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聊齋：花之戀
劉濤
蒲松齡身上凝結了一種古怪的敘事力量，「聊齋」就是一個極具爆炸力的想像的結果，世界的腦垂體之外果真就有這樣一座茶攤？或者說，在想像與現實的僵持中，蒲松齡努力從中找到一個支點，「聊齋」這一空間地理的誕生從潛意識中反映了蒲松齡希望獲取更多的現實意義，以支撐諸多花妖狐魅故事的成立。
夜讀《黃英》，仍感到那麼多美好的人間故事溫暖了2021年冬夜，伴著一絲莫名的憂愁——只為三郎不復化為人形，調弄黃菊。蒲松齡寫道：「（黃英）奔視之，根株已枯。」之所以會滌蕩讀者的心靈，是因為蒲松齡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賦予人性。因此，讀者的心會隨著花仙子的命運在暢想中沉浮。在一首詩中，蒲松齡自況：「我昔愛菊成菊癖，佳種不憚求千裡。」《黃英》中的馬子才就是這樣的菊痴，馬子才很大程度上就是蒲松齡的投影。《聊齋志異》中許多作品都被認為沿襲晉唐以來小說或史傳。清人平步青在《霞外捃屑》中說：「（《聊齋志異》中的）《畫皮》本之《宣室志》（卷一）吳生妾劉氏，觀《鬼董》（卷一）第四條吳生，殆即一事。」清人俞樾也指出：《聊齋志異》中有「術人種梨」事，出自《搜神記》卷一《徐光》。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二篇認為《聊齋志異》「書中事跡，亦頗有從唐人傳奇轉化而出者，如《鳳陽士人》《續黃粱》等」。在《中國小說史的變遷》中，魯迅甚至明確將《聊齋志異》定性為「擬古小說」。
《黃英》中顯露出蒲松齡的性情、身影和才情，他不是那種古板的作家，他的筆下有情趣，有才氣，或讓人掩卷會心一笑，或讓人傷心欲絕，沉浸在他所營造的世界中。蒲松齡在《黃英》中塑造了馬文才、陶三郎、黃英等一系列人物形象，格調高雅，情趣盎然。小說圍繞「菊花」的意象展開，喜菊、愛菊之情躍然紙上。馬文才如「聞有佳種，必購之，千裡不憚」。這與蒲松齡說自己「佳種不憚求千裡」如出一轍。在與三郎談論植菊之法時，蒲松齡讚嘆道：「馬大悅。」三郎到馬文才家後，將已枯萎的菊花拔根再植，「無不活」。並擴大菊花種植，「其蓓蕾在畦者，罔不佳妙。」還在自家牆外購買田產，四周築牆，「悉種菊」。在這些文字中，蒲松齡再現了桃花源式的圖景，寫出了人生的閒適與自在。
陶氏姐弟因種菊、販菊改善了經濟狀況，也與馬文才產生了分歧。蒲松齡由愛菊而至喜愛東晉詩人陶淵明。可以說，陶淵明的身影在《黃英》中隨處可見。首先是蒲松齡將黃英姐弟定為陶姓，可見一斑。黃英自言為「我家彭澤」，即以陶淵明後裔自命。在種菊守貧與販菊致富方面，馬文才與陶氏姐弟產生分歧，陶淵明那種「採菊東籬下」的高遠之境，是馬文才一貫堅守的人生信條，他認為陶氏姐弟販菊賣菊，是「有辱黃花」的事。在蒲松齡的筆下，兩種陶淵明是統一的，他們在思想上的和諧最終成就了藝術美。
蒲松齡與陶淵明的人生追求原本有很大不同，蒲松齡一心求取功名，熱衷科舉，直至晚年。而陶淵明很早就看淡了仕途，歸隱田園，躬耕壟畝，甘守清貧。在世事的磨練中，蒲松齡與陶淵明逐漸心神合一。他說：「清不必離塵絕俗也，一無染著即為清。」身在市井，只要身心不沾染世俗之氣，就是陶淵明式的「清」。這種思想在《黃英》中有集中的體現，也是馬文才能夠和陶氏姐弟和睦生活的思想基礎。
三郎化菊，是小說的結局，也是小說的高潮，為小說平添了絢麗的色彩和動人的風景。無形中提升了作品的藝術品位。李清照有詞：「東籬把酒黃昏後」，菊與酒二者不可缺一。馬文才的友人曾生善飲，與三郎對飲，二人想見恨晚，縱飲狂歡，喝得酩酊大醉。三郎起身回房，一時栽倒於菊畦中，就地化為菊花，「高如人」，開了十餘朵黃菊，「皆大如拳」。馬文才極為驚懼，速報黃英。黃英急忙趕來，將菊花拔下，平置在地上，將衣物蓋在菊花之上，與馬子才一同離去。天亮時趕往菊畦，則見三郎身上蓋著衣物，倒臥在菊畦中。馬子才由此始悟陶氏姐弟「皆菊精也」。小說意象極其優美，充滿了詩意，寫出了黃英姐弟的人性美、自然美，賦予菊花以清新的品格。其所臻之藝術境界，給人的美感，可以用「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來概括。《黃英》又是一曲人與花之戀的高歌，風格簡潔如水墨畫般淡遠。人與菊相戀、相守一生，那種美好的生活比桃花源更加富有詩意，令人神往……年年歲歲花相似，只是冬去春來人不同。自蒲松齡後，花之戀逐漸成為廣為人們接受的最動人的創作題材。一切藝術的最高境界是詩的境界，《黃英》筆調溫婉，境界高遠。陶氏姐弟容顏脫俗、美麗動人是詩，滿園菊黃芬芳宜人是詩，三郎化菊是詩……蒲松齡把能調動的一切因素都調動起來，就是為了賞菊、戀菊，寄託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