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中，這樣描述一戰與二戰之間，這個正處於「黃金年代」的巴黎：「巴黎永遠沒個完，每一個在巴黎居住過的人的回憶，與其他人的回憶都不相同。巴黎永遠值得你去，不管你帶給她什麼，你總會得到回報。」
巴黎的文化，通常被穿城而過的塞納河所劃分。在塞納河右畔，是激進的超現實主義團體，居住著布勒東、艾呂雅、阿拉貢等超現實主義文學家；而在塞納河左畔，則是離開故國，來巴黎闖蕩的藝術家們。他們渴望著在這座兼容並包，又高手如林的城市中，獲得一席之地。
不同於「超現實主義」這樣明確的名稱，藝術史用「巴黎畫派」 來概括在塞納河左岸的這個藝術家群。巴黎畫派中，有畢卡索、夏加爾、蘇丁、莫迪裡阿尼、藤田嗣治等藝術家。由於背井離鄉，身份的得失通常成為隱藏在藝術家作品背後的原動力。「貴公子」常玉，儘管在巴黎社交圈如魚得水，對待畫商卻採取「不合作」的方式，最終在蒙帕納斯的工作室，因煤氣中毒而去世。他的作品，也直到上世紀 80 年代才被畫壇重視。
與常玉不同，藤田嗣治這位「巴黎的寵兒」，極盛時，能使畢卡索在他的畫前，駐足三小時之久；而他極衰時，卻被貶為歌頌戰爭的幫兇，被故鄉日本拋棄，在巴黎逝世。他應該是最能闡述這種「身份的焦慮」的人。
1886 年，藤田嗣治出生在東京，是一個標配的「高幹子弟」：母親是幕府官宦家庭的女兒，父親是當時日本陸軍軍醫總監，兄長藤田嗣雄是法學教授。由於母親的過早離世，他的父親藤田嗣章，對他的管教格外嚴苛，並且希望他將來能夠子繼父業，成為一名令人尊敬的醫生。
自畫像，1931
良好的教育和嚴格的家教，往往是一對奇妙的化學劑。14 歲的藤田嗣治用信件的方式，向父親大人坦白了自己的理想：「我想成為一名畫家，請讓我做喜歡的事，我一定會成功給你看。」
他有志氣，藝術繆斯也有眼光。這一年，巴黎萬國博覽會召開的前夕，日本當局挑選了少年藤田的一幅水彩畫，將它拿到巴黎展出。能讓萬博會拋出橄欖枝，他的天才必定是耀眼的，他的個性也必定是特立獨行的。
貓
1905 年，藤田嗣治考入東京美術學院油畫系。他的老師黑田清輝，以明亮外光的印象派式的畫法，為日本藝術家所著名。但叛逆的藤田不吃這套，他心中有自己的美的法則：
「指導我的黑田清輝老師說，要將黑色顏料從調色板上排除出去，這是不可理解的。我們作為東方人和日本人，熟知黑色的韻味，作為生命的黑色，為什麼不能在油畫中使用？我很快就決心在日本人的油畫中，使用黑色。」
1913 年 6 月，大學畢業的藤田嗣治，終於踏上了前往巴黎的旅程。到達巴黎後，因為手頭拮据，他住在房租相對便宜的蒙帕納斯「Cite Falguiere」中。同住在這裡的，還有莫迪裡阿尼和蘇丁等人。
在蒙帕納斯，他的西班牙畫家朋友爾蒂濁·德·扎拉特，帶著他參觀了畢卡索的畫室。眾所周知，在 20 世紀初，以畢卡索為中心的一批畫家，在蒙馬特高地掀起了現代主義的浪潮，並創作了第一幅立體主義作品《亞維農少女》。
畢卡索《亞維農少女》
畢卡索的作品，讓藤田嗣治感到了極大的震撼，甚至可以說，動搖了他所持的藝術觀。儘管在日本修讀油畫時，他對印象派的創作手法和視覺方式並不很贊同，但他畢竟是在日本國內美術學校，接受過系統油畫教育的學生，印象派對他或多或少都產生了影響。
而在巴黎，他親眼看到了「以新的形式毫不猶豫的大膽革命」，他決心立刻放棄在日本學到的印象派畫風。從畢卡索的畫室回到家，他就將黑田清輝老師指定的畫具，砸得粉碎。
自畫像，1936
初來乍到的藤田嗣治，不懂得巴黎藝術圈的運作機制。沒有打開他的社交圈，也就沒有機會接觸到藝術品商人，買他畫作的人因此寥寥。沒有收入來源的畫家，只好變賣自己的家具和生活用品，來換取生計，在冬夜只好燒自己的畫材取暖。
