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一財網
從長期視角看，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難題依然是內生動力不足、下行壓力加大的問題。近期公布的我國五年一度的第四次經濟普查數據（下稱「四普數據」），以足夠長的時間跨度，以及全面、客觀和權威的數據，不僅充分展示了從2013年到2018年我國經濟發展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和結構變化，也反映出了經濟結構變化中存在著一系列值得關注的問題，對我們尋找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真正原因很有啟發性。
從「四普數據」看，從2013年底到2018年底，我國二、三產業各項主要指標增速呈現出典型的梯級分布特點：企業數量增長率（126.24%)>企業資產增長率(100.16%)>營業收入增長率（63.67%）>從業人員增長率（7.6%），呈現出典型的「兩快兩慢」特徵。「兩快」指二、三產業的企業數量和企業資產規模均翻倍，「兩慢」是指二、三產業的營業收入和從業人員數量增長緩慢。其中，2018年工業企業營業收入甚至比2013年下降1.58%，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比2013年下降2.97%，二產就業人數減少了2005萬。儘管二、三產業數據序列存在明顯差異，但是統計數據呈梯級分布的基本特徵相同。
通過對「四普數據」的系統分析，結合其他相關數據，基本表明：除了外部環境外，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來源於六個方面，改革和發展政策也需要從這六個方面著手。
一、內需增長緩慢，制約著二、三產業收入增長空間和速度。政府能否尋找到撬動國內消費市場的槓桿是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
從「四普數據」看，如果以GDP累計增長率為中軸，企業數量和企業資產規模增長速度都遠快於GDP，企業收入、利潤和從業人員增長速度都遠慢於GDP。2018年第三產業收入規模達到150萬億元，增速似乎略快於經濟增長率。
二、三產業收入增長速度取決於市場需求增長速度，包括市場最終需求和企業之間因投入產出關係形成的中間需求。簡單加總，我國二、三產業總收入接近280萬億元，其中約100萬億元為最終需求，180萬億元為中間需求。從總需求來說，我國二、三產業對境外市場的依賴度約為10%左右，其中服務業約5%左右，製造業約20%左右。可以說二、三產業發展主要依靠內需。製造業對外需依賴度要大一些，且行業之間差別很大，部分行業和產品對外依賴度特別高。
國內需求市場增速緩慢，是解釋二、三產業收入增長緩慢的主要因素，其中製造業受國內需求影響更為明顯。撇開商業和零售業收入後，二、三產業總收入累計增長率慢於同時期GDP累計增長率，說明我國二、三產業收入中的附加值都在穩步提高，增值率在穩步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入增長緩慢對GDP的負面影響。
國內需求下降的第一原因是政府創造投資需求的能力和效應出現了急劇下降，或者說由於過去政府過分催生了國內投資需求，導致投資需求過早過快釋放，現在出現了投資需求極度衰減的現象。中國特有的經濟體制，使得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不僅成為基礎設施投資的主體，而且通過土地制度、基礎設施配套、城市規劃和差異性產業政策，持續推動著城市建設、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工業投資需求高效釋放，已經持續釋放了三十多年。現在這種機制和動力已經明顯衰減。投資需求持續下降導致工業領域中能源資源採掘加工業、大部分裝備製造業和建築業，出現了明顯需求不足，收入增長緩慢。
國內消費需求增速也在逐步放緩。消費放緩跟居民收入放緩之間並不是簡單的線性關係。制約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是買房債務持續上升和部分富裕階層消費傾向持續下降。制約農村和農民工階層消費支出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不穩和社會保障不完善。
