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院，《我和我的祖國》最後一個故事《護航》開始。大屏幕上亮出紅彤彤兩個大字：護航，旁邊的英文是One for all。就在我目光觸及到這三個單詞的那一刻，身邊的一切都靜默了，它們就這樣永遠的長在了我的心裡。
One for all，好像被烙鐵烙進了腦門裡一樣，滾著一溜金邊兒，我一閉上眼，就是這仨字兒在一閃一閃的……
小時候背過英文，知道「All for one,one for all.」的中文翻譯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可是如今，當它借著電影再次出現在我的生命裡，和著我的認知、經歷、情感，我的內心開始出現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燙燙的，溼溼的……
以教育之眼看這句話，我又開始了自問自答的循環：One for all，but how?
也就是，何以能通過教育，將「我為人人」中普遍而又深刻的東西讓大家明白、做到？
我想第一個關鍵詞應該是「良知」。
我為人人，但「我」當中如何裝得下「人人」？教育要讓人有良知。
哲學裡討論過小我和大我的關係，即one和all之間的關係。教育如何回應這對關係，其實我覺得很簡單，就是讓我們的孩子有良知。
良知是什麼？我愛我的國家，我不侵犯別人的正當權益，我為這個社會做著自己的貢獻，我犯了錯知道悔改……這些就是良知。
道德這個概念太大，良知更適合我們這些普普通通的人本本分分地教育孩子。學校裡沒有專門開一門叫「良知」的課，但是它在每一門學科裡，它應該是一種常識。
良知像牽著個人與集體的一條繩子，這條繩子不斷，社會就不會崩塌。教育的作用在於將這根繩子穿進孩子們的生活方式裡，慢慢塑造一種精神價值，最後形成一種集體人格。
知識只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
第二個關鍵詞應該是「悲憫」。
我為人人，有了良知，你心裡裝下了「人人」，那怎麼去「為」呢？我覺得也許要靠一種高度敏感，我把它稱為「悲憫」。從事教育的人得是個有悲憫情懷的人。教育得讓人學會悲憫。
晚清民國時期的著名畫家、書法家吳昌碩，常被人請來鑑定畫的真假，鑑定完了之後還請他在畫上題字。有人問他你有時候明明知道畫是假的，為何還題字？他說，我題了字這畫就值點錢，也許人家一家老小就指望著這幅畫生活呢。這是不忍，悲憫就來自於不忍。
悲憫不僅僅是一種情懷，它還是一種能力。教育者必須有一種高度敏感，可以感受孩子的心理變化，並在這個過程裡做出抉擇。它需要共情、克制、判斷等種種品質。悲憫不是感性、脆弱的代名詞，它是用一種堅毅的氣度在體恤生命、關照人心。
悲憫的另一種解釋是：我懂你，所以我會和你在一起。
一個有悲憫之心的老師，在學生犯錯的時候不會憤怒，更多的是難過。憤怒與難過這兩種情緒的差異在於，憤怒是對外的，難過是對內的。憤怒指向：是你的錯；難過指向：我有責任。
一個有悲憫之心的老師，在學生犯錯的時候能做到心有雷霆而面若靜湖，這是用對生命的同理心積攢的厚度堆積起來的。
一個有悲憫之心的孩子，他長大後自然懂得如何「為」人人。他懂得放低自己，成就別人。
「不去索取」本身即已是「奉獻」。
悲憫是教育工作者清空浮躁的刪除鍵。
第三個關鍵詞是「平衡」。
我為人人，你開始懂得去為人人了，那麼「我」在哪裡？「我」的建立，是教育的一個重大命題。「我」與「人人」之前，靠的是一種妥帖的平衡。
無論什麼時候，我們都不能為了集體的繁榮而忽視了個人的珍貴。
一個人建立自我內在秩序的過程，就是尋求與外界之間平衡的過程。平衡，是一個名詞，也是一個動詞，它可以代表個人所獲得的那個舒展自然的結果，也可以代表抵抗委屈、痛苦、而後漸漸明朗的那個掙扎的過程。
教育的目的就是能讓每個孤獨的生命能夠理解，孤獨本身即是生活。花力氣平衡這種生活讓我們漸漸明白，關隘處總有通衢，「我」與「人人」相遇在彼此的光陰裡，即使鋪陳轉折，也可以不離不棄。
我期待通過教育，每個生命個體都能擁有審美的人生志趣，一個擁有審美意境的人，無論他所處的環境多麼的貧乏，他的骨頭裡都冒著一種叫做高貴的泡泡。
劉瑜說，一個人就像一支隊伍，對著自己的頭腦和心靈招兵買馬，不氣餒，有召喚，愛自由。
我說，一所學校也可以像一個人，在同心同德的天地裡一騎絕塵，不狹隘，有理想，愛教育。
《護航》結束，電影劇終。出了影院，劉先生陪我逛了附近的一家金店，我們挑了一個戒指，工作人員說戒指內壁上可以刻字，我說好啊好啊，漂亮的女店員問我刻什麼，我想了想說：one for all.
摩挲著這深深淺淺的一行小字，我無比激動。
ONE FOR ALL.
鑄刻於金，熨帖於心。我心不塵，與尓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