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蘭版的蝙蝠俠，到底意味著什麼？他用了三部電影來塑造一個流行文化中並不真實存在的經典符號，諾蘭到底借用蝙蝠俠這個符號傳達他怎樣的價值觀念？
首先，我嘗試給予這三部電影一個評價，我把這三部電影視為一個整體，它們有著完整的連貫的邏輯，而第二部《黑暗騎士》則是重中之重。
諾蘭版本的蝙蝠俠毫無疑問是馬丁·斯科塞斯語境中的「主題公園」——雖然用了較為克制寫實的動作場面，但劇情上無法經得起嚴謹的現實主義邏輯的考驗，呈現出了一種強烈的漫畫式的美學特徵。
但若是深入分析影片，比如嘗試著回答「蝙蝠俠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們會發現諾蘭把他的理念完全滲透進每一幀畫面每一句臺詞，使得觀眾在意猶未盡中獲得啟示，從這個角度看，「蝙蝠俠三部曲」也是cinema。
那麼蝙蝠俠到底意味著什麼，對於諾蘭而言，戴著頭套在屋頂上跳來跳去的怪咖到底意味著什麼？我在上一篇推文結尾處簡單提到了——蝙蝠俠是通過人性的克服而達到了近乎神性一般的人性，是人的自我超越並回歸自我。
這裡給出了兩層意思——蝙蝠俠不是常人，是近乎神一般的存在；但他歸根到底還是人，並不企圖僭越這一身份。
《俠影之謎》建立了一個陰沉沉的哥譚市，一個堅定不移的騎士，一個陰魂不散的組織——影武者聯盟。這樣構建好了世界觀極大地方便後面兩部電影的故事展開，對非漫畫迷的觀眾極為友好。
但《俠影之迷》也完成了布魯斯·韋恩到蝙蝠俠的第一次轉變——布魯斯不再恐懼，試圖成為恐懼本身。恐懼是人的本能，超越恐懼實則是超越人的脆弱，而成為恐懼本身恐怕只有神才能做到。
在迷幻藥的作用之下，蝙蝠俠終於顯露了他的真身——無論在罪犯眼裡還是在普通民眾眼裡，他是令人膽寒的怪物和讓人敬畏的神明，他起到了對所有人震懾的作用，他就是法律與秩序的象徵。
這裡，蝙蝠俠成為法律之下暴力機關的有益補充——法律本身是有邊界的，而蝙蝠俠所行之事是踐行極致的正義。也正因如此，正義之神一般的蝙蝠俠必然迎來了邪神一般的小丑。
蝙蝠俠與戈登警長的良性互動使得我們可以把蝙蝠俠視為「超級警察」，由於法律的有限性以及延後性，使得警察在面臨某些犯罪時，自身被法律所束縛，從而無法有效對抗犯罪，這時便需要蝙蝠俠這樣的法律之外的「超級警察」。
布魯斯之所以與影武者聯盟決裂，是因為他給蝙蝠俠，設立了行違法之事的邊界——正是由「超級警察」這個身份定義——蝙蝠俠只能是法律之外的法律執行者，只能是秩序之外的秩序守護者，但絕對不能是審判者和行刑者。
反觀影武者聯盟，他們所秉承的是毫無限制地行使他們自己賦予自己的權力——不僅僅是執行者、審判者與行刑者，因為他們自己賦予自己權力，所以也就成為了立法者——而這一切是正常社會秩序之外的，影武者聯盟想要把他們的秩序強加給哥譚市，從這個意義上說，蝙蝠俠也是自由的捍衛者。
蝙蝠俠認為他本身已經是秩序的破壞者，如果仍然毫無限制地行使凌駕於法律之上的權力，將進一步導致混亂。蝙蝠俠自我設限，堅持原則，那麼公眾接受蝙蝠俠實際上是在接受新的秩序。
蝙蝠俠行事的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於公眾的確認，這也就是哈維·丹特在餐桌前所表述的——人民賦予蝙蝠俠權力正如羅馬選出的愷撒，但顯然蝙蝠俠是要超越凱撒的。而在完全接受蝙蝠俠所帶來的，或者說是強加的新秩序之前，哥譚將迎來混亂，而混亂的最高潮，正是蝙蝠俠的對立面——小丑。
《黑暗騎士》當然可以簡單地從劇情邏輯去理解蝙醜的對抗——正義與邪惡、秩序與混亂，但《黑暗騎士》絕不僅僅如此。我們看看小丑是如何有效攻擊蝙蝠俠的，這能進一步幫助我們理解蝙蝠俠。
