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貴族浪漫主義文學中，拉馬丁和維尼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象夏多布裡盎一樣，他們都出身於貴族階級，而且本人的經歷與這個階級在十九世紀前三十年的最後掙扎也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他們的文學活動開始於復闢時期，並在反動的年代裡達到了其最高「成就」,拉馬丁成為「波旁王朝的桂冠詩人」,維尼也被巴黎日耳曼區的貴族社會稱讚為「拜倫最有才華的後繼者」。
貴族浪漫主義文學
但到1830年以後，他們的文學聲望就迅速下降，不久，他們就在創作中無所作為，甚至銷聲匿跡。作為文學現象，他們基本上是與復闢時期同命運，共存亡的。他們在詩歌的藝術形式中表現了復闢時期貴族階級的精神狀態、願望、意志和思想觀點。
如果說，拉馬丁通過他那些憂愁的沉思、感傷的回憶、死亡的詠嘆和及時行樂的感慨，給這個沒落階級的鬱悶情懷提供了真實的詩的寫照，那麼，維尼則用他詩中那些處於極度痛苦中的孤微堅忍的形象，企圖鼓舞這個垂死階級的意志，堅定它在危難困境中的決心，至於他們所寫的歷史題材的作品，對大革命以來的歷史進程顯然有著非難和歪曲，正表現了貴族階級退的歷史觀和陰暗的心理。
但是，一到資本主義秩序的鞏固已經不容懷疑的時候，他們卻又迅速變換了色調，拉馬丁成為資產階級政治的代表人物，鼓吹調和與泛愛，維尼則在《查鐵敦》中以貧者代言人的身份來揭露資本主義現實的不合理。這種奇特的似乎已經不再關心自身階級利益的現象，標誌著貴族階級文學的生命在十九世紀已經喜劇性地告終，從此以後，再也沒有出現過鮮明突出的代表人物，而這兩個最後的富有才能的代表，雖然成功地換上了象樣的新裝，畢竟未能掩蓋「他們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
資產階級浪漫主義的先驅是斯達爾夫人，與她活動在同一時期並具有相同傾向的作家有龔斯當、塞南古和諾締埃。他們都出身於與階級多少有些聯繫的階層，有的出自資產階級上層有的出自貴族，但在思想上都是十八世紀啟蒙思想的信徒。他們在法國大革命火熱的歲月中度過了青年時代，這次激烈、徹底而又複雜的社會變革，難免對他們的家庭和他們本人有所衝擊和傷害，他們的生活中都有或長或短的流亡經歷，特別是在拿破崙帝國時期，更為當局所不容。
由此，他們深切地感受到了個人與新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秩序的尖銳矛盾，而他們所受到的十八世紀哲學家的思想影響，則使他們不是從沒落階級的立場而是從啟蒙思想的角度來觀察新秩序下的弊端，從而在自己的作品裡揭示了革命後資產階級關係的不協調，抒發了革命後的失望和不滿，最先表現了資產階級個性與社會的矛盾，他們把自己對這種矛盾的感受賦予筆下的人物，於是，在十九世紀初的文學中就出現了一批與社會對立著的資產階級個性：斯達爾夫人的苔爾芬、柯麗娜，龔斯當的阿道爾夫，塞南古的奧培曼，諾締埃的沙爾等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資產階級個性自由原則的產物，他們接受了「人生來自由」的思想，追求個性解放、精神獨立和自由發展。
資產階級秩序
然而，已經建立起來的資產階級秩序，並沒有為他們所要求的自由提供廣闊的天地，而是「設定了各方面的限制」,特別是社會習俗、風氣、偏見與他們格格不入，社會生活中那些與過去時代相聯繫的、帶有封建殘餘的規範，更成為他們的束縛與障礙。我們可以看到，就是由於這個原因，苔爾芬、柯麗娜的個人幸福遭到了破壞，阿道爾夫陷於不可解脫的矛盾之中。因此，這些人物自然是以社會習俗、偏見的反對者的姿態出現的。與社會的對立和破裂，是他們共同的特點。這種基本的狀態，一方面使他們向社會發出了指責，因而具有某種反抗性；另一方面又使他們自認為特別不幸，把生命看作一種苦難，輕則陷入不能自拔的絕望，重則輕生自戕，因而又具有某種頹廢的因素。
這樣，從十九世紀初的文學一開始，資產階級個性就顯示出了它的兩重性，積極的反抗性與消極悲觀。而對於這些形象的塑造者，即一批最先在資本主義秩序下出現的資產階級作家來說，一方面他們通過這類形象與社會的矛盾，對當時的資本主義現實作了某種程度的揭露和批判，顯示出一定的進步性；另一方面，他們又不得不讓這些形象帶有濃厚的悲觀主義色彩，流露了自己的資產階級個性與社會矛盾的題材，並非十九世紀初資產階失望和迷惘級浪漫主義文學所特有，後來在資產階級現實主義文學中也有表現。
然而，它在資產階級浪漫主義文學這裡，無疑具有與後者不同的特點。斯達爾夫人、斯當、塞南古等處理這種題材的方式，顯然深受《少年維特的煩惱》的影響，不論從情調和體裁來說都是如此。
他們都是讓自己的主人公通過自敘或通信的形式，來抒寫自己的思想情緒、印象觀感。於是，感情的傾瀉和渲染就成為作品的主要內容，自憐自愛和言過其實當然也就不可避免，並構成整個作品感傷的基調。在這裡，人物都是一團團感情，而不是體現真實社會關係的栩栩如生的血肉之軀；同樣，作品裡充滿了傾訴呼號和呻吟，而不是對現實社會生活廣闊而生動地描繪。這些正標明了它們的浪漫主義風格。
