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專業知識素養是大學生綜合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大學生核心競爭力的高低。對北京兩所高校709名本科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研究發現:大學生的家庭背景仍處於分化狀態,父輩的學歷和職業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家庭生活水平,家庭生活水平又進一步影響家庭文化活動和家庭文化資源的豐富程度。分化的家庭背景影響著大學生的發展,家庭生活水平不僅會對專業知識素養的促進產生直接影響,同時也通過家庭非常用文化資源和家庭日常文化活動的投資產生間接影響。基於研究發現提出對策和展望,以期從家庭文化資本積累的角度,提出提升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與核心競爭力的有效措施。
關鍵詞:專業知識素養;家庭背景;大學生;文化再生產
問題提出
專業知識素養的培養佔據著高校人才培養的基礎性地位,同時也是學生成長成才的全過程,需要與其他方面的能力共同發展,需要與時代使命、工作實踐、品德修養、創新創業等密切關聯。全面發展這一人才發展和培養目標固然重要,但應以專業教育作為基礎,尤其在大學階段,專業知識素養在面向就業市場的人才培養過程中是具有基礎性作用的。「練就硬核本領」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新時代大學生提出的殷切期望和培養要求,硬核本領的練就要和專業素養的培養過程密切結合。專業知識素養的內涵十分豐富,在我國的教育實踐中,與此相關的概念興起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素質教育」熱潮[1][2][3]。
家庭背景對子女個人發展的影響一直是社會學研究的焦點,布爾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為這一研究主題提供了理論基礎,該理論的兩個核心概念與這一議題緊密相關—「慣習」和「場域」[4]。家庭文化資本在我國這一場域下的適切性同樣得到了眾多研究成果的支持[5][6][7][8][9][10]。可以說,大學生的專業知識素養會受到各個「場域」中多種社會制度的影響,從而形成較為穩定的「慣習」,其中家庭背景是影響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的一個重要因素,學界內對於大學生專業知識學習的研究多著眼於其培養方式,探討高校層面的做法成為了焦點,而對家庭背景這一具有先賦意義的因素探討十分有限。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過家庭文化資本的擁有量等家庭背景因素解釋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的差異,探究我國家庭的社會化功能,為促進大學生進行良好的專業學習、提高專業知識素養與核心競爭力尋找新的解決途徑。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於2019年5月至2019年7月以紙質版問卷的形式向兩所高校的應屆本科畢業生發放調查問卷,採取學院(專業)整群施測的方法進行調查。共發放問卷950份,回收問卷800份,問卷回收率為84%,最終得到有效問卷709份,有效率為88%。
樣本取自北京兩所高校的2018屆應屆本科畢業生(A大學為北京市屬綜合性大學,樣本佔比53.7%;B大學為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樣本佔比46.3%),樣本專業覆蓋12個專業門類,其中人文學科、社會學科和自然學科比例分別為15.8%、56.4%和27.1%,樣本中男女所佔比例分別為33.3%和66.7%,樣本中家庭所在地為省會城市(直轄市)、地級市/縣城(縣級市)和鄉鎮/農村的比例分別為34.3%、37.1%和28.3%,具有較好的代表性。
通過發放自編問卷《大學生就業能力調查問卷》收集數據,採納問卷中的兩個量表:《專業知識素養量表》和《家庭文化資本量表》。分別進行信度檢驗和KMO檢驗,克隆巴赫係數分別為.783和.908,KMO分別為.783***和.813***(***為p<.001,**為p<.01,*為p<.05,下文同),結果理想,信效度良好。值得注意的是,大學生父母雙方的職業類型和受教育程度的相關程度很高,父親職業類型與母親職業類型的皮爾遜相關係數為.676***;父親受教育程度與母親受教育程度的皮爾遜相關係數為.779***,這說明大學生父母雙方的職業和學歷具有非常強的一致性。因此,選取父親的職業類型和受教育程度進行分析。
具體而言,本研究選取專業知識素養各題項因子分析得出的回歸用分數作為因變量;家庭背景作為自變量,其中包括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活動和家庭文化資源(各題項因子分析得出的回歸用分數);選取父輩屬性(父親職業類型和受教育程度)、個人屬性(性別、生源地等先賦性因素;學校、專業、政治面貌、學生幹部經歷等後致性因素)作為控制變量。本研究的具體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根據布爾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在家庭這一場域下的文化活動、文化資源、生活水平等會促使子女形成「慣習」,大學生的專業知識素養作為大學階段個體發展的基礎素養,會受到家庭背景的顯著影響。基於此做出研究假設:家庭背景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社會結構的特徵,大學生的家庭生活水平會受到父輩學歷和職業的影響,並對家庭文化活動、家庭文化資源產生影響;大學場域中家庭背景與專業知識素養同樣遵循「結構下的行動」這一理論預設,專業知識素養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大學階段的個人發展水平,家庭背景會對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產生顯著的影響。
