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月23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在出席第八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時表示：韓中兩國擁有悠久交往歷史和相通文化淵源，兩國是命運共同體。雙方關係發展具有「天時、地利」，現在再加上「人和」，一定能開闢韓中關係的新時代。
長久以來，我們習慣於把亞洲或東亞當做一個不需要歷史論證的、似乎現成的共同體，我們習慣了談論東亞文明的「一體性」、中日韓三國「同文同種」。但在著名學者葛兆光看來，東亞各國的內在差異，「可能比中國和英國、中國和法國的差異更大」，「到了明清以後，儒家文化圈的內在認同還存在嗎？」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葛兆光教授在其著述《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 》中的篇章《十七世紀中葉後朝鮮對中國的觀察與想像》，在文中，葛教授談到：「以中華為中心的文化認同暫時還可以維持「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存在，那麼，這一切從十七世紀以後開始變化。」
文 | 葛兆光
本文摘自葛兆光所著
《想像異域——讀李朝朝鮮漢文燕行文獻札記 》
葛兆光，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研究生畢業，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現為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歷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著有《禪宗與中國文化》、《道教與中國文化》、《中國禪思想史》、《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屈服史圾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論》等。
大清帝國對於外面的世界，至少在乾嘉盛世之前，上上下下大多仍延續著兩千年來以自我為中心的天下想像。朝廷曾以大清帝國為中心繪製過幾次有關周邊世界的《職貢圖》，想像著似乎仍然存在的冊封體制，還有宮廷畫家也畫了《萬國來朝圖》記錄各國人等到北京賀歲的盛況，人們始終沿襲著古老傳統，一廂情願地描述著想像的天下圖像。
在這種「天朝」對「蠻夷」、「大國」對「藩屬」的無端傲慢中，看起來清廷唯獨對朝鮮還存三分禮遇，無論是謝遂個人繪製的《職貢圖》還是內府官方的《皇清職貢圖》，都很自然地把朝鮮國放在首位，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知文字，喜讀書，飲食以籩豆，官吏閒（嫻）威儀」，和中華相去不遠。
《萬國來朝圖》是清代宮廷佚名畫家創作的絹本設色畫，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這種關於藩國的等級意識，好像在清國官員心目中非常清楚，乾隆五十五年（1790）也就是在乾隆皇帝慶賀八十壽辰的儀式上，朝廷安排來朝覲的各國使者，就把朝鮮當作在文化血脈和政治關係上最親近的藩屬之國，說「朝鮮於事大之節，敬謹如此，宜作他藩之儀式」。這至少是從唐宋到明代照例沿襲下來的禮賓制度，儘管朝代更迭，已經從明到清，帝國統治者仍然沿襲著傳統的觀念，似乎很寬容地還把朝鮮當作最接近的藩屬，位置放在琉球、安南、緬甸之前。
但是，十七世紀中葉，也就是自從大清替代大明起，朝鮮人對中國的感覺就和過去不同了。順治十三年（1656），坪麟大君李窅出使清國的時候寫《燕途紀行》，回憶二十來年前在清國當人質的屈辱，就把自己想像成身陷匈奴的漢朝人蘇武，而把大清帝國想像成匈奴，說自己「空抱蘇武之節旄，日望上林之歸雁」，這種「華」、「夷」顛倒的想像很有象徵的意味。
