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以前聽說由威爾·史密斯父子出演的《當幸福來敲門》（The Pursuit of Happyness）打著「影院開門、幸福敲門」的旗號在國內重映了。我一直都聽說過這部口碑票房俱佳的電影，但並未看過，所以，在其重新上映之時，就在網上找來看了一遍。雖然這部講述底層推銷員通過自身努力戰勝人生中的艱難困苦、先成為股票經紀人並最終成為百萬富翁的故事號稱勵志，但總體看下來卻發現，這部電影在其所謂勵志的外衣下卻包含的卻是一個諷刺與揭露美國當代種族問題的內核；而這點在新冠病毒肆虐和由黑人佛洛依德之死引發的反種族遊行和暴亂橫行之時的美國來看尤為明顯。
《當幸福來敲門》的英文原名叫The Pursuit of Happyness，雖然把happiness拼錯了，但直譯還應該是「對幸福的追求「。這個標題來自美國開國元勳託馬斯·傑斐遜在《獨立宣言》前言中提到的天賦人權：「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所以，也就是說，雖然電影標題中並沒有包含「人人生而平等」的字眼但卻暗含著這個意思，而且電影中威爾·史密斯扮演的那個克裡斯·加德納也提到了這句話，所以，可以認為電影標題中是暗含「人人都有平等地追求幸福的權利」這個意思的。如果這樣，這部電影表現了這個意思嗎？
在我看來，並沒有，相反，這部電影處處都在暗示與「人人都有平等追求自由的權利」理念背道而馳的現實。電影主人公克裡斯·加德納是一名生活在舊金山的黑人推銷員。他從小聰明好學、勤奮努力，對數學尤其有天賦，更是因為其腦子靈光被朋友們戲稱為「大頭」。可就算他有著一個可以通過自身努力改變命運的成功人士所需要的一切優點，但他只是高中畢業，過著動蕩的清貧生活，而且這生活在微小變數面前不堪一擊——如果他一個月沒能賣出兩臺骨密度掃描儀，他就租不起房子吃不起飯；而且，就算他賣掉了所有的骨密度掃描儀，各種欠費罰款也可以讓他在一夜之間變得一貧如洗。在電影中，他先因為違章停車而被警察逮捕，被罰光了所有資產，差一點沒趕上公司招聘實習生的面試。而當他終於賣出所有囤積的掃描儀、有了一點積蓄之後，國稅局又罰沒了他的所有存款。就這樣，克裡斯不得不帶著年幼的兒子流離失所，從住廁所到和一群流浪漢搶教堂的救濟床位，最後身無分文，只能靠賣血才能繼續生存下去。而與此同時，電影裡也表現了白人精英階層的奢侈生活。就在克裡斯父子倆還為晚上去哪睡覺而發愁時，他帶著兒子拜訪了他的潛在白人客戶。這位潛在客戶家住花園大宅，開敞篷豪車，同樣是看球賽，克裡斯父子只能坐在離賽場最遠的位置上，而這位客戶和他的兒子卻擁有私人包廂。而造成這種差距的根源是什麼？是克裡斯不聰明還是他不努力？都不是，而是階層固化把通往上層的通道關閉了，這把像克裡斯一樣聰明勤奮之人上升的可能降到了最低，這在現實中，讓像他的人無論怎樣努力都始終徘徊在打工—掙錢—繳費—無存款—繼續打工的泥淖之中而無法抽身而出，同時，一場突如其來的、哪怕是很小的變故可能讓之前所有的努力化為泡影。在電影中，克裡斯試圖跨越階級的努力被用一種隱喻的手段十分清晰而生動地表現了出來：或為了追回他被人搶走的掃描儀，或為了上班不遲到，或為了其他什麼原因，他一次又一次地冒險橫穿車水馬龍的馬路，直到最後一次他被車撞翻在地。馬路對面有什麼？有他養家餬口、賴以生存的掃描儀，有他全部的希望與夢想，更有那個讓像他這樣雖聰明勤奮但卻一生只能躋身社會下層人士踮起腳尖都夠不到的幸福。
而這幸福對他來說，只不過是和別人一樣能夠擁有上學工作機會上的公平。當克裡斯被警察釋放、頂著一頭的油漆、穿著背心夾克一路狂奔去面試時，面試他的白人上司們都衣冠楚楚地坐在會議室裡，在談笑風生間就已經決定了別人的命運。為什麼決定他人命運的人是他們而被決定命運的人是克裡斯？更重要的是，就算克裡斯被公司錄取得到了他所認為的幸福，而和他的白人上司們相比，他所獲得的幸福，無非是人家世界裡的公平。而當一個族群的成員把另外一個族群成員認為理所應當的公平當作自己的幸福時，那麼有問題的一定是這個社會。
而電影中還有兩個細節證明了克裡斯是把別人的公平當作自己的幸福。其中之一是他兒子的幼兒園教育。因為克裡斯和他妻子琳達收入不高，所以他們那個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極其可愛的兒子小克裡斯只能被送往一個條件環境都一般的幼兒園——幼兒園外牆上不僅把如此基礎的單詞happiness都拼寫錯誤成happyness了，而且還寫著美國罵人的髒話。不僅如此，這個幼兒園幾乎什麼都不教，只給小孩看一些成年人看的電視劇，而這都不是小克裡斯應該受到的教育。可當克裡斯與幼兒園的管事人員交涉此事時，管事人員卻說，你愛來不來，反正我們就這樣，你還欠著我學費呢。克裡斯只能悻悻離去，最後連保護自己兒子不被大狗嚇到的目的都沒有達成。可想而知，克裡斯不是沒有意識到學前教育的重要性，他的兒子小克裡斯也是聰明可愛，但他對改變現實實在無能為力，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兒子輸在起跑線上，所以，如果他的兒子能夠得到平均水平的學前教育，他也許就會感到很幸福。而如果他後來不是成了百萬富翁，他兒子也許還是會一直輸，直到小克裡斯成了另外一個翻版的大克裡斯。
而另一個細節則是上司把克裡斯的最後五美金要走了。當在公司當實習生的克裡斯已經幾乎快身無分文時，他在公司門口遇到了他急需打車的白人上司。上司笑容可掬地借走了他最後的五美元，然後上了車揚長而去。這五美金對於白人上司或者說任何一個有正經工作的人來說都不算什麼，可對克裡斯來說就是天壤之別。所以，當他把最後五美金借給上司之後，自己就只能賣血為生。雖然上司最後把錢還給了克裡斯，但這個社會在之前已經把他逼到山窮水盡了。
張載曾經說過，「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句話雖然對身處苦難中的人來說有著一定的鼓勵作用，但未免過於浪漫化苦難的意義。對於克裡斯這樣的人來說，如果不是極小概率的事件，所謂的艱難困苦，並不能玉他於成，反而會給他帶來更多的艱難困苦罷了。電影之所以是電影，就是因為它會把現實生活中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小概率事件拍出來，讓人誤以為是人人可以複製的成功勵志之徒。所謂人人都可以平等地追求幸福，在克裡斯那裡，只不過是公平，只不過是平等。而當他把公平當成幸福時，他所謂的幸福，也只不過是電影標題中、拼寫錯誤的happyness而非正確的happiness了。所以，在託馬斯·傑斐遜自由平等光芒照耀下的追尋幸福，只不過是電影又一次對美國社會的諷刺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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