研究發現
1.分化中的家庭背景
文化再生產理論解釋了將家庭背景因素轉化為子女成就的過程,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家庭同樣存在非常明顯的階層分化現象。過往研究紛紛證實:文化資本相比於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在分化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更明顯。因此,本研究首先對樣本的家庭背景進行分析,探究其分化情況。
文化活動的豐富程度和文化資源的擁有情況是本研究考察文化資本的兩個指標,對相關題項進行描述性統計發現,家庭文化活動中非日常文化活動的頻率(參與比例在33.9%至58.6%之間)明顯低於日常文化活動(參與比例在70.9%至87.0%之間),非常用家庭文化資源的擁有情況也明顯少於常用文化資源。從各項指標之間的皮爾遜相關係數來看,非日常文化活動的豐富程度(相關係數為.326***)和非常用文化資源的擁有情況(相關係數為.415***)對於子女文化資本的積累和教育獲得具有更密切的關係。此外,由於非日常/非常用的文化資本在家庭生活中的發生頻率較低,其與家庭生活水平的關係(相關係數分別為.286***和.350***)更為密切。同時,家庭背景因素內部的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活動、家庭文化資源之間均呈顯著相關;專業知識素養與家庭背景的各個變量均呈顯著相關。
由於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等社會結構、重點學校制度等學校教育結構的現實,作為教育不平等的重要影響因素,家庭背景中的生活水平這一因素是值得探討的。換言之,家庭生活水平是家庭背景的客觀變量,而無論是具有客觀屬性的文化資源,還是具有主觀屬性的文化活動,家庭文化資本的核心是建立在生活水平這一客觀基礎之上的實踐。
進而,對樣本的家庭生活水平進行回歸分析,家庭所在地、父親職業和父親學歷能夠解釋家庭生活水平的26.5%(F=60.418***),父親的職業和學歷能夠顯著影響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Beta值分別為.299***和.214***)。也就是說,家庭生活水平作為家庭背景中的客觀變量,主要受到父輩職業和學歷的影響,其中父親的職業類型影響力更強。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家庭背景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社會結構的特徵這一假設,社會結構的特徵首先通過客觀的經濟因素在家庭背景中體現出來。
作為客觀因素的家庭生活水平會對包括文化活動和文化資本在內的家庭文化資本這一實踐因素產生何種影響,對家庭文化活動的豐富程度(包括家庭日常文化活動和家庭非日常文化活動)、家庭文化資源的豐富程度(包括家庭常用文化資源和家庭非常用文化資源)分別進行回歸分析,家庭生活水平以及控制變量性別、生源地可以解釋家庭日常文化活動的6.6%(F=12.051***)、非日常文化活動的16.9%(F=34.837***)、常用文化資源的18.7%(F=39.445***)、非常用文化資源的18.8%(F=39.866***)。可以說,家庭生活水平對於家庭文化資源的影響比文化活動的影響更大,對非常用文化資源的影響最大,對日常文化活動的影響最小。
綜上所述,家庭背景仍然存在結構性的分化,這種分化主要體現在家庭文化資本的擁有量上,其中,家庭生活水平是重要的影響因素。詳細來看,家庭文化資源受家庭生活水平的影響比家庭文化活動更大,非日常文化活動和非常用文化資源受家庭生活水平的影響更大。
2.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與家庭背景的關係
隨著我國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的加快,2018年我國高校應屆畢業生首次突破800萬,近年來還在逐漸攀升。2018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了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其中就包括「穩就業」一項,如何實現基數很大且數量持續增長的大學生群體這一高等教育的「特殊產品」充分、高質量的就業,成為了亟待解決的難題之一。因此,提高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顯得十分重要。紮實的專業素養是大學生立足社會的根本保證,是提高就業競爭力的必然要求,是國家實行人才強國戰略的必然要求。