順治之後，經康熙、雍正到乾隆，儘管明朝覆亡已經百年以上，儘管大清仍處在「盛世」，這些朝鮮人仍然懷著這種心情，不時筆下就流露出對明帝國的依戀，常常發洩在無奈之下朝覲胡人皇帝的怨懟之意。一個叫做金鍾厚的人，給曾經出使過清帝國的洪大容寫信說：「所思者在乎明朝後無中國耳，僕非責彼（指中國人）之不思明朝，而責其不思中國耳。」並且相當激烈地說，朝鮮對於中國，「所貴乎中華者，為其居耶？為其世耶？以居則虜隆亦然矣，以世則吳楚蠻戎鮮有非聖賢之後者矣」。
在他們心目中，中國就應當是中華，中華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華文明並不在清國，那麼，我「寧甘為東夷之賤，而不願為彼之貴也」。這個時候的朝鮮人，早已不再把清帝國作為「中國」，更不把清帝國看作「中華」了。
也許中國歷史視野裡面，那個葬在定陵的明神宗也就是萬曆皇帝朱翊鈞，並不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君主，很多現代的歷史書，包括牟復禮等合編的《劍橋中國明代史》和黃仁宇那部風靡一時的《萬曆十五年》，都不曾給他多高的評價。但是，在朝鮮李朝的歷史記載中，萬曆皇帝卻享有極為崇高的聲譽。
明神宗朱翊鈞（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明朝第十三位皇帝，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駕崩，10歲的朱翊鈞即位，年號萬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明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內閣首輔張居正主持政務，張居正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會經濟有很大的發展，開創了「萬曆中興」的局面。期間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鞏固了漢家疆土，但也耗費了大量帑銀。明神宗執政後期荒於政事，因缺乏張居正這樣的賢士應對督導、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於朝政，自此二十多年不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明神宗執政晚期，黨爭長期持續，導致朝政日益腐敗。在從萬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戰爭中，他派出軍隊使朝鮮免於被日本豐臣秀吉所佔領，他的舉措挽救了朝鮮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鮮被迫尊奉清朝之後，朝鮮的朝臣還是自稱「神宗皇帝再造之國」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並且始終堅持明朝的紀年。一直到很多年以後，萬曆皇帝在朝鮮仍然被隆重地祭祀。
豐臣秀吉（日語：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1537年3月17日-1598年9月18日），著名政治家，繼室町幕府之後，首次以天下人的稱號統一日本的戰國三傑之一。豐臣秀吉的政策具有劃時代意義，對日本社會由中世紀封建社會向近代幕藩體制轉化有一定成就。