蝙蝠俠帶來的哥譚市新秩序是建立在偶像崇拜的基礎上，蝙蝠俠抽象為一個簡明扼要的符號，就像重案組樓上的大功率射燈投下的蝙蝠形標誌，以此來提醒市民——哥譚由我守護。
這裡蝙蝠俠從兩個不同層面成為了神一般的存在：一是布魯斯的自我要求，企圖成為恐懼本身；二是蝙蝠俠的行動立竿見影地打擊犯罪，公眾把蝙蝠俠捧上了神壇。
針對蝙蝠俠本身與公眾這兩個層面，小丑展開了他的行動——公開處刑蝙蝠俠的模仿者，並威脅蝙蝠俠一天不自首便有新的人因此而死去。
蝙蝠俠既然是無所不能的神，但肉體凡胎的人則是脆弱不堪的，小丑通過脅迫試圖戳穿蝙蝠俠的匿名性，試圖把蝙蝠俠降格為人；小丑通過似乎無解的犯罪難題使得蝙蝠俠的行動無效化，打破他無堅不摧的神話，同時在公眾間散播恐懼，旦凡與蝙蝠俠相關的人都難逃厄運，企圖孤立蝙蝠俠。
對待蝙蝠俠的模仿者，蝙蝠俠的態度都值得玩味。蝙蝠俠的新秩序就像是一個可被宗教的信仰，在這個一神論的信仰中，蝙蝠俠就是那個唯一的神，站在最高處供人膜拜，就像他在房頂上穿梭自如。而在蝙蝠俠之下便是人人平等，無論身份違法者皆被剷除，這也就是法律之下的平等。
既然是一神論的信仰，自然是容忍不了多神共存的局面，這些模仿者的出現將會大大降低蝙蝠俠的權威性，同時這也會帶來新一輪秩序的重組，神終究是要各歸其位的。
當然還有顯而易見的一點是，這些模仿者並不夠強大，這通過蝙蝠俠調侃模仿者的護甲幽默地展現出來。
蝙蝠俠成為恐懼本身當然也是壟斷了恐懼，而小丑通過他所說的哥譚「靈魂爭奪戰」來散播恐懼與瘋狂。在這場「靈魂爭奪戰」中，小丑同樣也展開了兩個層面的行動——一是針對市民的，直接表現為那兩艘渡輪的「火車難題」；二是針對光明騎士哈維·丹特的，在小丑的引導下墮落為雙面人。
雙面人很好理解，他佐證了一個事實——人的信念在痛苦與瘋狂面前是如此的脆弱，同時維持人理性與善良的秩序在混亂面前同樣也是如此的脆弱。
兩艘渡輪是經典的「火車難題」的變體——船上的人要麼炸掉另一艘船，要麼等著小丑炸掉所有兩艘。一艘船是無辜的普通市民，另一艘是惡貫滿盈的罪犯，小丑所期待的局面是船上的人爭先恐後地炸掉另一艘，以此來散播恐懼。
這裡從兩艘船不同乘客的角度來分析。罪犯們越貨殺人，也因此能夠冷靜地洞悉這瘋狂，更進一步說，他們更明白犯罪的心理，明白小丑總歸是要炸掉這兩艘船的。
一個罪犯終於站出來把引爆器扔出窗外，並說自己願意背鍋。這簡直就是蝙蝠俠的一個分身，就像是在《黑暗騎士》結尾處蝙蝠俠承擔了雙面人的罪名——不惜代價做出艱難而明智的決定，成為哥譚市最需要的英雄或是罪犯。
而這群無辜且狂熱的市民在恐懼與群體效應的作用下做出了直接的判斷，通過簡單多數的投票通過了引爆另一艘船企圖救下自己這一艘的決定。小丑的高明之處在於順應了人的私心，同時給他們找到了道德上的豁免——另一艘船本就是犯罪分子，普通市民當然更有活著的理由。
盲目的大眾就像羔羊，小丑爭當牧羊人。但真的要一個具體的人來按下引爆器時，他最終下不了手，他承擔不了親手殺人的罪惡。這裡，個人的良心與道德成為了變得邪惡與瘋狂的最後一道保險，這樣，他也就和蝙蝠俠站在了一起——蝙蝠俠就像是散布福音的耶穌：「你們誰認為自己沒有罪，便可以用石頭砸她」，而這位英勇的市民就是蝙蝠俠虔誠的信徒。
英勇的市民與冷靜的罪犯，合二為一便是蝙蝠俠，蝙蝠俠不僅是一個騎士、一個符號，更是一種精神。
我先前在寫《守望者》的時候也提到過，面對「火車難題」我們該如何抉擇，那就是不做出選擇。功利主義者自然是把利益最大化來作為選擇的依據，但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能簡單量化後進行價值的比較。