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呈現典型的「馬太效應」。收入越高越穩定的城鎮職工和機關事業單位，社會保障越好；收入越低越不穩定的農村居民、農民工和個體工商戶，社會保障越不健全。這就形成了高收入階層消費傾向低，有了好的社會保障，更加用不著自己掏錢消費。低收入階層消費傾向高，缺乏完善社會保障又抑制了他們的當期消費。這構成了我國消費市場持續走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各級政府要從過去主要靠投資來發展經濟的路徑依賴中走出來，學會通過促消費、促服務來發展經濟。中國消費市場不會自發保持較高速度增長。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十分有利於高儲蓄高投資的發展模式，十分不利於消費和服務主導型發展模式。如果我們象西方國家那樣，任由市場自主運行，國內消費市場只會越走越慢。在撬動投資上，各級政府都找到了槓桿和支點，只是撬動力量使用過了頭，導致投資需求過早衰退。
對如何撬動消費和服務，我們現在仍然很茫然，政策出了不少，都很難發揮作用。要改變主要靠擴大公共服務來引領消費的政策思路，大力度改革收支掛鈎的社會保險發展思想，政府主導的社會保險不是商業保險，不能簡單採取多交多享受的指導思想，更何況不是個人在交，而是單位在交。要重在保基礎、廣覆蓋。要逐步矯正社保資源配置極度不均衡狀態，大幅度向低收入階層傾斜。中央財政應主要用於補充城鎮職工之外的其他社會階層保障支出缺口。要打破社會階層固化，促進社會階層流動，逐步提高全社會消費率。
二、要改變企業資產規模增長過快，投資回報率逐級下降的趨勢，加快對虛胖的企業資產進行消腫，引領社會資金投資實體經濟。
「四普數據」表明，即使撇開金融資產，我國二、三產業實體經濟總資產也高達590萬億元。企業資產規模增長速度太快，收入增長緩慢，利潤幾乎不增長，造成企業總資產和淨資產收益率逐級下降，實體經濟總資產回報率越來越低。如2018年工業企業資產規模總計113.44萬億元，主營業收入102.22萬億元，利潤率僅6.49%，比2013年的6.58%還降低了0.09個百分點；總資產回報率為5.85%，比2013年的7.85%，降低了2個百分點。
當企業資產投資回報率低於正常水平時，就會嚴重影響社會資金投資實體經濟的信心。這也是近年來，我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努力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大力度減稅降費，鼓勵實體經濟進行技術改造和設備更新投資，但是工業投資增長速度始終十分低迷的主要根源。當實體經濟投資回報率甚至低於正常金融投資收益率，或者企業資產收益率甚至低於債務利息率的時候，就會導致資金從實體經濟領域流向金融投資領域，造成所謂資金在金融市場上的「空轉」現象。
我國作為經濟增長率一直處於大國前列的經濟體，為什麼實體經濟投資收益率相對比較低，甚至低於正常水平，主要原因是企業資產規模增長太快，絕對量太大。正常情況下，歐美企業資產總規模約為GDP的2.5~3倍，我國二、三產業去掉金融資產後的資產規模仍然達到GDP的近六倍。這裡面可能存在統計口徑上的不同，特別是第三產業中房地產行業和租賃行業的資產跟其他行業的資產在性質上存在差異，不能簡單加總。但是即使考慮到這些區別，我國企業資產規模過於龐大仍然是顯著特點。
我國企業利潤佔GDP的比重約為15%左右，跟發達國家相比，企業利潤佔經濟總量比重偏高。但是拿龐大的資產規模作分母除下來，總資產收益率必然是越來越低。其他相關的統計數據也能說明這一點。例如，在全球500強中，中國企業上榜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但是撇開金融企業，中國進入500強企業的總資產和淨資產收益率都要遠低於美國等發達國家水平。
總資產和淨資產收益率是投資的總指揮棒。當資產收益率遠低於正常水平，甚至低於金融投資平均收益率（平均利息）的時候，民間投資熱情就會下降。一系列減稅降費政策只能讓民營企業減輕負擔，不能全面激發民營企業的投資熱情。
三、勞動力宏觀流向嚴重失衡，勞動力要素宏觀配置效率亟待提高。
認為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根源是勞動力紅利消失的觀點在社會上頗有影響力。從「四普數據」看，的確我國勞動力總規模基本上不再增加，恆定在7.7億人左右，潛在勞動力甚至有效下降。但是另一面，就業壓力又在不斷增加，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穩定在1300萬左右，穩定就業甚至成了頭號調控目標。
