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長期以來，在臺灣從事文學、文化和思想評論之寫作，算是評論人，但從來沒有鬧過新聞。
但最近因緣湊巧，我卻成了不小的新聞人物。
原因是，2012年臺灣的馬英九狠鬥王金平，媒體稱之為「九月政爭」和「滅王大計」。事情發生後，我找了一個大官朋友，他告訴我馬英九的「滅王」是在2012年進境美國時，與「駐美代表」金溥聰密會而敲定。所以我在2012年9月16日和9月12日在香港和臺灣媒體上發表了兩篇文章。由於這兩篇文章不符合「馬金」利益，於是9月25日金溥聰遂委託律師對我提告，認為我的文章報導不實，對他的名譽已造成侵害，要求賠償和登報導歉。
金溥聰在臺灣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超級大官，目前是「國安會」秘書長，人稱「地下總統」。他對我提告，可說相當嚴重。他借著司法提告，對我當然造成了很大的恫嚇效果。這個案件於2014年1月23日首度開庭，4月24日證人出庭，6月4日開辯論庭。在長達一年多的司法過程中，我的主要論證有三：
一、大官因為有權，他可以編織故事，合理化自己，若別人根據可信的消息來源得到故事的不同版本，那就不是造謠和誣賴。當大官的就有責任澄清事實，自證清白，而不能要求作者來證明他的清白；如他不願提供事實，那他就應有度量來容忍故事的不同版本，不能隨便濫告濫訟。
二、中國自古迷信官本位，官大權大就可任意處置人民。大官說文人的文章傷害到國家，大官說某人的著作或行為侵害到官員，就當官的說了算。這是官本位造成的司法主觀化，這是一種不正義。司法一定要客觀化，當官員說別人的著作或行為造成了危害，他就一定要具體說出危害到什麼。1930年代美國大法官霍姆斯就提出了「明顯而立即的危險或傷害」原則，這就是司法客觀化的範例。你金溥聰告南方朔侵害你的名譽，你就必須指出侵害了什麼，不是你說侵害就是真的侵害。
三、我在庭上還一直陳述我的政治哲學。我深信有權者，就應有一種自責自勉的胸襟，出了問題就應自責，而儘量不要去責怪別人。《左傳》說：「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大官多責怪自己，才會進步，若只知道怪罪別人，一定愈搞愈糟。臺灣的「馬金」一天到晚都在怪這個怪那個，用司法告這個告那個，就是一種很惡劣的政治風格。
顯然我的論證法官聽了進去，所以7月9日下午4時宣判，法官遂判金溥聰敗訴，南方朔勝訴。一個文化人被那麼大的官提告，卻是大官敗訴，我當然成了新聞人物。
法官宣判後，我很有感觸。過去相當長時期，臺灣雖有一些進步，但官僚主義的傳統猶存，官吏在對待人民時，仍有極大的濫權空間，而且法律總是向權力傾斜，所以像金溥聰這種大官，遂有了胡亂提告的僥倖心態。他以為憑他的超級大官身份，宣稱名譽受損，法官一定向他傾斜，也認為他的名譽確實被南方朔侵害。而我在整個辯護過程中，反覆在強調的，就是這種官本位的價值是錯的。
大官受到批評，縱使引證的事實可能有爭論，使用的言辭可能很刺耳，但都不宜輕率提告。法律在官告民的問題上，一定要把案件成立的門檻提得很高，當官告民不是那麼容易成立，官告民、官整民，官用司法來恫嚇人民，尤其是官用司法來鉗制輿論監督等壞現象才會減少甚至絕跡。真正進步的地方，幾乎沒有官告民的事件，就是進步的地方早就警覺到，官與民在法律上極不對等。為了保障人民，一定要把官告民的門檻提得很高，人民利益的保障應該絕對化。
金溥聰告我，是他敗訴，這起案子不但對臺灣有意義，對官本位的社會，同樣有啟發。
本文來自《南風窗》2014年第16期（2014年7月30日出版），作者：
南方朔 臺灣政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