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才略是隨著漢魏人才品鑑發展起來的文藝範疇。其時人才評價目的標準逐步出現空間容量一維，本來具有田地、疆域等空間意涵的「略」便逐步納入人才評價綱目，並在與漢魏才性辨析、智謀崇尚的潮流融會中迅速流行。文學理論界最早系統關注才略者為劉勰，《文心雕龍》從這一範疇入手全面考察了歷代作家的創作，並將其確立為作家批評的重要尺度(「褒貶於才略」)。才略是主體之才自我表現的廣度、限度與程度，它是才的體用關係中所有「用」的綜合呈現，其中兼容著對於才的主體性把握能力，即用才之道。其意蘊包括以下三個方面：才之所涵、才之所宜、才之所創。學術界過去從才能識略、文才概略、才思、創作才華、才氣大略等維度理解才略，均未能全面揭示其本來面目。
關 鍵 詞：文才/才略/《文心雕龍》/文體/範疇
作者簡介：趙樹功，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教授。浙江 寧波 315211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古代文論研究文獻輯錄、學術史考察及資料庫建設(1911-1949)」(項目批准號：18ZDA242)的階段性成果。
隨著才性關係以及文藝創作天人關係認知的深化，漢魏六朝之際逐步形成了一個以才為核心的範疇系統，這些範疇普遍運用於文學批評實踐，才略就是其中之一。關於才略最早、最為系統的論述當屬《文心雕龍·才略》。劉勰從這一範疇入手全面考察了歷代作家的創作，並將其確立為作家批評的重要尺度——「褒貶於才略」(《序篇》)。①但在如何理解這個「才略」的意蘊上學界卻存在著不小的分歧：或以為「才能識略」「文才概略」，或以為「才思」，或以為「創作才華」，或以為「才氣之大略」，甚至有學者理解為略論文人的才氣等等。②以上諸解各有領悟，也各有偏失，或建立在對於才略引申意義的接納之上，如才能識略；或建立在才的當代理解之上，如才華才力；或建立在才略體現形態的把握之上，如才思。從文化還原的維度考量，這些理解有將結構性、系統性問題具體化的傾向，有的甚至屬於明顯的誤讀(如略論文人的才氣)。有鑑於此，本文擬結合漢魏六朝之際的才性理論及才略批評實踐，重估才略的意蘊，以期還其本來面目。
一、才略範疇的發生
「才略」是「才」與「略」兩個名詞性概念的組合。先秦之際，「才」與「略」均已普遍運用於各種相關文獻。「才」與性關係密切，指向主體的稟賦氣質與潛能。「略」起初用為動詞，如《左傳》隱公五年：「吾將略地焉。」僖公十六年：「會於淮，謀鄫，且東略也。」宣公十二年：「略基阯。」以上文字中的「略」都是動詞，意為經治、統攝。而《左傳》昭公七年所云「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則已「借動字為靜字」，基本意思為界限、疆界。他如《左傳》定公四年「封畛土略」是同一用法，「畛」、「略」皆為疆域，指「自武夫以南，至圃田之北境」。③綜合「略」的動詞名詞意蘊，在漫長的文字實踐運用過程中，「略」逐步形成了以下幾個穩定的內涵：
其一，經畫、畺理。這與起初諸侯有其定封的制度相呼應。
其二，由以上引申，經畫、畺理的區域由起初的封土拓展為心智、謀劃之所能及的範圍，其中兼容著經畫經治之法術，諸如王略、文武之略等。
其三，從起初土地的經畫著眼者，往往關係視域闊大，所籌劃者因此多循大體而難以面面俱到，所以「略」之中也便有了簡要之意。《孟子·縢文公上》「此其大略也」、《論衡·實知》「眾人闊略」之「略」皆是此意。
當然，從經畫全局、土地疆域引申，侵奪、抄略之意也便孕育其中。④
「略」與「才」完成耦合，與漢魏人才品鑑將「略」納為品評一目關係密切。人才評騭依託比類的基本形式，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諸般品評的條目便產生在物類區劃、認識的標準之中，比如度數、容積、空間等等。僅就空間而言，漢魏之際以「宇」、「局」等品目已經普及，器宇、幹局等等皆是，「略」屬於這一範圍的品鑑綱目之一。東漢建初八年，漢章帝在選舉詔書中將徵辟者分為四個類型：其一為「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其二為「經明行修，能任博士」；其三為「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其四即是「剛毅多略」之才，這類人才要求「遭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決斷」，如此則「才任三輔令」。⑤可見自東漢開始，「略」已經成為官方人才察舉的重要標準。