對本研究所選取樣本的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進行描述性統計,調查發現:大學生在專業知識素養方面表現較好(四個題項平均值分別為2.86、2.66、2.86和2.93),但對於其他相關專業知識(平均值為2.66)的涉獵上有所欠缺。對除自己所學專業外的專業知識有所掌握,是大學生構建自身完整的知識體系和圖譜的重要基礎。總體來看,大學生的專業知識素養仍有很大提升空間。
在分化的家庭背景下,原生家庭對於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的影響可以視作一個文化再生產的過程。這一分化在代際之間是否能夠得以延續,延續的機制是怎樣的?將個人特徵(性別、生源地、學校、專業、政治面貌、學生幹部經歷)和家庭背景作為自變量,將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作為因變量,通過強迫進入變量法進行多元線性回歸(見表1),模型中的自變量可解釋專業知識素養變異量的23.1%(F=15.201***)。
回歸方法:強迫進入變量法
具體來說,對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影響最大的因素是家庭非常用文化資源的佔有度,在本研究中,非常用文化資源主要是指家庭中的藏書情況。究其原因,首先,各類書籍的擁有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家庭的文化資源,文化資源作為一種特殊但重要的家庭文化資本,會促進「慣習」的形成,從而促進大學生在大學階段的學業表現,提升自身的專業知識素養。其次,家庭生活水平在這一影響路徑中仍然扮演著重要的作用,但其影響力不如家庭非常用文化資源,這說明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再生產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但仍然存在。這回應了教育分層研究中「先賦—後致」這對經典爭論。最後,家庭日常文化活動的影響也呈顯著狀態,但係數較小,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具有反覆性、規律性等特點的家庭文化活動,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子女的學業表現。
此外,大學生的先賦性因素和後致性因素對於專業知識素養也具有顯著影響,在先賦性因素中,作用最明顯的是家庭所在地,這說明家庭所在地依舊是個體獲得教育成就的重要影響因素,同時它也是影響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資本擁有量的重要因素;性別變量在模型中也呈現出顯著的影響,但其係數很小,這說明性別之間的先賦差異仍然存在,但正在逐漸消失。在後致性因素中,作用最明顯的因素是專業類型和學生幹部經歷。不同專業類型的大學生的學習生活差異很大,對知識的掌握程度各有不同;而學生幹部經歷作為影響大學階段就讀經歷的重要因素,也在專業知識素養的培養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可見,家庭背景對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的主要促進途徑是家庭非常用文化資源,家庭生活水平在其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儘管上述結論驗證了文化再生產理論的預設,但其解釋力度很有限,大學生的一些先賦性和後致性特徵同樣具有顯著作用,家庭背景因素並不能完全決定大學生的個體專業發展,僅是其個體發展和社會化進程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
結論與展望
布爾迪厄的文化再生產理論為本研究的分析提供了認識論基礎、反思性研究方法和多元分析框架,基於這一理論,大學生的專業知識素養會受到各個「場域」中多種社會制度的影響,從而形成較為穩定的「慣習」,但這種「關係」又具有一定的置換性。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是最主要的三個影響路徑,家庭背景是其中最為基礎的要素。具體而言,「慣習」是導致大學生在專業知識素養上呈現出差異的心理根源,「資本」是導致這一差異的物質基礎。本研究中的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活動、家庭文化資源等變量作為大學生的「資本」,會通過「慣習」的方式內化為某種能力,這其中就包括在大學階段作為各類素養基礎的專業知識素養。
通過上文分析,可對當代我國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與家庭背景的現狀進行推斷,得出以下結論:大學生的家庭背景仍處於分化狀態,父輩的學歷和職業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家庭生活水平,家庭生活水平又進一步影響家庭文化活動和家庭文化資源的豐富程度。分化的家庭背景影響著大學生的發展,家庭生活水平不僅會對專業知識素養的促進產生直接影響,同時也通過家庭非常用文化資源和家庭日常文化活動的投資產生間接影響。一方面,從家庭背景這一角度來看,目前的分化情況仍十分顯著,「文化再生產」的機制仍然在發揮著重要作用,父輩的社會經濟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家庭生活水平。除了客觀的經濟條件,作為家庭「軟實力」的家庭文化資本也是家庭背景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其同樣會受到家庭生活水平的影響。另一方面,從大學生發展這一角度看,專業知識素養的最首要影響因素仍是家庭生活水平,但這一影響並不能解釋全部影響機制,家庭生活水平會通過影響家庭文化資本,進而影響大學生素質的發展。