康熙四十三年（1704）即朝鮮肅宗三十年三月，那時，清統一中國已經六十年，在朝鮮卻仍然記得「甲申之歲，回於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淪陷之日也」，所以，在這個改朝換代一甲子的時候，朝鮮官方依然要舉行祭祀，祭祀逝去的舊王朝，而且國王還特意說，明神宗即萬曆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禮」，表示「空望故國，朝宗無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聖服事之至誠，只自嗚咽，流涕無從也。昔我仁祖大王當天翻地覆之日，不廢焚香望闕之禮，則今丁皇朝淪陷之日，豈可遣官設祭而已耶」。於是，他三月親自去祭崇禎，九月特地築壇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盡古代諸侯祭天子之義。
對於明代的眷念之情，並不止於對神宗再造之恩的感謝，萬曆皇帝的這一舉措只是加深了這種感恩而已。對於大明王朝，朝鮮士人一直有一種廣泛的認同，這種認同不僅把自己的國家和明帝國聯繫起來，而且相當深地把朝鮮王國的文化與大明帝國象徵的文化聯繫在一起。
曾經在明初洪武年間到中國朝見明太祖的權近所作的《應制詩》二十四首中，就有：
願言修朝貢，萬世奉皇明。
聖主龍興撫萬方，遠人來貢有梯航。
萬裡梯航常入貢，三韓疆域永為藩。
海國千年遇聖明，我王歸附貢丹誠。
這絕不僅僅是一種「事大」的權宜之策，當時，朝鮮人對於中華確實是有一種相當仰慕的心情，我們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國來朝覲的使臣和他們的隨從的記載，通常被叫做《朝天錄》，在「朝天」這兩個字中，不僅有政治上的臣服、經濟上的朝貢，還有文化上的向心。鄭世龍《朝天錄》中有《初入北京》一首，記載了他剛剛到北京時的文化震撼：「皇居氣象偏知異，蒼翠常浮萬歲山。華蓋共瞻天帝座，清都元隔軟塵寰。茫茫人海流車馬，井井官街畫闠闤。領略也饒方寸在，只應蛙坎若為顏。」
那個時候，李朝的合法性，是需要明帝國來確認的，連他們皇室的系譜也不例外。嘉靖十八年（1539）到達北京的權撥，就特別到禮部申訴，明朝對於朝鮮宗系的確認，自從永樂元年（1403）、正德十三年（1518）到嘉靖八年（1529），雖然累次上奏，但至今沒有成文進入《明會典》，這使他們很是「閔鬱罔極」。就連那個由於漂海無意中到了中國的朝鮮讀書人崔溥，在回答中國官員的詢問時，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鮮真正以明帝國為自己的宗主國，《漂海錄》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問曰：『你國王稱皇帝否？』臣答曰：『天無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誠事大而已。』」「問曰：『汝國用何法度？別有年號乎？』臣曰：『年號、法度一遵大明。』」並且嚴肅地申明：
我朝鮮地雖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國，則不可以外國視也。況今大明一統，胡越為家，則一天之下皆吾兄弟，豈以地之遠近分內外哉？況又我國恪事天朝，貢獻不怠，故天子以禮以待之，仁以扶之，懷綏之化，至矣，盡矣。崔溥《漂海錄》，是15世紀朝鮮人用漢文撰寫的中國見聞錄，記述明弘治初年中國國情，堪稱「摹寫中原之巨筆」。這在當時大概是朝鮮的共識，儘管「尊明事大」也有策略上的考慮，儘管一些使者也看到明帝國的種種弊病，甚至深受其害不勝困擾，但是從上到下，仍然還是以明為尊。所以，在萬曆皇帝傾全力支持朝鮮抵抗豐臣秀吉的侵略之後，這種從政治到文化的全方位認同就更加牢固。
舉兩個例子，天啟四五年間（1624—1625），洪翼漢（1586—1637）出使明帝國，曾經看到過明帝國魏忠賢和客氏弄權，天子昏憒而忠良被逐，朝政上下一團糟，而千辛萬苦從海上繞道到北京朝覲的朝鮮使者，也被腐敗的達官小吏反覆勒索刁難；崇禎九年（1636）出使北京的金堉，也同樣一次次地被看守朝陽門的宦者、守東長安門的火者敲詐，讓他覺得「朝廷大官只是愛錢，天朝之事亦可憂也」，有著很不愉快的經驗。可是，儘管如此，他們對華夏文化和政治的認同卻始終沒有改變，洪翼漢見到能理解他的中國人，還是真心地說：「小國豈不知事大之義，而終忘大國之恩哉？向在壬丁兩年，幾盡沒於倭寇，幸賴神宗皇帝字小興滅之德，再造藩邦，至今動植飛走，鹹被其澤。」金堉在回去以後寫了《朝天日錄》，申翊聖在這部書後的識語中就大大回憶了一番明神宗對朝鮮的恩德，並且感嘆對明代朝貢已經到了最後一頁，「冠蓋結軫於幽燕，文章被服，彬彬華制。豈期贄幣止於丙子，而使休止於伯厚已也，此東方百六之會，人之觀此錄者，寧不泚顙而釀涕也乎」。