「略」在漢魏人才品目中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視，與其時以智術、權謀、詐力經世籌劃的群雄競逐局面不無關係。或為文韜，如：「諸葛亮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⑥智慧經畫主要集中於人事措置、矛盾權衡、局面規制，其威嚴心術足以控制影響團結的力量。或為武略，如呂蒙質詢魯肅：「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因為不滿魯肅「臨時施宜」的大意無備，隨之為其謀劃五策以為萬全。⑦既洞悉全局大勢，又能當機立斷應變百出。或為兼備文武的蓋世之籌度，如趙諮贊孫權：「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自釋其意為：「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曹丕)，是其略也。」⑧劉備論周瑜「文武籌略，萬人之英」也是兼論文武以道其「器量廣大」。⑨曹羲為曹爽上表論司馬懿「包懷大略，允文允武」也是同意。⑩在以「略」品人廣泛流行之際，「才」也同時成為普遍關注的重要概念，從人才察舉至九品中正、從政治制度至民間月旦、從哲學研思至文士清談，才德關注、唯才是舉、才性之辨等等都成為當時政治文化的焦點，與主體之才密切相關的才的疆域、邊界問題探究由此成為題中應有之義，才略範疇也隨之興起。東漢文獻中才略的應用漸多，如史敞薦舉胡廣：「才略深茂，堪能拔煩。」張超讚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11)魏晉之際已經普及，如論橋玄：「嚴明有才略，長於人物。」論陳登：「忠亮高爽，沉深有大略。」論陶公祖：「本以材略見重於公。」論丁謐：「為人沉毅，頗有才略。」論鄭泰：「少有才略，多謀計。」(12)及至劉邵《人物誌》，則將其納入了人才品目理論系統，其中「驍雄」一目便開列了「膽力絕眾」與「才略過人」兩個條件。(13)
漢魏之際與「略」相關的概念範疇其組合關係大致可分為三類：其一，屬於「略」的限定或形容，如將略、雄略、明略、盛略；其二，意義近似，皆指向籌度謀劃，如謀略、方略、計略、算略、術略；其三，屬於「略」的主體素養源泉的說明，其代表性範疇就是才略。才之為用，一文一武，二者皆與空間相關：文能經國，國大人廣地博，其才能足以籌劃涵覆，故此稱為「略」；武為疆場，變化不盡，其才能足以籌劃涵覆，故此也可稱為「略」。不僅才堪經畫而且才華涵括有餘，才略即由此立義，「才」與「略」之間也因此彰顯出必然的因果關聯。一方面，謀略權術或者經畫籌度少不了人生經驗的磨礪積累，但主體的稟賦之才對於經畫之能往往有著直接的制約，班固盛讚漢武帝「雄才大略」，(14)其中便已經包含了才雄則略大的基本邏輯。曹魏時期楊阜將其移贈曹操，名曰「雄才遠略」，具體表現為「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15)這種過人之處，在時人看來便是「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從「天授」論其才略，才的主導性顯而易見。
儘管才略品人風行漢魏，但以才略論文卻並不多見，其發端當屬於《文心雕龍·才略》。劉勰的才略批評是建立在漢魏六朝才性理論體系之上的。作為稟賦，才的本義之中兼容著潛能與氣質性情，一般論述中才、性的意義基本一致，所以又稱為才性；但具體語境下時有側重，這一點早在先秦之際就已經定型。劉勰對於文才的論述基本延續了以上特徵，有時側重於潛能庸俊，而將氣質性情的意涵落實在「氣」範疇名下，因此有《體性》中「才、氣、學、習」的劃分，而才與氣又歸於「性」的轄領，這一點上，劉勰顯然受到了晉人「性言其質，才名其用」說法的影響；(16)但有時則依然兼潛能與氣質性情研討文才，《才略》便是代表，而在歸於「性」的統領這一點上與其他篇章沒有差異。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做出如下概括：劉勰所論的才略是主體之才所表現的廣度、限度、程度的綜合，它是才的體用關係中所有「用」的系統呈現，其中兼容著「才之機權，運用由己」的主體性把握能力。(17)其意蘊關係到以下三個方面：才之所涵、才之所宜、才之所創。
二、意蘊之一：才之所涵的廣度
顧名思義，《才略》是研討作家文才的，但檢視本文不免生疑：研討文才卻通篇並非都屬以「才」立論。由才直接入手的作家評述當然不少：或顯見優劣，如「賈誼才穎」、桓譚「偏淺無才」；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為才，崔、傅之末流也」。或並美等量，如傅玄傅鹹「並楨幹之實才」、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或各有千秋，如子建「才雋」、王粲「溢才」、左思「奇才」，曹丕「洋洋清綺」之才、陸機足以「窺深」之才等等。除此之外的作家品目則表現出了豐富的維度：