他標誌性的「西瓜太郎」式的髮型，也是在潦倒的那時剪的。起初修剪的原因是他付不起去造型店的費用，於是只好自己動手，採用了這個傻瓜式的鍋蓋頭髮型。這個髮型就像是他在巴黎文藝圈的個人符號，再加上那副圓框眼鏡，他的形象，已然令人過目不忘。
自畫像，1922
想要在巴黎揚名，擁有一個奇特的造型遠遠不夠。藝術家總得學會經營自己，換句話說，兜售自己。他開始出入舞會，結交更多的藝術家和模特。
有時他穿著和服，有時穿著希臘服裝，自稱為「蒙帕納斯的希臘人」，有時甚至穿著女裝。不久，巴黎就記住了這幅東方面孔。朋友們喚他為「FouFou」，在法語裡的意思是「迎合他人的人」。
與巴黎的生活相互磨合的同時，他也在磨合自己。接觸到了畢卡索、盧梭、蘇丁、莫迪裡阿尼等一眾畫家之後，他開始尋求藝術上東西方的融合。
與從前在法國留學的徐悲鴻、林風眠不同，傳統的學院教育對於藤田嗣治，毫無吸引力。每天 24 個小時，他有 14 個小時的時間呆在畫室，研究、練習他認為的自由的風格。休憩的時候，除了社交，便是到羅浮宮去看畫。
莫迪裡阿尼作品
藤田嗣治在形成自己的獨有風格之前，在各式各樣的風格和流派之間徘徊。他練習過畢卡索的立體主義，仿照盧梭創作過風景畫。而對他影響最深的，莫過於莫迪裡阿尼。
在藤田嗣治的許多人像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莫迪裡阿尼式的，削長扭曲的臉型、色塊平塗的眼睛，和曲線靈動的身體。在他的若干雕刻中，也可以看到莫迪裡阿尼帶給他的巨大的影響。
1917 年，藤田嗣治在巴黎舉行了他首次個人畫展，在此次畫展上，畢卡索在他的畫前駐足了三個小時，這對他無非是莫大的鼓勵。
這次展覽的，主要是以線描為主的水彩畫。在這些畫中，我們仍可以看到鮮明的莫迪裡阿尼風格。但與莫迪裡阿尼不同的是，他的畫作色彩更明朗，線條更清晰，人物動作更柔和，背景更平靜，整體就像是換上了西方人面孔的浮世繪人像。
甘納羅西塔，1923
西方世界顯然對藤田嗣治這種，將浮世繪和西方繪畫技法結合在一起的風格，非常感興趣。如馬奈、畢卡索、梵谷、高更等後印象派的畫家們，也已經就如何結合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畫法，進行了長久而頗有成效的實驗。
有了這些前人的鋪墊，藤田嗣治日後的大放異彩，是可以預知的了。藤田嗣治來到巴黎的這個選擇，是何其精準啊，巴黎與他是互相成就的。
側臥的吉吉，1922
真正使他在巴黎名聲大噪的，是 1922 年的法國春季沙龍展會。他的一幅《側臥的吉吉》，吸引了全巴黎人的目光。
藤田筆下「乳白色的裸女」的名號，也遍布了巴黎的大街小巷。在傳記電影《藤田嗣治》的開頭，卡車正載著藤田嗣治的一幅裸體畫駛向畫廊，連路邊賣水果的小販見到，都能認出這是藤田的作品，甚至能說出畫中模特的名字——當時被稱作「蒙帕納斯的女王」的「吉吉」。
側臥的吉吉，1922
東方人自古以來喜愛肌膚白皙的美人，莊子《逍遙遊》形容姑射山的神女是，「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白居易形容楊貴妃是「雪膚花貌」；日本的歌舞伎在表演時，從臉到脖頸都會塗上歌舞伎白粉。
藤田嗣治從此以「藤田白」在巴黎畫界馳名。對這種描繪裸女的方法，藤田嗣治說，在著手創作女性裸體畫時，他想開拓前人未曾涉及的新天地、新想法，「我們的祖先鈴木春信、喜多川哥麿，都曾描繪過婦人的肌膚。我既為日本人，理應踏著先人的足跡，去描繪人的肌膚。」
橫臥的裸女與貓，1923
西方畫家在尋找新的色彩表現時，往往尋求的是，如何以令人過目不忘方式運用色彩，如何突破古典繪畫的「真實」，尋求強烈的浪漫主義和表現主義的色彩呈現。