正因為如此，在明清易代之際，他們面對過去曾是蠻夷，而現實中極其強大的清朝時，雖然有些畏懼，但心底裡總是有些不屑。儘管 1627年朝鮮已經與後金籤立城下之盟，但是，文士大臣仍然很堅持對於明帝國的認同和對後金的鄙夷。
清太宗愛新覺羅·皇太極（1592年11月28日-1643年9月21日），即位之後進行大刀闊斧的封建化改革，加強中央集權；在戰略上定先徵服朝鮮和漠南蒙古，以解除攻明後顧之憂的戰略方針。對明則採納漢族降官建議，確立"講和與自固之策"，重用漢將，削弱明朝實力，志在入關奪取全國政權。 崇德元年（1636年），在盛京（今瀋陽）稱帝，建國號大清，並且迫使李氏朝鮮臣服於清朝。在崇德七年（1642年）的松錦大戰中生俘洪承疇，自此明朝關外精銳喪失殆盡，寧錦防線徹底崩潰，清軍入關已成必然之勢。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極猝死於清軍入關前夕，未能實現奪取全國政權的夙願。
1636年，皇太極建大清，改元崇德，四月十一日在太廟的典禮上「群臣皆行三跪九叩禮」，但是朝鮮春信使羅德憲和李廓，卻堅持不拜太廟，弄得皇太極也無可奈何。同一年，在大清使臣的要挾和大清軍隊的壓力下，就是上面提到的這個洪翼漢，以及李聖求、李景奭等等，先後上疏說：「臣墮地之初，只聞有大明天子耳。」他們覺得，如果承認大清的名號，使得清人向外宣布「朝鮮尊我為天子」，朝鮮國王將「何面目立天下」，他們反對在國書外面改稱「金國」為「清國」，因為「金是稱汗時號，清是僭號後號」，表明朝鮮士人的認同所在。
但是，就因為這種態度，使得朝鮮人奉行的原來就很脆弱的平衡外交政策被打破，「大清」終於兵戎相向，而朝鮮在滿清大軍面前，被迫再次籤訂「丁丑約條」，同意「去明國之年號，絕明國之交往」，並且改「奉大清國之正朔」，「每年進貢一次」。八年以後，原來的宗主國明帝國又在「亂民」和「蠻夷」的雙重打擊下轟然崩潰，原來朝鮮與大明之間的實際政治和經濟關係蕩然無存，僅僅剩下文化上的歷史記憶。
清崇德二年正月（1637年，明崇禎十年，朝鮮仁祖十五年），清太宗親率大軍兵臨南漢山城，朝鮮出降，雙方籤訂「丁丑約條」。此盟約的籤訂，標誌著清朝取代明朝與朝鮮正式建立了宗藩關係。雙方築壇盟誓，朝鮮去除明朝的年號，繳納明朝所賜誥命敕印，奉清朝正朔，定時貢獻，並送質子二人。此外，朝鮮朝廷中主戰最堅決的洪翼漢、尹集、吳達濟三人被清軍索要，在瀋陽就義，號稱「三學士」。
但是，僅僅就是那些歷史記憶，也使得很多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全面服膺明帝國的人，在很長的時間裡仍然痛心疾首，覺得「天朝」的崩潰仿佛是「文明」的消失。為了表示這種文化的傳承和認同，在崇禎皇帝尚未自縊，明朝還殘存的時候，朝鮮「不忍背棄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書皆書崇禎年號」，青原府院君沈器遠準備起事反清，試圖事成後「用崇禎年號，書示八方」，但事敗被殺。其中另一個為首的權鬥昌被捕受刑後說，「國事艱危，為清國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國，欲趁此時內清朝廷，外攘夷虜」。
在相互的對望中，可以看到彼此難以自我發現的死角，更可以看到彼此不同的眼光和立場，朝鮮使者的各種清國行紀正可作如是觀。前面我們說到，在《燕行錄》中體現的朝鮮人對於明代文明的固守與對清帝國的蔑視，奉明朝正朔而不用清之年號、堅持穿明代服裝而抨擊清代衣冠，自稱中華而指清為蠻夷，其實，一方面讓我們看到當時朝鮮人的政治服從、經濟朝貢與文化認同之間的分裂，一方面又使當時中國人看到朝鮮人之後，不由有故國黍離之思，刺激了漢族歷史回憶。這是一個歷史的大題目，由此可以想到的是，在豐臣秀吉發動壬辰之役（1592）以後的日本、明亡（1644）後的朝鮮，似乎已經放棄了對中華的文化認同姿態，東亞諸國對於清帝國的這種看法轉變，究竟如何影響了後來的歷史和思想？