或言文思。如揚雄「竭才以鑽思」、馬融「思洽」、禰衡「思銳」、曹植「思捷」、陸機「思能入巧」、左思「業深覃思」。
或言力量。如李尤「才力沉膇」、曹丕「慮詳而力緩」。
或言學問。如「(劉)歆學精(劉)向」、王逸「博識」(相當於博學)、張衡「通贍」、應瑒「學優」。他如蔡邕「精雅」也是討論學問之功。這裡所謂「精雅」側重於稱道其碑版文章「骨鯁訓典」、「詞無擇言」、「莫非清允」(《誄碑》)，如此清正得體、沒有遺憾的碑版文章，立體可謂之「精」；而其「綴採也雅而澤」的「雅澤」雖不可脫離稟賦，但「才有天資，學慎始習」(《體性》)，體制雅俗，關鍵還在於平素的學習陶染。
或言識力。如馬融「識高」、陸雲「以識檢亂」。
或言志氣。如孔融「氣盛」；嵇康阮籍：「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師心」、「使氣」二句互文，皆指放縱自我才氣情志。
或言情興。如劉禎「情高以會採」，應璩「風情」、「《百壹》標其志」。
那麼文思、力量、學問、識力、志氣、情興範疇與才略之間到底有無關係呢？從才的本然意蘊出發，結合漢魏六朝文才思想實際考察，劉勰筆下的文思、力量、學問、識力、志氣、情興等內容正是才的具體描述。
作為主體稟賦的描述性範疇，才不是一種單獨確立、個體運轉並發生作用的官能或機能，而是人性諸般的包納性存在，它以主體稟賦的有機融結為基礎，是主體完整心智結構系統及其良性運動狀態的呈現，具體呈示為由其決定的「性情氣質」與「性能潛質」，並以體用關係的形式融會彰顯於情懷、思慮、志氣、學力、識度等方方面面。才情、才識、才學、才力、才氣、才思等範疇所表達的，皆可以視為主體之才或才性通過其情懷、識度、學養、力量、志氣、文思的自我現身。反過來，古人也便經常將富有情懷、識力、學養、力量、志氣、文思之能力等視為有才。雖然屬於以用論體，卻是才的系統性、體用一體性特徵決定的。(18)
文才的這種系統性、體用一體性特徵在古代詩學理論中已經有了較為明確的總結，徐增《爾庵詩話》便是代表。作者首先明確：「詩本乎才。」以才為主體素養之本，為創作的本源與相關理論的邏輯起點。隨後又稱：「而尤貴乎全才。」「全才」又被稱為「才全」，是作者從《莊子》借用的範疇，但莊子論「才全」側重在物我兩忘的境界，徐增舊瓶裝新酒，賦予了它嶄新的意蘊。在他看來，「才全」就是指「才有情、有氣、有思、有調、有力、有略、有量、有律、有致、有格」——這實則就是從批評領域常言的才情、才氣、才思、才調、才力、才略、才量、才律、才致、才格中做出的抽象。而以此為「才全」恰恰意味著文才與情、氣、思、調、力、略、量、致、格之間是一體化的體用關係(「律」除外)。徐增對此有具體的詮釋：
「情者，才之醞釀，中有所屬。」情，是使才醞釀勃發的源頭，隱蔽於內心，融結於情懷之中。
「氣者，才之發越，外不能遏。」氣，才發散而出的過程為挾氣而行，氣是才由內向外顯形的動力，這個氣裹挾了主體的氣質與生命氣勢。
「思者，才之路徑，入於縹緲。」思，才向外顯形中所依循的路徑、表現出的軌跡，可以及乎縹緲幽微之處。
「調者，才之鼓吹，出以悠揚。」調，本義為才顯於外的風採度量，能見自我性質，徐增這裡側重於由聲調立論。
「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搖撼。」力，保障才得以穩定完美發揮的支撐，是性之所能的譬喻性說法，稟賦之中已經有其節限，難以變易。
「略者，才之機權，運用由己。」略，能駕馭才、操控才的主體機變。
「量者，才之容蓄，瀉而不窮。」量，才所具有的限量，各有大小，但追求其發洩不盡。
「律者，才之約束，守而不肆。」律，約束才之放肆的律條，來自於人力。
「致者，才之韻度，久而愈新。」致，傾向於才所呈現出的個性化的穩定審美特性，經久方成，歷久彌新。
「格者，才之老成，驟而難至。」格，才在創作實踐中逐步形成的運使趨向。(19)
以上十端圍繞著才展開，本源於才(「律」除外)，以才的不同運動形式、力量、節奏形成文才不同的用度形態。所論並不周全，具體範疇的解釋也有可商榷之處，但其對才的系統性、體用一體性的揭示是富有創見性的。文才正是通過如此廣泛的體用形態，在全面呈現其虛靈特性之餘提醒我們其系統性的存在形態。《才略》的作家研討在以才品目之外諸般其他批評維度正是以才「用」顯才「體」，屬於文才系統的分疏與具體體現。如此描繪歷代知名作家的文才，正是從「略」的田土經治意義引申而來，才的疆域或涵括範圍之廣大即由文才的多維展現中彰顯。
如果忽略了才的這種體用一體性與系統性特徵，便不容易理解劉勰何以採取如此形式考量才略。當代學者從才識、才思、才氣等具體維度去理會才略，道出的也恰恰只是文才系統中的一維。甚至有學者批評劉勰評騭用語甚為錯雜，本末未分，而「本末」又指向才略當「以性情為土壤，以學術為膏壤」的一天一人。(20)如此一來，學識、思慮、氣力、情興與文才的體用一體性關係便被模糊甚至顛覆了。