而作為東方人的藤田嗣治，更多的思考是「無色彩」（黑與白）和畫作本身的關係。因此我們在他的眾多裸女畫中，可以看到乳白色肌膚與黑色毛髮的對比，是如此鮮明，又是如此和諧。
女人像，1926
從日本漂洋過海而來的「異鄉人」藤田嗣治，在此時終於形成了強烈的個人風格。他畫中別人的影子越來越少，更多是他個人審美內的東西。藤田嗣治成為了「巴黎的寵兒」。他用東方人的情思，和東西方完美平衡的繪畫，徵服了巴黎。
1929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箭在弦上，藤田軸心國公民的身份，多少讓他在巴黎有些尷尬。於是在當年，藤田嗣治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日本，舉辦了多次個人展覽。之後他又前往南美，邊旅行邊畫畫。戰爭爆發後，他回到日本躲避戰火。
Moine Boudhistes Dans Un Temple，1928
藝術一旦沾上政治，就難以擺脫政治帶來的陰影；政治一旦開始操縱藝術，就難以擺脫意識形態的濫用。
在當時，日本軍政府將藝術作為宣傳政治、鼓吹戰爭的工具，成立了一個「大日本陸軍從軍畫家協會」。這些被挑選為「從軍畫家」的畫家們，被派往中國、新加坡、菲律賓等地進行「寫生」，藉以鼓舞軍人士氣。
Chat couturier，1927
藤田嗣治作為「從軍畫家」的這段經歷，使他獲得了祖國的短暫的承認。他的一些畫作，如《哈爾哈河畔的戰鬥》，用他高超的技巧，表現了日本軍隊的勇猛氣勢，讚美著勝利的時刻。而他的另外一些畫作，如《阿圖島玉碎》則表現的是傷亡慘重的日本軍民。
如果說前者，或許帶有迫於當局而不得已的緣故，那麼後者應當是他真實的感情流露，他說過：「在戰爭中，我只為那些可憐的士兵而畫。」
阿圖島玉碎
二戰後，日本美術界開始清算這些藝術家的責任（要我說，真是有些忘恩負義）。朝日新聞曾經撰文批評他：「不惜出賣自己的藝術資質，墮入平庸的寫實泥潭，對軍部阿諛奉承、卑躬屈膝……這種娼妓式的行為，不僅是他自身的恥辱，也是對全體美術家的恥辱。」
對祖國失望了的藤田，對此的評論只有一句：「畫家之間不要爭吵，祝願日本畫壇早日達到國際水平。」1949 年，他返回巴黎之後，再也沒有回到過日本。他說，「不是我拋棄了日本，是日本拋棄了我。」
回到巴黎之後，曾經的「巴黎的寵兒」在此時，已不像此前那般得寵。人們對法西斯的仇恨，轉嫁到藝術家的身上，曾經的藝術好友紛紛遠離。處在夾縫中的藤田嗣治，又回到了他當初剛到巴黎的境況。
在身份上，他是「日本人」，而日本已經唾棄他了，巴黎是他的第二故鄉，而此時的巴黎也以劊子手的幫兇的眼光，來看待他。
究竟應該維持「日本人」的身份，還是應該成為「法國人」？藤田選擇了法國，因為相比有些疏離的法國，對於日本他已經毫無眷戀。
「我歸來是為了在這裡永居；我想死在法蘭西，然後葬在蒙帕納斯公墓，莫迪裡阿尼的旁邊。」
仿佛是一種「看透」，步入老年的藤田嗣治，將自己沉浸在宗教畫當中，並且加入了若干慈善組織，試圖抹平過去留給他的傷痕。
73 歲之後，藤田嗣治正式受洗成為了基督徒，加入了法國籍。從此之後，他是「法籍日裔畫家倫納德·藤田·嗣治」，住在巴黎的郊外，創作宗教化和一些反映農村生活的作品，還造了一座小教堂，為它創作了壁畫。
1968 年，他被安葬在了這座名叫「和平聖母」的教堂中，雖然不是莫迪裡阿尼的旁邊，但也至少是一個較為完美的句點。
電影《藤田嗣治》的一句自白，也許可以概括他的大半生：「我越是行事乖張，活得越是瘋狂，就越接近真實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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