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課題，日本有三種代表性的學術觀點。
其一，是荒野泰典先生的觀點，可以稱之為「海禁論」。他認為，十六至十七世紀這一歷史時期東亞的變動，是源於舊勢力的衰退和新勢力的抬頭所產生的「倭寇性狀況」。對豐臣秀吉的朝鮮侵略的定位，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而之後德川政權的鎖國，則是這一延長線上重建國際關係的一個環節，並非由日本獨創，而是按照東亞傳統的國際習慣所形成的，由國家權力獨佔對外關係和出入國管理政策的「海禁」。
其二，是岸本美緒先生的觀點。在她看來，織田信長-豐臣秀吉政權是這一時期東亞的「新興軍事勢力」之一。在十六世紀東亞的「倭寇性狀況」之下，國家邊境如同煮沸的熔爐一般變得模糊起來，而豐臣秀吉的朝鮮侵略正是這一時代局勢所催生的最突出的軍事行動之一。
其三，是村井章介先生的觀點，或許可以說是「秀吉播種，清朝收割」。具體來說就是，雖然明王朝對豐臣政權取得了勝利，然而卻也造成自身勢力的衰落。之後，明王朝滅亡，「新興軍事勢力」中，作為北方陸地勢力的女真（滿洲）族和南方海洋勢力的鄭氏經過激烈的對抗，最終清王朝確立了支配地位，而日本則相應地採取了鎖國政策。至此，「倭寇性狀況」也宣告結束。
那麼，從您自身的學術研究角度出發，對這些觀點您作何評價？池享：關於荒野先生的「海禁論」，實際上，這是當時東亞政權的對外政策的共通之處，並非只有日本這樣做。以前我們習慣於用「鎖國」來定義日本近世社會的對外政策，荒野先生認為，與鎖國相比，「海禁」是更為準確的用語。但是我認為，日本鎖國政策有相當獨特的一面，還是稱之為「鎖國」更好。後面我會更加詳細地展開這一觀點。
至於村井先生的「秀吉播種，清朝收割」論，我認為這個觀點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村井先生似乎認為，作為當時東亞的新興軍事勢力之一，豐臣秀吉政權存在著擊敗明朝進而支配中國的可能性。而在我看來，雖然豐臣秀吉本人的確懷有這樣的願望，也做出了構想，然而，與作為北方陸地勢力的女真族相比，豐臣政權缺乏支配這樣一個龐大的帝國的能力。這也是我與村井先生的不同之處。關於這個問題，我寫過一本《日本の時代史 13 天下統一と朝鮮侵略》，另有一篇論文《外徵と近世國家群の誕生》，收入《地球的世界の成立》（日本の対外関係５）。其中我有具體展開。
《日本の時代史 13 天下統一と朝鮮侵略》需要說明的是，荒野先生與村井先生兩位都專攻東亞關係史，而岸本先生則致力於中國史研究，各自有不同的側重。我本身是研究日本中世史的，對我來說，東亞關係史並非我的專門研究領域。從他們的研究當中，我更多地是汲取能夠為我所用的信息。
包括您在內的許多日本學者，都很關注豐臣秀吉對朝鮮的侵略行動。那麼，在您看來，這一行動對日本社會本身，以及之後的近世化轉型，有著怎樣的影響呢？池享：關於這個問題，我想可以從兩方面來談。
一方面是「對內」。在侵略朝鮮的過程之中，豐臣政權形成了一整套軍事動員體制，而且這套體制被之後的德川幕府繼承了下來。例如，豐臣政權提出了入唐口號，其意圖在於，動員懷有領土擴張野心的武家領主，投入全國制霸的戰爭之中。此外，石高制性的知行-軍役制、身份統制令這些制度法令，都是為了侵略朝鮮而進行的軍事動員體制的整備，最終也成為國家統合社會的手段。 另外，從意識形態方面來說，日本的「神國意識」也在侵略朝鮮的過程當中得到了加強。