在我看來，要想在道德上獲得清白，只能是絕望地望著火車碾過，痛苦地看清一個事實，那就是自己並不能救下所有人，並反思到底是什麼導致了這樣難以兩全的局面。
當然是小丑導致了這一切，但歸根到底是蝙蝠俠導致了小丑的誕生，所以蝙蝠俠才是罪魁禍首嗎？我們來回看《俠影之謎》之後的哥譚市到底是什麼境況——哥譚市是被神庇護的城市，在蝙蝠俠碾壓性的力量之下，罪犯被清除殆盡只是時間問題，毫無疑問，蝙蝠俠是正義的。
換句話說，正因為蝙蝠俠庇護下的哥譚市充滿希望，形勢一片大好，從而招致了邪惡覬覦這片土地——邪惡只要徵服了這裡，也就徵服了全世界——這裡是希望與自由的燈塔。
這裡便引入了現實意義——小丑所代表的純粹的邪惡真實存在，也就是「911」以來興起的恐怖主義，而我們等不來蝙蝠俠。
《黑暗騎士》一開場便是一場毛骨悚然的搶劫黑幫銀行——在犯罪的過程中，這個團隊一人殺一人，榨乾他們的每一滴血，最後只有小丑拿著錢跑了；黑幫銀行的經理竟站出來對抗小丑，罪犯反倒是成為了英雄，小丑顯然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犯罪；
小丑一點一點地佔據黑幫的勢力，衣冠楚楚的義大利黑幫領袖最後竟主動與警方合作；小丑策劃自己被捕，在警察局中送來了一枚人體炸彈，小丑所象徵的恐怖主義已然清晰明了；
小丑用雪茄點燃成堆的錢，更進一步說明——傳統的罪犯追求的是利益，而小丑只是想要破壞。被廣大漫迷觀眾所詬病的那由無數手機共同組成的監視系統，這不就是斯諾登披露的美國的各種監聽項目？
小丑他是憑空地出現，就像「911」憑空發生一樣，而小丑的爪牙滲透進了哥譚的方方面面，這也暗示了恐怖襲擊的防不勝防。
數不清的屏幕把整個哥譚市的手機採集到的信息監控起來，毫無疑問這是數字威權主義下常見的情形。雖然布魯斯壟斷了蝙蝠俠就正如小丑壟斷了犯罪，兩人都可以稱為獨裁者，但諾蘭顯然不是要主要討論這個問題。
正如福克斯所說，這樣的權利對一個人來說太大，所以蝙蝠俠把這一套系統交給了福克斯，權力的分散有效地限制了獨裁者。蝙蝠俠最終是靠著這個監視系統打敗了小丑，本來蝙蝠俠就是不法之徒，似乎並不在意再多一個罪名，但這一次他侵犯到了「哥譚市民」高貴的自由。
法律之下的秩序應當先於正義與自由實現。面對恐怖主義，是時候像蝙蝠俠那樣，引入一點「不法」的精神。當然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這只能針對建立了資本主義憲政的現代國家，在那些還停留在前現代的地方，那就要另當別論了。蝙蝠俠這個「超級警察」在這裡就像是替政府幹髒活的人，《戰略特偵組》和《邊境殺手》以及諸多電影涉及到了通過不法手段對抗犯罪。
《戰略特偵組》實際上也是一個「火車難題」，而它的回答就是，如果真的有那麼多生命需要被拯救，那就必須有背負罪惡的覺悟，不可能在效益與道德上兩全，而這也是黑暗騎士的全部意義——作出常人作不了的選擇，背負常人背負不了的罪惡。
政治，就像是愛情，是關於妥協的藝術。政治亦是關於容忍何種程度的惡的藝術。
實際上，恕我直言，「斯諾登」們根本理解不了這為何是藝術，理解不了什麼是「黑暗騎士」，理解不了「Sometimes the truth is not good enough.Sometimes people deserve more.」
請千萬注意，當蝙蝠俠用低沉嗓音說出這句話時，他的語氣是無奈而痛苦的。
哥譚市通過把哈維·丹特塑造為一個英雄，並通過《丹特法案》打擊組織性犯罪，這就是結果而不是真相。當然這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這樣的把柄就被有心之人加以利用，順利成章地引出了《黑暗騎士崛起》，它是前作的延續，在哥譚這樣一個被蝙蝠俠守護的希望與自由之城，還有什麼能威脅它呢？