三、意蘊之二：才之所宜的限度
從才的系統性而言，只有情、氣、思、調、力、量、致、格等齊備且皆能致用方可激發才的最大效力。但文人才分不同，其於以上諸端並非皆能完備或者雖具備致用卻力度參差不齊，才的限度由此不可避免。這種限度就總的性能傾向而論有文才與非文才的區分；就文才本身而言，則又具體表現為以下四端：體裁有短長、文思有敏遲、運才有斂放、利病融一體。以上特徵在《文心雕龍·才略》篇中都有論述，但學術界罕見關注。才或者才性並非世外稀珍，而是人人皆有。但大千世界諸般人眾的才性潛能並不統一，或長於攻伐，或長於平治，有亂世英豪，有治世奸雄，其他諸如吏才、史才、將才、商賈之才、藝植之才等等名目各不相一，各有偏長。由此而言，如果要在文章事業上有所作為，文才或筆才、詩才的偏長也便必不可少。漢魏之際文人們追溯創作本源而論及的「自然」、「天資」，隨後陸機《文賦》中的「辭程才以效伎」、劉勰《文心雕龍·體性》中的「因性以練才」等，都與文才的偏宜相關。因此《才略》在展開其相關論述的過程中，始終貫穿著這樣一個主線：他所討論的才不是普泛意義的才，而是文才，是針對「辭令華採」之才的研討。這一點已有學者明確論及：
如董仲舒和司馬遷，劉勰說他們一是「專儒」，一是「純史」，其所肯定的，並不是《春秋繁露》或《史記》這樣的巨著，而是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和司馬遷的《感士不遇賦》，認為這才屬於「麗縟成文」的創作。又如說：「桓譚著論，富號猗頓，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集靈》諸賦，偏淺無才。」「王逸博識有功，而絢採無力。」這裡，不僅沒有混同文學作品和學術論著，反而是有意加以對照，用「富號猗頓」的論著、「博識有功」的學力，來反襯他們在文學創作上「偏淺無才」、「絢採無力」。這說明，本篇所論之「才」，是專指文學創作的才力，文學家的「才」和學術家的「才」，是各有特點而不可混同的兩種才力。(21)
南北朝之際《顏氏家訓·文章》通過貽笑大方的「詅痴符」現象發出的「必乏天才，勿強操筆」的規勸，(22)體現的也是這種文才與非文才鮮明的區分意識。而回到文才本身，它同樣各有偏長，大體表現為以下幾種傾向：
體裁有短長。早在曹魏之際，曹丕《典論·論文》就開始直接以「體」概括體裁，文章前有「文非一體，鮮能備善」之論，繼而則云：「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23)各種體裁的美學特徵不同，對於作家才性的要求也便每有差異，能夠兼能通善者並不多見。劉勰對於才有偏長的論述首先集中於體裁短長的界定。就其大端而言，有文、筆的短長。如稱桓譚長於著論及諷喻之文而「不及麗文」，是其長於筆而短於文。全篇涉及詩賦之文較多，而於庾元規、溫太真則道其表奏、筆記，贊為「筆端之良工」。至於「孔融氣盛於為筆，禰衡思銳於為文」，則是明確指向了文筆各有「偏美」。就其具體而言，則集中於作家創作體裁的個性化選擇與創作優勢上，諸如賈誼的議論與辭賦、枚乘的七體、司馬相如的辭賦、李尤的賦銘、曹丕的樂府、曹植的詩歌、陳琳的符檄、嵇康的論文等等。
文思有敏遲。自魏晉開始，文學於現實禮儀應酬之中運用廣泛，無論公宴還是餞送，詩文競逐、逞才鬥富成為文化時尚，才思敏遲的關注也由此升溫。實踐的繁盛引發了理論跟進，《文心雕龍·神思》便可謂才思理論的集大成之作。《才略》篇對此也有較多涉及，諸如賈誼「才穎」、王粲「捷而能密」。曹氏兄弟恰成對比：「子建思捷而才雋」、「子桓慮詳而力緩」。左思、潘嶽與其仿佛，左思「業深覃思」，「盡銳於三都，拔萃於詠史，無遺力矣」；「潘嶽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徵》，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所謂「非自外也」，正是就其敏給源自內在才性而言。
運才有斂放。徐增論才略已經揭示「略者，才之機權，運用由己」的內蘊。因此，討論才略，其中也便必然包含才的運使規律與整體的運使狀態。運使規律與具體創作中才性、體裁、體制、題材等諸多條件所形成的內在限定勢能關係密切，《文心雕龍·定勢》由此誕生。此外還有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規律，那就是作家運才過程中存在著氣有盛衰、思有通塞的狀態。《文心雕龍》從道家養生哲學入手，結合文藝創作實踐，通過《養氣》、《物色》、《神思》諸篇對其進行了充分論述。由於內在限定勢能與文思通塞問題是具體創作中的問題，因此劉勰在《才略》篇中基本棄而未論，其關注重點集中在作家之才整體的運使狀態上。這種整體運使狀態受個體才性影響，彼此相異，大致可分為兩類：放縱與斂束。其一為放縱不拘。