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解讀三星堆文物，必須要能正確地解讀《山海經》。《山海經》是典型的神巫治國時代的產物，其基礎文本的內容可能形成於三星堆文明晚期。深刻地理解三星堆時代所處的社會背景，既是正確地解讀《山海經》的前提，也是展開三星堆研究的必然要求，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掌握一定的人類文化學知識。
國家實現社會管理的手段有暴力和非暴力兩種。前者主要是依靠軍隊和法律等國家機器，後者主要是依靠宗教信仰和倫理規範等思想武器。現就後者言之。在進入文明時代的初期，人類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是「人神雜糅」，即聖王們往往藉助神的力量來加強並維護其統治，並由此逐漸形成了王者集王權、軍權、神權於一身的歷史格局。王者對神權運用的結果，導致了神聖敘事文化傳統的產生。
神聖敘事的時代，我們也可以稱為神話時代。所謂神，就是天神、神主。所謂聖，就是人王、大賢。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神、聖二個觀念往往混而為一，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神、聖二種觀念的結合過程，與「天人合一」世界觀的形成過程是相依相存的共生關係。「天人合一」文化觀念的形成，為道家思想的出現提供了土壤；而基於「天人合一」世界觀的儀軌制度，則為儒家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歷史基石。先民在頻繁的巫術活動中，發展出了繁縟的巫術儀式，而這些巫術儀軌則成為了後世禮儀制度的淵藪。因此，中國的傳說時代也可以稱為神話政治時代。
在這一時期，人們認識和理解世界依賴的思想基礎是「萬物有靈」的觀念。正因為如此，才為古代統治者創造神話，以構建超越歷史和現實的神聖秩序提供了可能。神話觀念一旦確立，並進入人們的靈魂深處，人們並不會認為那是虛假的。在他們看來，神話「講述的是絕對真理，敘述的是神聖的歷史——也就是未來各時代的標準模式。」（麥可·斯坦福：《歷史研究導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神話時代也是人類在進入成文時代之前的原史時代，夾雜著傳說的神話書籍也就是原始時代的歷史書籍。
神話是歷史意識誕生的母體。從各國的古典文獻來看，早期史料都大量出自神話。因此，研究先秦史，不應當也不可能迴避神話材料。中華文明是東方文化的代表，其最早的歷史材料蘊藏在《山海經》中。希臘文明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其最早的歷史材料蘊藏在《荷馬史詩》中。1873年，德國商人海因利希·謝裡曼（Heinrich Schilemann，1822-1890）根據《荷馬史詩》發掘了特洛伊古城。2007年，李學勤教授為《三星堆研究》第二輯作序時說：
我一直覺得，三星堆發現的重大價值還沒有得到充分的估計。實際上，這一發現在世界學術史上的地位，完全可以與特洛伊或者尼尼微微相比。尤其是特洛伊，大家知道見於《荷馬史詩》，然而長期以來被指為神話虛構。19世紀晚期，德國考古學家謝裡曼力排眾議，對其遺址進行發掘，獲得了震驚一世的成果。三星堆的遭際與之頗為相似，《蜀王本紀》、《華陽國志》等文獻關於古蜀的記載，久被懷疑是子虛烏有，甚至在月亮灣玉石器出現以後，沒有人相信當地文化有這樣久遠。由此看來，古代歷史文化還有許多未知的奧蘊，有待我們通過科學的工作來探討揭示。
李學勤認為三星堆與特洛伊的遭際相似，此說甚具啟發性。與特洛伊相聯繫的神話傳說見於《荷馬史詩》，與古代蜀地相聯繫的神話除了《蜀王本紀》、《華陽國志》之外，更重要的文獻是出自先秦時期的《山海經》。過去，人們無法料想，《山海經》的神樹、《華陽國志》中的縱目可以被考古證實。而今，隨著三星堆兩個祭祀坑的被發現，人們始知神樹與縱目雖非自然界實存之物，卻是古人觀念中的真實之物。
由於神話敘事受到「萬物有靈」的觀念支配，故其敘事總是極具張力，富有誇飾色彩。進入春秋時期，孔子開始致力於用理性化思想來對古代神話進行合理化的解釋，他的這一思想比希臘的歐赫美爾主義的產生還要早二百多年。司馬遷進一步繼承了儒學傳統，在其編纂《史記》時，將他認為屬不雅馴亦即具有神話性質的話語予以剔除。在西方自然史觀的影響下，近代興起的古史辨運動運用了割裂式的、非白即黑的「二元」式思維來分析神話與歷史的關係，對中國史學界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近二十年來，歷史學界提出了走出疑古時代的思想，但由於沒有從理論上確立將歷史學與人類文化學進行交叉研究的思想，故關於神話與歷史關係的混亂認識在當今歷史學界仍然沒有得到有效清除，而這正是諸多偽命題產生的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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