從上述結論可見,相比家庭生活水平,家庭文化資本在大學生社會化進程中的意義被凸顯。這回應了學界的研究爭議:先賦意義更強的家庭生活水平、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等因素的差距正在被家庭文化活動、家庭文化資源等文化資本因素彌補,家庭生活水平的決定作用正在被削弱,這有力地證明了家庭文化資本在重塑社會階層、促進子女社會化方面的巨大作用。布爾迪厄的文化資本理論在這一研究結論的支持下依舊具有十分強大的生命力。在大學生的專業學習生活中,家庭文化資本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這證明了「慣習」具有穩定性和置換性的雙重特點。也就是說,通過家庭文化資本的積累,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會得到有效的促進和提升。
對於未來的研究展望,一方面,諸如家庭所在地、專業類型、學生幹部經歷等控制變量也會對大學生的專業知識素養產生影響,這說明包括先賦性因素和後致性因素在內的個人屬性對大學生的發展是具有一定作用的,但這一作用機制如何、影響力度等都須在日後的研究中進行深化和補充,探索視角更加多元、更完整的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形成機制;另一方面,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是大學生各項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的研究結論證實了家庭背景與大學生能力之間的聯繫。因此,對於大學生在各項能力的提升過程中家庭背景所扮演角色的探討,可以是未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基於研究結論,提出提高大學生專業知識素養,從大學學習生活的特徵和家庭文化資本的積累兩個層面提升大學生專業素質和核心競爭力的對策:
一方面,從大學生活的特徵方面來看,大學階段的學習是具有自主性的。因此,一味地強調大學階段學校層面的教學質量提升是遠遠不夠的,從小到大培養起能夠適應自主學習環境、具備自主學習意識等的「慣習」可以是一個有效的途徑。當代家庭應注重家庭文化資本的積累,為子女提供高質量、豐富的家庭文化活動,注重積累書籍等家庭文化資源,促進子女全面發展,使其在大學階段的專業學習過程中有更好的表現。學生在大學階段自主的學習過程中掌握主動性是需要長時間培養的,只有這樣才能夠發揮出最大的學習潛能,從自身的角度出發,有效提升其核心競爭力。
另一方面,從家庭文化資本的積累方面來看,家庭教育是貫穿人一生的教育,其影響是深刻而久遠的,家庭文化資本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學生的學習投入、發展成就、各項素質。子女的專業知識素養並不完全取決於家庭生活水平,儘管其仍然在發揮著重要作用,但這一作用主要表現在家庭生活水平對於家庭文化活動和文化資源的影響上。也就是說,想要提升大學生的專業知識素養,促進其在就業等過程中表現出更強的核心競爭力,注重家庭文化資本的積累、提高大學生家庭文化資本的擁有量是不同於高校、社會等渠道的有效解決之道。(作者:姜星海 孫詩奧,單位: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高等教育研究院)
參考文獻:
[1]徐世樸. 試論素質的含意及大學生的素質結構[J]. 高等教育研究, 1991(3):21-26.
[2]陳秀平,林建成.論提高大學生綜合素質的三種途徑[J].教學研究,2003(2):118-120,154.
[3]於影霞,曾致桓,何柏林.素質模型與大學生職業素質培養對接研究[J].黑龍江教育(高教研究與評估),2017(11):53-55.
[4]皮埃爾·布爾迪厄,華康德. 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M].李猛, 李康, 譯.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171.
[5]蔣逸民. 教育機會與家庭資本[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158-162.
[6]劉精明. 國家、社會階層與教育:教育獲得的社會學研究[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5:306-315.
[7]方長春. 地位差異及其再生產:轉型中國社會分層過程研究[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15:160-164.
[8]李春玲.社會政治變遷與教育機會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對教育獲得的影響(1940—2001)[J].中國社會科學,2003(3):86-98,207.
[9]李忠路.家庭背景、學業表現與研究生教育機會獲得[J].社會,2016,36(3):86-109.
[10]周菲,餘秀蘭.家庭背景對大學生學術性投入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J].教育研究,2016,37(2):78-88.
《北京教育》雜誌
作者:姜星海 孫詩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