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那鳴響於天地之間的第一聲樂音將永遠無法被我們捕捉。可見，音樂藝術的特質決定了她的源頭似乎比其他藝術門類更顯抽象與迷離，更難以描述與定論—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就此停止探索的腳步。
探尋遠古音樂，似乎迴避不了有關其「起源」的話題。音樂起源，這個看似陳舊卻又新鮮、看似簡單而又深奧的命題，激發了古今中外眾多學者投入討論、發表卓見。在諸多觀點的角逐中，一個現象不容忽視，那就是我們越是試圖用一種既定觀點去闡釋音樂起源，就越發意識到這是一個無法給出完美結論的難題。因為，與探尋河流的發源、族群的祖先等問題不同，對音樂起源的追溯基本無法運用具體的技術手段進行勘測、度量。事實上，那鳴響於天地之間的第一聲樂音將永遠無法被我們捕捉。可見，音樂藝術的特質決定了她的源頭似乎比其他藝術門類更顯抽象與迷離，更難以描述與定論—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就此停止探索的腳步。
關於音樂起源，學界存在多種見解。除了影響較大的「模仿說」、「巫術說」、「勞動說」之外，較具代表性的觀點還有法國哲學家盧梭提出的「語言抑揚說」、德國哲學家席勒和英國哲學家斯賓塞倡導的「遊戲說」、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首創的「異性求愛說」、德國心理學家施通普佛的「信號說」，以及義大利美學家克羅齊主張的「表現說」等。
雖然歷史資料並沒有確載音樂起源於何地何時何種方式，但有關其早期發展的情況還是可以從存世文獻與文物中窺見一二的。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時代過於久遠，後人的追述難免有道聽途說、誇張臆斷之嫌。然而，雖然文獻中一些極富傳奇色彩的內容需要甄別、不可盡信，卻也為我們探尋那段永遠無法確知的音樂歷程，提供了一把寶貴的鑰匙。
無聲的文獻向我們細訴著那些「恍如隔世」般的遠古樂事。《呂氏春秋》中存有較多關於「古樂」的內容，略摘其要：
「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這是一段充滿巫術色彩的故事：在遠古朱襄氏統領部落時期，為了緩解多風、乾旱天氣的困擾，士達製作五弦之瑟以祈求甘霖。
「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與朱襄氏部落所遭遇的旱情相反，陶唐氏為部落首領之初，連綿陰雨導致了洪澇災害。通過文中有關人們利用歌舞活動以緩解身心不適的記載，可知遠古歌舞從某種意義上與現今的健美操、瑜伽具有異曲同工之功效。
「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這是一則關於遠古樂人「聽聲辨律」的傳說，文中之樂人倫可謂是黃帝時期具有極高音樂素養的傑出音樂家。不過需要說明的是，學界對這則史料的可信程度尚存較大爭議。
「帝嚳命鹹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為鼙、鼓、鍾、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鍾。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遠古首領帝嚳十分重視音樂的發展，在他的要求下，樂人鹹黑創作歌舞多部，匠人倕亦製造出多種打擊與吹奏樂器，而眾人擊掌、奏樂、歌舞的歡欣場景，竟然引來鳳凰、大翟等神鳥翩翩起舞。
除此，見諸記載的遠古歌舞還有葛天氏樂舞《八闋》、有娀氏樂歌《燕燕往飛》、禹時樂歌《候人兮猗》、伊耆氏祭歌《蠟辭》，以及黃帝時的《雲門》、堯時的《鹹池》、舜時的《簫韶》等大型樂舞。另外，《世本·作篇》還記錄了有關「聖王制器」、「賢人作樂」的傳說。如伏羲削桐木製成琴、伏羲製作五十弦的瑟、女媧發明笙簧樂器，以及隨作笙竽、舜作排簫、倕作鍾、毋句作磬、夷作鼓、蘇成公作篪等。
不可否認，《呂氏春秋》、《世本》等文獻對遠古音樂活動的追記難免存在粉飾、拼貼、神化的現象，但傳說不等於妄言，誇張不等於杜撰，文獻典籍本身對於史學研究的意義是無可取代的—特別是其中記載的諸多樂人、樂器、樂律、樂事以及歌樂「作品」，均對探究遠古音樂發展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對古文獻的考究、辨析、解讀則無疑成為現今學者無法迴避的艱巨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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