如「仲宣溢才」，「溢」有充盈漫溢、難以自持的意思，但對王粲而言這是其才高氣盛的自然表現，因此下筆「捷而能密」。又如「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師心」、「使氣」皆為循遂心性，任縱志氣，嵇康玄論精妙，滔滔不絕之中又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鋒芒，而阮籍則中心鬱結，創為《詠懷》組詩82首，雖然歸趨難尋卻同樣才氣如流。其二於文思能夠酌量而行者往往表現為才的斂束。諸如左思「業深覃思」、揚雄「竭才以鑽思」、曹丕「慮詳而力緩」等等皆是。創作的實績與運才的斂放沒有必然關聯，因此王粲才「溢」依然可以「文多兼善，辭少瑕累」；袁宏「發輕以高驤」——「發輕」即指隨口而發、不事沉吟，雖有偏病卻同樣可以「卓出」。倒是孫綽創作謹慎，「規旋以矩步」，結果卻是「倫序而寡狀」——由於循守法度，故而文章有其條流規制卻不見精彩。
利病融一體。利病一體是才性的本然特徵，如同元氣的陰陽二極，雖對立又渾融，不可拆分。這一點在《體性》篇中劉勰已經有所發明，如「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已屬利病相合之論。《才略》於此有了更為全面的觀照。如論司馬相如辭賦「師範屈宋，洞入誇豔，致名辭宗」，繼承屈原宋玉的傳統，將誇豔風格發揮到極致，從而贏得辭宗的聲望，但「覆取精意，理不勝辭」，致有「文麗用寡」的批評，二者雖矛盾又集於一體。又如王逸「博識有功」又「絢採無力」、劉向奏議「旨切」卻「調緩」、袁宏「卓出」又「多偏」、孫綽「倫序」卻「寡狀」。更為典型的是陸機，一則「思能入巧」，一則又「辭務索廣」而「不制繁」，古人所謂陸才如海又恨其多，正是就此而言。另有「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疏」。本處趙壹是與劉向、孔融、禰衡等四人一同被納入「偏美」一類作家的，劉向《諫營起昌陵疏》《條災異封事》等對於奢侈之風與外戚之盛抗言直論，此為其「旨切」所在，但權貴在位不便過顯其劣，因而抑揚嘽緩，是為「調緩」。聯繫「孔融氣盛於為筆，禰衡思銳於為文」，其「盛」、「銳」之中皆有鬱結勃發而不事斂束，所謂偏美者顯然皆屬於利病一體。但趙壹的描述似乎與其他三人不同，其傳世的辭賦名作就是《刺世疾邪賦》，劉勰所謂「意繁」「體疏」是就其稱心指斥缺乏辭義熔裁與體制錘鍊而言的。(24)但這篇文章在魏晉六朝文人心中又屬於關係世道人心的大著作，其敢於直面澆漓世情、批判敗壞風氣的勇氣與擔當又合乎辭賦的本色，對這一點劉勰沒有明言，但道其為「偏美」，其用心也大體在此。趙壹的創作因此也同為利病一體了。
如此體裁、文思、利病以及文才運使等諸般獨到的特徵，便陶鑄為作家獨到的才能，既融稟賦的涵具，又備才華的運籌策略；既是本能的限度，也是所能的引領。
四、意蘊之三：才之所創的程度
依照《文心雕龍·體性》的結論，在文類意義的「八體」習練成熟之後，對於文體根本的塑造力量便源自作家的才性：「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才性與文體之間的這種大體對應關係是《才略》展開的基本理論依據之一，這從以下事實之中可以得到驗證：《體性》論述賈誼等十二位文人，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這種上句斥其才性、下句證以文體的法式屬綴，而《才略》對同一內容採取的是一致的論述方式。不僅如此，無論才性的描述還是文體的概括，兩篇之間也別無二致。諸如《體性》論賈誼：「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才略》即云：「賈誼才穎，陵軼飛兔，議愜而賦清。」「俊發」為「才穎」的具體情狀，「愜」意為得當合適，不在辭繁，故而「議愜而賦清」與「文潔而體清」也基本一致。又如《體性》論王粲：「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才略》則云：「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從才性而論，「溢」指向才華的發散不拘，近乎「躁銳」；「穎出而才果」是就其文才施為的卓犖不群、無所滯塞而言的，這與「捷而能密，文多兼善」等論也基本相同。如果說略有區別的話，也僅僅是文辭略有繁簡不同而已。(25)
魏晉之後才性說儘管有以能論才的趨勢，但文化開闢之際形成的以性言才的內涵一直融會其中。我們往往於深刻的文學研討之中，時時可在「能」之外見到「性」的身影。劉勰的才略論正是如此，其中兼容著以上兩個意旨：才之所能、性情所在。而作家才能性情對於文體的建構正是依託才性限度所關係的體裁、文思、利病以及文才運使特點完成，諸端因勢凝聚，最終皆可以在文體之中現身。其中體裁、利病等能夠見乎文體特徵之中比較容易理解，文思敏遲稍微費解。實則齊梁之際論體，既有「伯喈答贈，摯虞知其頗古；孟堅之頌，尚有似贊之譏」等體裁之體、「子淵淫靡，若女工之蠹；子云侈靡，異詩人之則」的風調之體，同時也有「長卿徒善，既累為遲；少孺雖疾，俳優而已」的性質敏遲之體。(26)也就是說，六朝文人認為，才性之中文思的敏遲與其所成就的文體形態之間同樣有著必然的關聯。