這些作品幾乎是以最大的密度出現在十九世紀之初，從1802年到1807年之間，《爾芬》、《薩爾茲堡的畫家》、《奧培曼)、《阿道爾夫》、《柯麗娜》,幾乎每年一部，相繼問世或脫稿一般如此集中、如此強勁的潮流本來可以造成一次文學高潮，把漫主義文學運動提前二十年。然而它卻生不逢時，它出現的時候正是拿破崙走上權力的頂峰、在法國建立鐵的統治的年代。出於軍事專制的需要，拿破崙加強了對整個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凡不符合他的政策的，都受到了禁止和幹預，
1805年出版物管理局的成立就是一個標誌。於是，「法國的哲學沉默了；拿破化時代的史學則著官方的拐杖一拐一拐地跛行，」這種沒有自由空氣的統治對當時出現的感情奔放的文學當然更為敵視，在最初幾年之中，斯達爾夫人、斯當被驅逐，諾締埃遭監禁，塞南古過著韜晦的生活，他們的作品幾乎都寫於放逐或隱居之中，而這些作品或遭到焚禁，或進一步給作者帶來了麻煩，或一時得不到出版的機會。因此，這一充滿活力與激情的文學，竟然沒有在法國掀起熱潮，恰巧相反，拿破崙治下的巴黎，正如史家所描述的那樣，只有古典的頌歌在流行，「詩人們唱著勉強而空洞無物的調子。」
資產階級浪漫主義文學的風起雲湧，倒是發生在「法國革命的最後階段」已經完全結束、波旁王朝又恢復了統治權的反動年代。這在社會歷史和文學發展兩方面都有其必然性。在政治方面，波旁王朝的復闢和倒行逆施的政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使兩個階級的鬥爭激化起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在意識形態領域裡對舊階級及其統治的衝擊，就是這一鬥爭的組成部分。對資產階級來說，在舊階級的政治統治下取得思想言論、出版創作的自由，並對這個階級的統治進行批判，加以否定，是一項首先必須完成的事情。
資產階級浪漫主義文學
資產階級浪漫主義文學資產階級浪漫主義文學就是在這種社會的階級的要求下獲得新的活力的。這種文學完全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的一部分，即使是在當時，投身於這一文學運動的人，也已經明確地認識到「浪漫主義……不過是文學上的自由主義而已」,其目的「只求帶給國家一種自由，即藝術的自由或思想的自由」
資產階級浪漫主義文學就是在這種社會的階級的要求下獲得新的活力的。這種文學完全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的一部分，即使是在當時，投身於這一文學運動的人，也已經明確地認識到「浪漫主義……不過是文學上的自由主義而已」,其目的「只求帶給國家一種自由，即藝術的自由或思想的自由」
正是在強大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潮的衝擊下，復闢時期反倒比拿破崙帝國時期多幾分自由主義的氣息，並且成為法國十九世紀歷史中議會民主的「黃金時代」,這就給資產階級浪漫主義文學的繁榮提供了土壤。從文學形式來說，十七世紀古典主義的趣味，標準和方法，在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並沒有被徹底淘汰，甚至在某些方面還為伏爾太這類作家所遵循：在大革命時期，借用「久受崇敬的服裝」的需要，使得古典的、莊嚴的文學風格進一步得到尊重；同樣，在帝國時期，那種抑制個人情感、維護整體利益、歌功頌德的古典主義文學，又受到了拿破崙的重視，這個資產階級皇帝曾經這樣講到高乃依：「如果他活著，我要封他爵位。」到了復闢時期，這種陳舊的文學標準又受到官方的支持，用來表現和美化復闢了統治權的舊階級，正如斯達爾夫人所說：「戲劇中的因襲性是與政治等級中的貴族階級密不可分的。」
在官方的支持下，向死人頂禮膜拜、因襲守舊成風，形成了文學上的偽古典主義。因此，雖然法國社會已經向前躍進了一個歷史時期，但戲劇和詩歌仍束縛於舊的形式之下，這就形成了「十九世紀的法蘭西」與「古老的詩歌形式」的矛盾。隨著對復闢王朝鬥爭的發展，法國的浪漫派在二十年代終於提出這樣的問題：「既然我們從古老的社會形式中解放出來了，那麼我們為什麼不從古老的詩歌形式中解放出來？」把矛頭指向了偽古典主義。
結語
由於偽古典主義是一種擁有深厚傳統勢力的半官方文學，新文學要克服巨大的阻力，自然就形成一種運動，並且不可避免地採取了激烈的革命的形式這次運動的中堅人物和積極成員，不再是世紀初出現的那些作家(他們之中只有諾締埃是一個承上啟下的人物),而換了一批充滿活力的文藝青年。他們絕大多數不是來自社會上層或與前統治階級有聯繫的階層，他們基本上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在兩個階級的鬥爭中，更多地置身於資產階級的營壘，而從他們的思想觀點來說，則幾乎毫無例外都是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的精神之子，這就決定了他們共同的反封建、反覆闢的政治思想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