朝鮮將領李舜臣。壬辰之役（1592年—1598年），指明朝萬曆年間明朝和朝鮮抗擊日本侵略朝鮮的戰爭。此役是明朝對外戰爭最後的輝煌，不僅保衛了朝鮮半島，進一步鞏固了中朝友誼。而朝鮮從亡國到復國，實力被嚴重削弱；日本元氣大傷，豐臣秀吉集團的勢力被削弱而間接導致德川幕府崛起；明朝的國力受到較大損耗。因此，從長遠來看，萬曆朝鮮之役實際上起到了重新整合東亞各國政治軍事力量的作用， 奠定了之後亞洲三百年的和平局面。
近來，很多學者包括日本、韓國以及中國的學者都好談「東亞」這個話題，有時候，「東亞」作為一個和「歐洲」或者「西方」對應的文化共同體，似乎也成了一個不言而喻的存在，可是，如果說這個「東亞」真的存在，恐怕只是十七世紀中葉以前的事情。在明中葉以前，朝鮮、日本對於中華，確實還有些許認同甚至仰慕的意思，漢晉唐宋文化，畢竟還真的是「廣被四表」，曾經讓朝鮮與日本感到心悅誠服，而很長時間以來，中國也就在這種眾星拱月中洋洋得意。朱元璋剛剛重新建立漢族王朝的時候，他曾經說：「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在這種看似寬宏大量的話語下面，是天下歸一的自信和俯瞰蠻夷的傲慢。
如果說，這種以中華為中心的文化認同暫時還可以維持「東亞文化共同體」的存在，那麼，這一切從十七世紀以後開始變化。
先是日本，自從豐臣秀吉一方面在 1587年發布驅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為「神國」，一方面在 1592年出兵朝鮮，不再顧忌明帝國的勢力，其實，那時的日本已經不以中國為尊了，不僅豐臣秀吉試圖建立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大帝國，就是在學了很多中國知識的德川時代的學者那裡，對於「華夏」和「夷狄」，似乎也不那麼按照地理學上的空間來劃分了。從中世紀佛教「天竺、震旦、本朝（日本）」衍生出來的三國鼎立觀念，到了這個時候漸漸滋生出一種分庭抗禮的意識，他們開始強化自我認識。1614年德川秀忠發布「驅逐伴天連之文」中，自稱是神國與佛國，「尊神敬佛」，在文化上與中國漸行漸遠，特別是到了清朝取代明朝以後，他們更接過古代中國的「華夷」觀念，形成所謂「日本型華夷觀念」，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對儒家中國，真正中華文化對蠻夷清國的觀念。
接著是朝鮮，毫無疑問，在明帝國的時代，朝鮮對於「天朝」也有疑竇與戒心，正如今西龍在《箕子朝鮮傳說考》中說到的，朝鮮人對於自己的國家有兩種相反的思想：一是受到中華文化之教養而仰慕中國，甘心成為其藩屬；另一是潛藏在民族性格內部的自尊思想，這兩種相反的思想同一地呈現在箕子信仰之中。儘管他們對明帝國始終有離心力的牽引，但神宗再造之恩再次使他們強化了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前面我們所提到的洪翼漢，對實存明朝觀感的惡劣與對文化故國認同的忠誠就是一例。
但是，本身是蠻夷的滿洲入主中國，改變了朝鮮人對這個勉強維持的文化共同體的認同與忠誠。所以，朝鮮使者出使清國時，他們很清楚這是到一個文化不一樣的異國，「衣冠非我也，語言非我也，風土非我也，形形色色，觸境可駭」，在異國的土地上他們覺得自己是他鄉人，所以才會「異鄉逢辰，客心悽悽，土炕寒燈，歸夢忽忽」。在朝鮮文人的眼中，「中國」似乎變成了兩個：一個是歷史上曾經如此輝煌的「大明」，一個是現實中已然墮落的「大清」。歷史上的中國與現實中的中國，在朝鮮使臣的心中分裂成為不再重疊的兩個，他們在文化上追隨前者，在政治上臣服後者，這構成了東亞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一道奇特的風景，並在觀念世界中一直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