作家才性內蘊的廣度與活力、作家才性彼此的限度最終要在文體塑造與總體成就之中形成程度的差異，這是才略自呈的必然路徑，劉勰「褒貶於才略」的作家批評正是就此而言。
其一，文體塑造。成體是作家以自我才華為基礎、在實踐積累達到一定程度之後才可企及的境界。由一位作家文體塑造的成功與否、影響大小即可確認其才略大概。確認的形式則根據作家造詣略有不同：對於具有一定成績與影響的作家，往往從其總體創作之中提煉創作體格，如王褒「密巧」、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曹丕「清綺」、劉琨「雅壯而多風」等等，都通過文體的完善自立標示了自我的不凡與才性的歸趨；對於體有偏美的作家，則主要從其偏美的體裁入手概括其風調，如陸雲「敏於短篇」而「布採鮮淨」、張華短篇「弈弈(一作奕奕)清暢」、曹攄長篇「清靡」、張翰短韻「辨切」、庾元規表奏「靡密以閒暢」、溫嶠筆記「循理而清通」等等。另有部分作家以標舉代表作的形式確認其核心體格，如「樂毅報書辨而義，範雎上書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等，其他類似枚乘《七發》、陸賈《孟春》、應璩《百壹》以及馮衍《顯志》《自序》、劉邵《趙都賦》、何晏《景福殿賦》等等皆為選文定篇，以篇定體。這其中包容著一些體格創造並不成功的案例，如桓譚的「偏淺無才」直接導致其《集靈》諸賦難以立體；「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也只是「解散辭體，飄渺浮音」，縱才而無檢，其創作與體格卓立也便漸行漸遠。
在以上較為鮮明的才性體格關係論外，劉勰還關注到影響文體的兩個較為隱蔽的現象。
才情激發的形式或發抒的通道。如：「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病蚌成珠矣。」馮衍一生仕途崚嶒，《顯志》、《自序》書寫其牢愁抑鬱，恰能夠面目畢顯。又如「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於時勢也。」劉琨所形成的正直而壯烈的風調，是世積亂離的產物。與其形成呼應的還有「王朗發憤以託志」，與其形成對比的則為「潘勖憑經以騁才」，其中潘勖才華的感激源自經典——尤其《尚書》學習之中獲得的靈感，與馮衍、王朗的現實擊發正好相反。這兩種形式雖然屬於影響創作的外在因素，但對於主體才性的成熟、情懷的陶冶以及文體的創構至關重要。
創作之中的才學關係處置。《才略》中云：「自卿、淵已前，多俊(一作役)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這裡的「才」特指個體獨創的能力，源心發聲，無所依傍；「學」則指向既有的經典知識。在劉勰看來，司馬相如、王褒以前，文人們創作多役使獨到的才能以求盡其意理情志，對於以經典取證無多興趣。但自揚雄、劉向之後，文章寫作往往出經入史、引據典籍，這是文學發展歷程中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對於這一客觀現象的說明，《文心雕龍》是有著皮裡陽秋的：從這一分界前後的代表人物評價來看，司馬相如是劉勰直接批評的對象，原因在於「理不勝辭」；王褒雖「以密巧為致」，且「附聲測貌，泠然可觀」，但與司馬相如「洞入誇豔」又有近似之處。揚雄、劉向則不同，劉向的奏議雖調緩卻有「旨切」之美；揚雄的評價更高，不僅「屬意」為「辭人最深」，而且「涯度幽遠，搜選詭麗」，如此的標杆形象與司馬相如「理不勝辭」的評價高下判然。其用心所在可謂昭然。從《文心雕龍》整體的思想傾向考量，劉勰是「引書助文」的堅定支持者，一如吳林伯先生所論：
蓋本書《事類》肯定以典故證明義理，「乃聖賢之鴻謨」，顯示司馬相如、王子淵以前之文士，如屈原之《離騷》、相如之《上林》，雖均用典故，究為「萬分之一會」；但揚雄之《百官箴》、劉歆之《遂初賦》，以至崔駰、班固、張衡、蔡邕之文、賦，俱多用典故，而「因書立功」，足為後來者的「範式」。(27)
才學之間如此的酌量恰恰體現了劉勰才學合一的態度，以學磨礪開掘文才的潛力，同時對於文才過事華藻的衝動加以節制，如此方可實現「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採必霸」(《事類》)的創造。從本質而言，才學合一仍屬於天人合一。