一方面是「對外」。朝鮮侵略失敗以後，留下了大量的負面遺產，與明朝的往來自然徹底斷絕了，與朝鮮的關係起初也斷絕了，之後恢復往來，經歷很多周折——為了重建日本在東亞的地位，德川幕府可謂費盡力氣，後來採取鎖國政策，也與之有關。
日本和朝鮮恢復邦交的過程是很複雜的。朝鮮侵略失敗之後，日本本想儘快恢復與朝鮮的往來，但是朝鮮卻對日本非常戒備。於是，德川幕府採取了以下策略：首先是命令對馬藩藩主宗氏向朝鮮派遣使者，其次是遣還侵朝時擄走的朝鮮俘虜。對馬島處在日本與朝鮮之間的交通要衝位置，名義上也是朝鮮的藩屬，在日本與朝鮮之間充當中介。對馬藩山多地少，土地貧瘠，經濟上仰仗於對朝貿易，對恢復日本、朝鮮邦交有著迫切需求。在這一過程之中，對馬藩玩弄了不少手段，因為朝鮮提出的遣使議和的條件，是「先為致書」（德川家康先向朝鮮遞國書）與「縛送犯陵賊」（將壬辰倭亂時盜掘朝鮮王陵的日本人交給朝鮮），對馬藩偽造了德川家康的國書，又假稱對馬島的犯人是「犯陵賊」，交給朝鮮國王。雖然朝鮮識破了對馬藩的伎倆，但因為其自身也有恢復邦交的迫切需求，也就假戲真做了。
對明朝的關係方面，日本始終沒有與之恢復邦交，但又想要獲取相關情報，就轉而尋求琉球的幫助。琉球之於明朝與日本，就相當於對馬藩之於朝鮮與日本。琉球一直是明朝的朝貢國之一，而日本的薩摩藩十七世紀初就已徵服琉球，並保持著對琉球的影響，與此同時，也依然認可琉球與明朝以及後來的清朝之間的朝貢關係。有趣的是，中日之間對此保持著相當程度的默契。明清和薩摩藩都會向琉球派遣使節，兩面的使者即便相遇，也彼此視而不見，裝作不知道對方是誰。
您提到，豐臣秀吉的侵略之所以失敗，與他的缺乏國際認知有關。而他的缺乏國際認知，則與「倭亂」導致的明朝與日本之間的國家關係斷絕有關，而這也是日本戰國時代形成的國際性因素之一。能請您詳細談一談嗎？池享：日本戰國時代的出現，的確是有其國際背景的，與當時的東亞大環境有關。
在戰國時代開始之前，室町幕府一直作為朝貢國向明朝朝貢。要進行朝貢，必須持有明朝頒發的「勘合」（執照），這就是所謂的「勘合貿易」。這個過程一直持續到十六世紀中葉。室町幕府通過掌握勘合貿易，在大名之中擁有很高的威望，室町幕府的守護大名大內氏，正是通過與室町幕府建立良好關係，獲得向明朝朝貢的權利，從而發展壯大。而明朝方面，因為倭亂的緣故，加強了海禁，並最終中止了與日本之間的勘合貿易。這也導致了大內氏的衰敗。而在開啟戰國時代的應仁之亂爆發時，大內氏是站在室町幕府這一方的。正因如此，我才會說，日本戰國時代的產生，外在環境也有一定影響。
您也提到，日本近世國家的形成，與日本史上古代律令國家的形成，以及幕末維新期近代國家的形成都有所不同，後兩者分別與朝鮮半島的政治動向以及來自西方的衝擊有密切關聯。能請您具體地作一個比較嗎？池享：日本戰國時代的出現，一直到織田信長、豐臣秀吉的天下統一，這個時期與東亞的國際環境雖然有關聯，但國家統合主要還是發生在日本內部的一個歷史進程。
與之對應的是，日本古代律令國家的形成，對外關係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對古代日本而言，朝鮮半島是一個吸收來自中國大陸先進文明的窗口，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可以獲得對日本國內實行有效控制的手段。當時的朝鮮半島正處於「三國時代」，與日本關係密切的百濟的地位相對劣勢，並最終滅亡。因為這種對外關係的變化，導致日本國內遇到空前危機，從而推動了重大改革的發生，以便能夠更加集中力量來實施社會控制。從這一點來看，古代律令國家的形成與對外關係的變化之間存在著重要關聯。
至於近代國家的形成，大家就耳熟能詳了。1853年黑船事件之後，日本被迫開放。之後，幕府一方與倒幕一方形成激烈衝突，正是在這一過程之中，日本形成了近代國家。