貝恩以一個意味深長的方式登場，把自己介紹給哥譚市民們——在橄欖球賽開場的男童的歌聲中，在美國國歌最後兩句「O'er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the home of the brave"唱完後比賽開始時，貝恩按下了炸彈的開關，隨後"The land"坍塌，"The home"淪陷。
這當然也是恐怖主義行徑，但這和小丑帶來的似乎不太一樣，這一次意識形態的對抗更為明顯，貝恩這一幫人是在地下工作的「地下黨」，他們首要攻佔的據點是市政廳，為「人民奪權」。
這也可以從影片一開場的建立人物形象的犯罪行動，與《黑暗騎士》一開場的相比較，看出一些端倪——小丑是在利用其他罪犯後冷不丁地把他們殺掉，他們至死都不知道被小丑出賣了；
而貝恩是當面告知部下，要求他獻出生命，他一臉難以抑制的興奮問道「我們開戰了嗎」。這種極端狂熱分子在宏大敘事的幻想中死去，甘願為之犧牲。
當然，我仍然認為，《黑暗騎士崛起》的劇本很難有說服力，但我們不妨把這視為一個寓言故事，一場社會實驗。一顆核彈如何要挾持了哥譚市，重要的不是挾持，而要孤立這座城市，是其脫離正常的社會秩序；
絕大部分警察被困地下，這是如何做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癱瘓維持秩序的力量；蝙蝠俠被困在天井之中，到底是如何就爬出來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借用這個情節完成對蝙蝠俠的最終塑造，也就是蝙蝠俠的第二次轉變——從先前的不再恐懼，成為恐懼本身的神一般的存在，到再次恐懼，恐懼失去生命而激發原始的本能，回歸人性。
布魯斯不再扮演蝙蝠俠後，個人的生活沒有繼續，可以視為這樣一個非人的身份對主體的反噬，布魯斯太需要蝙蝠俠就正如蝙蝠俠太需要布魯斯。那麼蝙蝠俠作為符號和精神仍然是脆弱而可被摧毀的，只有當它不再以來布魯斯而存在時，也就是具備了可延續性時，蝙蝠俠才在真正意義上堅不可摧。
這個寓言故事社會實驗就是，「地下黨」們通過揭露被系統所容忍的必要的惡，來達到攻擊現有正常秩序和提供自身合法性依據的雙重目的，並通過武力脅迫所有人必須參與其中，以「人民」的名義、「把權力交還給人民」的說辭，煽動大眾的破環行為——在平日裡means nothing的人終於在此刻的混亂中means something，甚至通過「想像的共同體」means everything。
這種僭越的誘惑始終存在，哪怕是在「自由的土地」、「勇士的故鄉」也依然存在。
在影片中展現的這一場社會革命的圖景，相信對咱們來說並不陌生。安妮·海瑟薇飾演的貓女驚豔全場，這是一個羅賓漢式的人物，劫富濟貧，自然最初也與貝恩站在一起，期望著一場社會革命，實現她單純而美好的願望。
只有當她親眼目睹「革命」的本質之後，才與蝙蝠俠展開合作。不得不承認，西方像諾蘭這樣的文藝工作者，反思「自由世界」，並通過作品表達出來，他們在積極地履行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義務。
最後，總結一下，諾蘭的蝙蝠俠到底意味著什麼——它是超越，亦是回歸；它是極致的善，亦是必要的惡；它是法律與秩序，亦是正義與自由；它是無所不能的至高天神，亦是英勇無畏的普羅大眾；它是不存在，亦是每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