劉勰以兩個較為隱蔽卻有著明顯理論訴求的現象提醒讀者，文體的創造並非僅僅依靠馳騁文才就可以完善，對於文才的把控或者有關文才的經畫揮灑，人事勤勉不可缺，時勢命運難相悖。
其二，總體成就。才性各異則體格不一，體格難論高下。但在體格之外，才的創造還體現為彼此成就的不同，作家之間的優劣由此彰顯。當然，這種優劣的結論都得之於比較。它具體包括兩個方面：
體裁、體格的掌控能力不同，由此區分出兼才與偏才。這從王粲與建安諸子以及曹魏文人的比量就能清晰體現：
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瑀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禎情高以會採；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
七子之中，劉勰對於王粲可謂極盡誇飾之能事：才華橫溢、敏捷細密、詩賦兼能、筆耕不倦。只有孔融未列其中，但前面已經將其納入「氣盛為筆」的「偏美」之列。另外五子則從符檄至詩賦等各得其優，其中徐幹兼能賦、論二體，但無以撼動王粲七子冠冕的地位。其餘曹魏文人則筆記、論述各備一技之長，雖有值得稱道之處，但所謂「有足算焉」是從前半句延伸而來的，《論語·子路》云：「鬥筲之才，何足算也。」劉勰此處無非是說，諸人雖然才具不豐，但並非不足計量稱道。言下之意，仍然將其歸入了偏才之列。如此評量，自然難以與具有「溢才」的王粲相提並論了。另如「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等論，曹攄的長篇詩作清新靡麗，張翰的短詩則清晰確當，兩人並非通才大德，而是各有其善，自有偏長，同為偏才。
文質協調能力不同，由此區分出創造力的高下。《才略》之中從通贍意義表彰的文人多是文儒兩得的大家，這一點體現了劉勰一貫的崇儒思想。如論荀子：「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也。」既為學術大師又精通辭賦，這就是大儒的本色!揚雄與荀子相類，且能「理贍而辭堅」，故有「子云屬意，辭人最深」之評，可以說是《才略》全篇最高的評價。又如馬融身為鴻儒而能「思洽識高，吐納經範，華實相扶」，代指其賦頌碑誄等創作既具經論之雅又備文辭之美。另如張衡、蔡邕標以「文史彬彬，隔世相望」，也是讚賞其兼長文章、史傳。以上諸家並為兼才大才，其創造之所以傑出關鍵在於能夠立足文質關係運使才能，實現文質並茂。與此相反，質有所不逮，如司馬相如「洞入誇豔，理不勝辭」；文有所不足，如王逸「絢採無力」、宋弘「不及麗文」，則均會影響作家的成就及現實聲譽。而文質難以協調浹洽又往往是藝術表現力、創造力不足的直接體現，追根溯源在於才賦餒弱。杜篤、賈逵雖「有聲於文」，比量傅毅、崔駰的「光採」，兩人只堪列入「崔傅之末流」。這一結論便是「跡其為才」的結果，即以其創作實績所顯示的才能做出的判斷。
至於「成公子安選賦而時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成公綏撰寫辭賦時而可見其佳者，夏侯湛雖有諸般體裁實驗卻多顯羸弱，則是明顯的總體成就評估，其間有著直接的才賦優絀態度。當然，如果稟賦近似、控馭才能的法度近似，便往往出現相提並論的現象。如張衡蔡邕「金玉殊質而皆寶」、嵇康阮籍「異翮而同飛」、張載張協「才綺而相埒」等等。
通過文體的塑造與整體的成就，作家的才性特質、才性所宜、才能所及便有了一個感性的呈示，無論才的廣度、限度、程度還是運使才華的機權法度，便都可以假此而顯形。這就是文學批評之中才略範疇的內涵意義之所在。
當然，《文心雕龍·才略》的篇旨並非討論才略的內蘊，而是從文學史的脈絡出發，以作家才性為尺度，總結歷代經典作家的體格風調、創作實績以及利病得失。因此，《才略》在經典作家創作的總結中又融入了關於作家才能制約因素的思考。這集中體現於時代因素對於作家才能發揮的影響。《才略》通篇評述作家，但篇尾忽發感慨：「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為稱首；宋來美談，亦以建安為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漢武帝元封之世、漢魏建安之時，君主文雅且崇尚文學，才士雲集，既能施展政治抱負，又以自己的文學才華贏得當世的聲譽與君王的垂顧。欲有所作為，這樣的時代當然是最值得期待的。言外之意，文人才子處在天人關係之間難以自我把控的末節之上，在時代的不可測度、難以左右面前，作家個人才能的發揮也便增加了太多的變量。這當然不是作者收筆之際忽發感慨，前文馮衍、劉琨等人文體特徵的論述之中，實際上已經滲透了這種充滿命運感的理論思考。
注釋：
①范文瀾著：《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697-702頁。本文相關引文皆出本書，後出者僅注篇目，不另出注。
