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前夜的日本:一個國家的因禍得福

2020-12-25 澎湃新聞

尹敏志 東亞評論

文中內容不代表東亞評論觀點和立場

神奈川縣橫須賀市海灘邊上,矗立著一方「北美合眾國水師提督伯理上陸紀念碑」,玄色石碑高四五米,正面由曾擔任過首相的伊藤博文手書,毛筆字遒勁有力。

「伯理」(Matthew C. Perry)是從荷蘭文轉譯過來的名字,今天日本通常將這位終結幕府鎖國體制的美國將軍叫做「ペリー」,中國學界則譯為「佩裡」。

幾年前我來到佩裡公園,仰望石碑,心想以這樣隆重的方式紀念一位「外國侵略者」的,恐怕只有日本了。

在日本近代史上,佩裡是永遠繞不過去的人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投降籤字儀式在美國海軍密蘇裡號軍艦上進行。

籤字之前,美軍特地從國內博物館借調了一面舊美國三十一星國旗,鄭重地裝入玻璃鏡框,和迎風飄揚的五十星旗一起,共同見證了籤字全過程。

九十多年前,這面旗曾懸掛於密西西比號巡洋艦上,在佩裡將軍的指揮下駛入東京灣,強迫日本籤訂《日美和親條約》,並觸發了此後一系列歷史事件。

三谷博《黑船來航》日文版於2003年問世,距離佩裡第一次來日本剛好相隔一個半世紀,其紀念意義顯而易見。

三谷博士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國史學科,師從伊藤隆、佐藤誠三郎兩位先生,從他的師承和著作來看,應是一位偏保守派歷史學家。

日本保守派大多對美國抱有一定好感,肯定其十九、二十世紀的兩次再造之功,所以在這本書中,幾乎讀不到中國近代史著作中瀰漫的喪權辱國之感。

雖然名叫《黑船來航》,該書近一半的篇幅都在描述開國前夜日本政界、知識界的情況,這種章節安排不無道理。

和鴉片戰爭不同,當年佩裡所率的美國海軍和德川幕府其實沒有發生大規模正面交火,幾乎是在美國人炫耀了一番軍威後,日本就決定投降了。

在三谷看來,貌似倉促的決定背後是漫長的準備期:「佩裡的到來並非突發事件。日本政府官員、民間知識分子以及一部分的日本人在那之前的六十多年就已經擔心著這一天的到來。」

使日本人認識到與西方國家的軍事與技術差距的,最早不是遙遠的美國而是近鄰俄國。

1804年,俄國皇帝的特使列扎諾夫(N. P. Rezanov)來到長崎,要求前往江戶向將軍提交國書,請求通商。德川幕府拒絕了這一請求,特使本人也在回國時病死途中。

1806至1807年,列扎諾夫的部下襲擊了庫頁島及附近的日本警備所,這是江戶時代兩國的首次衝突。

由於北方諸島與俄國領土直接接壤,接下來幾十年裡雙方摩擦不斷,這引起了日本知識分子的注意。

近代以前,日本儒生與中國儒生書寫同一種漢字,閱讀一樣的經典,但兩者的精神氣質卻迥異。

由於德川幕府不舉辦科舉考試,日本儒生只能以行醫、著書、開辦私塾謀生,少數參與高層政事如荻生徂徠、林鵞峰者,也不過是擔任將軍的顧問而已。

在長達兩百六十多年的江戶時代,真正的權力始終掌握在世襲的京都貴族和各地大名手中。總體而言,日本儒生的體制化程度遠不及中國,他們更接近於商人和平民階層,其思想也往往「離經叛道」。

這就導致在江戶末年,很多儒生將西力東漸視作一種機遇,有人甚至認為應該故意引起日本與西方船隻的衝突,以此刺激幕府,達到重整軍備、改革國家的目的,這就是發源於水戶藩的「尊皇攘夷論」。