從「四普數據」看，我國勞動力流向呈現出從製造業流向服務業、從單位法人機構流向個體戶的基本趨勢。2018年末，二、三產從業人員比2013年末增長7.6%，但是二產從業人員減少2005萬，下降10.4%，三產從業人員增加4726.2萬，增長28.9%；個體經營戶從業人員增長5918萬人。個體經營戶從3000萬家，增長到近6000萬家，從業人員約1.5億人，成了吸納勞動力最重要的領域。
批發和零售業增加值佔經濟總量約10%，吸納了近1億從業人員，其中法人單位約4000萬人，個體戶工商戶約6000萬人，幾乎相當於整個製造業吸納的勞動力數量。金融業從業人員從2013年的530萬人增長到2018年的1800萬人，其中增加了好幾百萬保險銷售人員。從製造業流向服務業，從法人單位流向個體經營戶，商業、物流快遞和金融銷售等領域成了吸納勞動力的大戶。
我國勞動力宏觀流向非常值得重視，很多行業和領域，吸納勞動力五年翻番，但是在經濟中佔比並沒有明顯提升，足見這些領域的勞動生產率是在下降的。我國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較高領域流向了勞動生產率較低的領域，已經是普遍現象，勞動力要素資源的宏觀配置存在結構性扭曲，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整個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成了經濟下行的重要原因。
隨著社會網絡化、扁平化、自治化和產業的跨界融合，人們的就業觀念和方式正在發生變化，自由職業者佔比越來越高，宅經濟正在快速發展，居家辦公成流行趨勢，一身多職成為常態，這些都要求我們重新審視中國就業結構的變化趨勢。至於盛行於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所謂人口紅利概念，早已經是一個過時的概念，拿它作為劃分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核心概念會產生嚴重誤導。中國勞動力資源的巨大紅利主要蘊藏在勞動力素質提高、結構優化和勞動力資源市場化配置的體制機制完善中。
四、科創產業對經濟增長帶動力有待提高，科技創新和傳統產業融合度不夠。對傳統產業歧視性政策急需糾正。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政府無不重視科技創新，科創扶持政策、科創孵化平臺和高科技產業園區，成了各地政府競相展示發展優勢的表演舞臺。但是從「四普數據」來看，五年來我國規模以上高新技術企業家數佔規模以上製造業的比重為9.5%，僅比2013年的7.8%提高1.7個百分點；產值佔比從9%左右上升到12%左右，佔比上升都很緩慢。這說明，除了少部分地區外，如果各地政府單純依靠高新技術產業來帶動經濟發展，效果不會十分明顯。
高新技術產業佔比不能快速提升這一現象，並不能否定我國優先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走科創主導型發展模式的方向有什麼問題，而是要聚焦如何讓科技創新真正轉化為地方經濟增長的核心推動力，而不是聚焦在幾個貼上高新技術標籤的具體產業上。如果大家都聚焦在晶片、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等產業上，將導致資源過度傾斜，各地產業政策和產業布局雷同，惡性競爭加劇，結果不僅高新技術產業沒有發展好，連自己本來擁有的區域產業優勢也丟掉了。這十分值得我們反思。
發展製造業需要處理好三個關係。
一是製造業中高端和中低端的關係。各地政府都想以高端替代中低端，走高端化道路。但是客觀現實是中低端產品的市場空間更大。全世界富裕國家人口佔比並不高，不到10億人，其他60多億人生活水平都跟中國差不多，甚至比我們還要更差一些，哪裡需要那麼多高端商品。價廉物美仍然是第一選擇，價格競爭仍然是第一競爭。低價格高質量仍然是我們的主要競爭優勢。
二是科技創新改變不了傳統產業產品仍然是市場主體產品，高新技術必須與傳統產業結合才能擴張市場空間。沒有所謂的「傳統產業」，只有不思進取的產業。
三是不能簡單給各行業貼上高新技術產業和傳統產業的標籤。即使是釀酒業也有傳統工藝和現代工藝的差別，也可以成為高新技術產業。國家從戰略布局高度重點研究和突破一些重大科技瓶頸，扶持一些重要產品和細分行業是十分必須的，但是不能以給行業貼標籤的方式形成歧視性產業政策和投融資政策。
五、民營企業數量急劇增長，但是做大做強的路徑十分艱難。扶持民營發展不能僅僅是放寬市場入口，更要創造出讓民營企業強大起來的市場競爭環境。