②參見駱鴻凱著：《文選學》，上海：中華書局，1937年，第312頁；劉永濟著：《文心雕龍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64頁；詹鍈著：《文心雕龍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764頁；周振甫著：《文心雕龍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394頁；吳林伯著：《文心雕龍義疏》，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577頁；陸侃如、牟世金著：《文心雕龍譯註》，濟南：齊魯書社，1981年，第349頁。
③參閱丁福保輯：《說文解字詁林》第14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3372頁。按，其中「經略」杜預注為「經營天下，略有四海」，《說文句讀》認為不確。
④參閱戴侗著，黨懷興、劉斌點校：《六書故》卷5，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84頁。
⑤範曄：《後漢書》卷4《孝和孝殤帝紀》，李賢等注引《漢官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76頁。
⑥陳壽：《三國志》卷55《蜀書·諸葛亮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918頁。
⑦陳壽：《三國志》卷54《吳書·周瑜魯肅呂蒙傳》，第1274頁。
⑧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第1123頁。
⑨陳壽：《三國志》卷54注引《江表傳》，第1265頁。
⑩陳壽：《三國志》卷9《魏書·諸夏侯曹傳》注引《魏書》，第283頁。
(11)範曄：《後漢書》卷44《胡廣傳》、卷47《班超傳》，第1508頁、第1571頁。
(12)陳壽：《三國志》卷1《魏書·武帝紀》注引《續漢書》，第3頁；卷7《魏書·呂布臧洪傳》注引《先賢傳》，第230頁；卷8《魏書·二公孫陶四張傳》注引《吳書》，第248頁；卷9《魏書·諸夏侯曹傳》注引《魏略》，第289頁；卷16《魏書·任蘇杜鄭倉傳》注引《漢紀》，第509頁。
(13)劉邵著，劉昺注，梁滿倉譯註：《人物誌》，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49頁。
(14)班固：《漢書》卷6「漢武帝紀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12頁。
(15)陳壽：《三國志》卷25《魏書·楊阜傳》，第700頁。
(16)袁準：《才性論》，《藝文類聚》卷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86頁。
(17)徐增：《爾庵詩話》，丁福保輯：《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427頁。
(18)參閱趙樹功：《中國古代文才思想論》序編第二章的相關論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19)丁福保：《清詩話》，第427頁。
(20)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第164頁。
(21)陸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龍譯註》下冊，第350頁。
(22)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卷4，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254頁。
(23)曹丕：《典論·論文》，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1098頁。
(24)參閱吳林伯：《文心雕龍義疏》，第590～591頁。
(25)參閱胡大雷：《劉勰論作家個性與風格》，《常德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5期。
(26)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3312頁。
(27)吳林伯：《文心雕龍義疏》，第5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