水戶家與尾張家、紀伊家並列為「德川御三家」,是德川將軍的直系親屬,自家內部居然滋生出要革自家命的思想學說,這說明當時「將軍家與德川家系之間,以及德川直系各家之間始終處於一種緊張狀態之中。」

三谷博進一步闡述道,日本近世國家實際上是以德川家族為盟主,以擁戴天皇為統一象徵的「大名聯合政體」。

德川幕府的權威沒有絕對保障,而是通過調動大名門履行軍事、勞役義務來鞏固和維持。但在黑船來航前,不但幕府將軍對於各大名的管制趨於鬆懈,連德川家族內部的聯合也在弱化。

同時,隨著知識階層對於日本歷史、神話研究的不斷深入,開始有學者提出京都的朝廷才是真正的王權,德川幕府是竊國者,應該正本清源,即所謂的「王政復古」。

在當時的超級暢銷書《日本外史》中,賴山陽通過對於楠木正成「七生報國」的極端理想化描述,加速了尊皇思想的傳播。反幕府的力量對於西方既恐懼,又期待,黑船出現在江戶灣前就已經積極在做準備。

根據鎖國體制,官員無特殊情況也不允許出國,除清國、朝鮮外,歐洲國家只有荷蘭可以在長崎開展貿易。

因此幾百年來,「荷蘭風說書」一直是日本了解歐洲的唯一來源。風說書原是極秘文件,但各地大名、知識分子卻通過各種方式獲得了複本。

1809年,荷蘭人德烏夫(H. Doeff)警告德川幕府,歐洲已經出現了和平,俄國、英國即將把觸角伸向日本。

鴉片戰爭結束後,荷蘭國王又建議日本不要重蹈大清國的覆轍,最好主動與西洋各國通商,幕府對之置若罔聞。

政府的頑固不化,不能阻礙知識階層刊行「預示自己未來的著作」。

水戶藩士會澤正志齋1801年出版《新論》,主張通過改革國內體制以加強海防。山村才助根據荷蘭文書籍撰成《訂正增譯採覽異言》,各種手抄本在民間流傳,很多人第一次了解海外的情況。

間宮林藏旅行至庫頁島和清國東北邊境,繪製《北蝦夷島地圖》,並著有《北夷分解餘話》和《東韃地方紀行》,近藤重藏《東西邊要分界圖考》、伊能忠敬《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也是同類性質的地圖。

有趣的是同時期甚至更早,清國內部也出現了研究邊疆歷史地理的學術風氣。

最早是投身軍旅或被發配新疆的知識分子,如範昭達、方承觀、張寅等發其緒。道光年間,京師出現了一批「言西北」的學人,如龔自珍、祁韻士、姚瑩等,最終集大成的是徐松《西域水道記》和張穆《蒙古遊牧記》。

但正如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所指出的那樣,清代學者的研究總體還是在傳統輿地之學的框架內,他們一般不重視外語,也沒有引入西方製圖學的意識。

《黑船來航》(日)

三谷博/著 張憲生 謝躍/譯

啟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11月

被叩開國門前,清國的危機感來源於陸上,日本的危機感則來源於海上。

魯迅曾對內山完造說過:「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但最大的天惠,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們生於大陸,早營農業,遂受遊牧民族之害,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

中國被外敵入侵的例子史不絕書,幾乎習以為常。而二十世紀前,日本本土從來沒被外國佔領過,最大危機是元朝忽必烈統治時的兩次「蒙古襲來」,此後五六百年,海面上出現的野蠻人船隊一直是島民的終極夢魘。

因為不同的歷史經驗,十九世紀中葉日本被觸發危機感的閾值遠低於清國。鴉片戰爭對清國而言只是「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很多士大夫主張以傳統的「以夷制夷」加以應對,就是這種思維慣性的體現。

