（1881-1919），字蓬仙，在日本留學時與魯迅一起聽過章太炎講學，與黃侃同為章門弟子。1916年後任教北京大學，主講《文心雕龍》課程，被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等學生上書蔡元培撤換為黃侃主講。黃侃早朱蓬仙兩年到北京大學任教，主講《文心雕龍》應已頗有名聲，故得學生青睞。朱宗萊事跡見朱懌《朱蓬仙生平事略》一文，載《魯迅研究動態》1984年第1期。[6]姚永樸撰，許振軒校點：《文學研究法》，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卷首出版說明。[8]楊明照校注拾遺：《增訂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306頁。[10]《增訂文心雕龍校注》，第318-319頁。[11]《增訂文心雕龍校注》，第332-333頁。[12]《增訂文心雕龍校注》，第345-346頁。[19]黃霖整理集評：《文心雕龍》，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105-128頁。[20]李平，等著：《〈文心雕龍〉研究史論》，合肥：黃山書社，2009年，第105-107頁。[22]傅瑩著：《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發生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8年，第43頁。
（本文原載《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四十一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2-67頁。）（圖片為編者所加，版權屬於原創者。若有侵權，告知即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