從普查數據看，2018年末全國私營企業家數達1561.4萬，比2013年末增加了1000萬家，增長了178.6%。民營企業數量雖然翻倍以上的增加，但是規模以上民營工業企業從2012年的18.9萬家增長到2018年的22.1萬家，僅增長17%。近兩年很多地區規模以上民營企業甚至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2018年，民營企業500強營業收入佔第二、三產業營業收入的9.68%，資產規模佔第二、三產業資產規模的3.79%，納稅佔全國稅收總額的8.38%，各項指標在整體經濟中佔比都比較低且增長速度緩慢。有20家民營企業入圍世界500強，僅佔中國入圍企業的20%。在國際舞臺上仍然是國有企業唱主角。
中國民營企業數量急劇增長，但是做大做強不多。儘管也有華為、聯想、BAT等明星企業，但是總體來看產業龍頭型企業數量少，世界級企業就更少之又少。大型民營企業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建築、建材和能源原材料等傳統行業，高技術含量的大型民營企業數量不多。
中國民營企業之所以很難做大做強，就是在這四種發展路徑上都存在不同障礙。如國有控股的金融機構就很難跟民營企業深度融合，兩者之間永遠只是資金供求關係、債權債務關係，民營企業很難藉助金融資本做大做強。復興集團走的也是收購境外保險公司獲得長期穩定資金的發展道路。因此，我們不僅要關注中小微企業的發展，放寬市場入口；更要規範市場競爭策略，為民營企業做大做強，走向世界創造條件。
六、服務業增速下降構成未來經濟下行的核心壓力。社會服務業改革最能釋放服務業增長潛力。
從 「四普數據」看，我國服務業資產規模、收入、從業人員數量增速都遠遠快於製造業。從2013至2018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平均增速在8%以上，遠快於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成為維持經濟增長率在7%左右的核心動力。然而，統計數據也表明，我國服務業增速正在逐漸下降，2019年服務業增長速度已經下滑到6.9%，與GDP增速已經在同一個數量級了。目前服務業在經濟中佔比已經達到53%，製造業佔比下降到34%，可以說如果服務業出現趨勢性下行，單靠製造業增速加快是很難彌補的。
從服務業內部結構看，我國服務業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傳統四大支柱性服務業，包括商貿和餐飲業、金融、房地產、交通運輸等，佔GDP 30.6%，佔整個服務業近60%左右。即使跟服務業高度發達的美國相比，這四大服務業佔經濟總量的比重已經跟美國相近。因此這四大服務業在經濟總量中的佔比已經很難提升。
第二類是新興生產性服務業，包含信息軟體服務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以及科技服務業等，佔GDP約 8.6%，與美國同類服務業佔比相比，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間。這幾年我國服務業增長率之所以能快於製造業，主要靠這三類新興服務業快速增長拉動的。但是這類服務業在經濟總量中佔比畢竟太小，且商務服務業增速正在快速回落，未來總的趨勢是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
第三類是社會服務業，包括教育、醫療、文化、體育、養老、社區服務、政府公共服務等，約佔GDP 15%。跟美國相比，這類服務業發展空間很大。然而，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把這類服務業看作是公共服務業，屬於公共產品，主要應該由財政資金來提供支持，以事業單位方式來提供服務，民營經濟很難進入，極大制約了這類服務業的發展空間。
我國對社會服務業、公共服務業、社會保障、社會保險等概念和屬性尚沒有完全理清，簡單把社會服務業等同於公共服務，把社會保障和社會保險都看作公共產品，只能由政府來提供，存在認識上的偏差。由於公共服務範圍越來越大，公眾對公共服務需求越來越高，導致財政民生類支出佔比越來越高，已經佔到財政支出的百分之七八十了，仍然需要繼續提高。財政支持越多，這些領域的市場競爭就越不公平，民營企業就越難在這些領域大有作為。
總之，「四普數據」充分揭示了我國經濟下行的主要根源，無論是正在擬定的「十四五」規劃，還是應對疫情恢復經濟增長，都必須從問題出發，精準施策。
對中國經濟發展分析不能停留在概念上，不能簡單照搬西方經濟調控模式，無論是積極財政政策還是寬鬆貨幣政策，都無法真正培育和形成中國經濟長期內生增長動力。唯有在堅持完善市場體制機制的基礎上，繼續發揮制度優勢和政府優勢，形成市場主體和政府的發展合力，才能讓中國經濟持續穩健發展。
（作者系申萬宏源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