但三谷博指出,當大清國敗北的消息傳到日本時,「產生了非常強烈的衝擊。在這以後,日本人對外界的危機非常敏感。」他們意識到西洋人要是提出相同的要求得不到滿足的話,那日本也會遭到軍事侵略,而且自己根本沒有勝算。

於是在1842年,德川幕府的對外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包括強化海防,引進推廣西洋軍事技術等。

隨後的幾年裡權力鬥爭激烈,幕府內部分裂為兩大陣營:一方主張繼續鎖國,強化海防;另一方主張開國,避免與列強發生戰爭。

掌權的阿部正弘傾向於鎖國,他試圖通過讓各地大名分擔海防責任的方法,化解兩派之間的分歧,不想此舉恰好打開了各大名參與政治之門,實際上加速了德川幕府體制的瓦解。

很多日本知識分子不顧禁令,脫離藩國,在日本各地遊歷、串聯,相互交換情報和看法,但他們的意見也不統一。

為了回應內外危機,幕府試著做出了一些改變,包括不再驅逐外國船隻,為海難漂流船提供補給,但這明顯不夠。

1843年,俄國沙皇給天皇寫了一封親筆信,要求日本仿照《南京條約》的規定通商,隨後法國、英國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留給日本的時間已經不多,但出人意料的是完成最後一擊的竟然是美國。

佩裡將軍1852年啟程前往遠東時已經58歲,早已到了快退休的年齡,他並不太想接受這個任務,拖到11月底才出發。翌年5月艦隊到達琉球,將那霸作為基地,與幕府展開交涉。

由於兩廣的太平軍逼近上海,當地美國人向軍隊尋求保護,佩裡最終決定闖入江戶灣向日本施加壓力。

7月14日雙方交換國書,但儀式很倉促,僅持續了二三十分鐘,日方代表甚至都沒發言。佩裡離開前留下一句話:若日方不回復,那麼明年四五月他將率領更大規模的軍隊到來。

由此看出,因為各種因素的影響,日本從鎖國體制向開國體制的轉變有充足的時間,搜集情報、高層官員討論、知識分子發聲的過程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當敵人真正來到面前時,談判時間又被人為地拉長了。

一兩百年前清朝極盛時,日本曾非常擔心滿洲人也會渡海來襲,但結果卻是清帝國吸引了西方列強最多的注意力,日本因禍得福。

從佩裡的日記中可見,他一直不相信日本的誠意,認為東亞人素有說假話、不誠實的特點。

果然在1854年他再來日本,3月31日正式籤訂《日美和親條約》時,日本方面在談判的最後階段偽造了《日美和親條約》的其中一個譯本,而美方翻譯、著名漢學家衛三畏(S. W. Williams)居然沒有發現開設領事館的部分遭到了篡改。

儘量拖延,拖到無法再拖時,再通過各種手段減緩條約的效力,這是日本在與美國談判時一以貫之的方法。

黑船來航的全過程中,日本有很多次即將與美國發生正面戰爭。在1853年幕府將軍德川家慶病逝,大老中阿部正弘起用德川齊詔時,危機到達了臨界點。但最終,日本「在千鈞一髮之際成功地擺脫了困境,捕捉住了避免遭到毀滅的最後機會。」

這一影響國運的關鍵妥協很大程度上是之前大量情報工作的效果。荷蘭在其中發揮的作用固然至關重要,三谷博還提到了曾漂流到美國的漁民濱萬次郎,「他關於美國信息的陳述是非常準確的。」

不平等條約的籤訂徹底暴露了德川幕府的虛弱無能,觸發了倒幕運動、明治維新。

另一方面,因為沒有真正「挨打」過,也沒有喪失國土,重新確立了天皇制的日本沒有產生像中國那種強烈的屈辱感,後來的現代化得以順暢進行。

那位年近花甲、暮氣沉沉、對於叩關日本沒有太大興趣的佩裡將軍,無意間成了現代日本君主立憲制的開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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