所以，經過以上比較，我們可以看到，從對外關係的角度而言，日本近世國家的形成與古代國家及近代國家的形成，確實是有所不同的。
您在復旦的講座中提到，「日本人」這樣的「國民」，是被繼承豐臣政權的德川政權，自上而下創造出來的。而德川政權之所以如此，則是由於朝鮮侵略這一負面遺產，而不得不將外交政策內向化，採取了鎖國策略。這一點能請您具體談談嗎？池享：關於德川幕府的鎖國政策對日本的國民性所造成的影響，和辻哲郎先生也寫過一本《鎖國》，其中談到，日本有所謂「島國根性」，內向而不大對外交流。事實上，對東亞政權來說，鎖國是很常見的。日本近世社會雖然採取鎖國政策，但並非完全不開放，也還是有對外窗口的，例如，長崎就是對荷蘭和中國開放的窗口。
《鎖國》（和辻哲郎全集第十五卷）在幕府鎖國之前，從中國、朝鮮甚至印度來到日本的人有很多，他們完全不會受到限制，和當地日本人住在一起，與日本人結婚，都沒有限制。幕府頒布的鎖國令不僅針對外國人，對日本人也做了限定。日本人是不能隨便離開日本的，一旦離開，回來就不那麼容易了。有個與日本人相對應的詞——異國人。那麼，「日本人」與「異國人」怎麼區分呢？九州地區採取了「宗門制」，大致可以理解為一種戶籍制度，要求當地居民將自己的來歷登記在冊。那麼，名冊上記載著名字的，就是日本人，沒有記載的，就是異國人。
而對江戶時代的普通百姓來說，他們其實並沒有產生自己是「日本人」這樣的國民意識。在當時的幕藩體制下，藩就是他們的從屬之地，如果被問到自己是哪裡人，他們就會回答：自己是某某藩的人。直到江戶後期，也就是幕末的時候，不斷爆發的國家危機，直接對日本人產生國民意識造成了影響。如果舉一個你們中國人熟悉的例子的話，這大概就像兩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人萌發了國民意識一樣。
您談到了獨特的「日本型華夷秩序」，在您看來，這種秩序存在著怎樣的特點呢？在之後日本與中國乃至西方的往來之中，這種秩序起到了怎樣的作用？池享：事實上，「華夷秩序」可以看作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國家立場，這在當時的東亞國家之中很普遍。除中國之外，日本、朝鮮都持這一立場。對日本來說，朝鮮侵略失敗以後，不得不從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之中脫離出來，而脫離之後，如何確定自身在東亞的地位，就成了一個核心命題。也正因如此，日本才會創造一整套「日本型華夷秩序」。江戶時期，德川幕府曾經在江戶召集朝鮮半島和琉球的使者，意圖就在於重新定位自己在東亞的位置。到了幕末，華夷秩序面臨解體，因為東亞各國都受到來自西方的衝擊，也都承受打開國門的壓力。這個時候，很早就脫離中國的華夷秩序、建立自己的華夷秩序的日本，相對就擁有較大的主動權了，也有很高的靈活性。一些涉外事務，如果幕府難以決定，就會把朝廷推到前面。
當然，東亞其他國家也有自己的應對方式。比如，朝鮮雖然不像日本這樣，擁有較大主動權，但朝鮮也會反過來利用自己的從屬國身份，來與西方交涉。就日本而言，這種「日本型華夷秩序」，對幕末與西方的交涉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但同時與蔑視包括朝鮮在內的其他地域相結合，也成為近代帝國主義侵略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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