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徽商記錄著明清時期民間商業的鼎盛，浙商還未畫完現代化強國的畫卷；粵商則在明末至改革開放時期溝通中國商業與世界商業，為封建時期的舊商業拉下帷幕。
要說粵商歷史，必先談廣州十三行。
竹枝詞
洋船爭出是官商，
十字門開向二洋。
五絲八絲廣緞好，
銀錢堆滿十三行。
16世紀中葉，廣州有處有十三家商號壟斷經營，故稱廣州十三行。但清代廣州十三行地區的洋行數目時多時少，少則幾家，多則數十家，只是偶爾才正好有十三家。
17世紀後半葉，清朝廷實施「海禁」，不僅商民船隻不準下海貿易，外國商船亦「片帆不許入口」，明朝以來繁盛的若干貿易口岸走向凋敝。1685年清政府再度開海貿易，分別在廣州、廈門、定海(屬寧波)、上海設立粵、閩、浙、江四海關；「商業行館貿易」體系形成，外貿機構即洋行與之完全分離，廣州十三行成為了洋船雲集的外貿要衝。
1720年廣州洋行商人聯合建立公行組織，11月26日，廣州十三行洋商舉行隆重的儀式，鍤血為盟，共同締結13條行規。至此，對外貿易專營性質的廣州十三行「公行制度」首次成型。
廣州十三行行規中約定：對夷商貿易時共同議價，且不能一家獨攬全船貨物；除漆器、刺繡等一般手工業品外，絲織品、茶葉之類大宗貨物普通商家不得任意經營；外地和外省商人來廣州與夷商做生意時，亦須受公行節制，嚴防私販和出售劣貨。粵商公平買賣的思想由此可見。
1728年，廣州、寧波分別設立商總，商總由各行商推薦，經海關監督批准，負責對外貿易、議訂貨價，還負責對外商進行管理，及時向官府通報其違反中國法律的行為，如果外商犯禁，商總要負連帶責任。商總制度設立，意味著廣州十三行「公行制度」進一步完善。
1750年，清朝廷下令將「船鈔」及「規禮」全部改由「官府選擇的殷實富戶承保」繳納，廣州十三行的「保商制度」開始形成。1754 年，清朝廷再將洋船稅、貢銀、各種手續費等，統一交行商負責，重申嚴禁非行商團體參與對外貿易。7月29日，兩廣總督（省長）召集廣州各國商館的大班開會，宣布了廣州十三行「保商制度」：由廣州十三行總攬一切對外貿易，向清朝廷承擔洋船進出口課稅的責任，外商一切日用品由洋行統一購買，外商違法，洋行要負連帶責任。顯而易見，「保商制度」兼具外交與商務雙重性質。
1736年，粵海關稅收逐年增加，1740年以前，不過白銀25萬兩上下，1741年增至29萬6千兩，第二年又增加到31萬兩。到了1784年，已增至60萬兩，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則陸續遞增至100萬~150萬兩。廣州因此被譽為「天子南庫」，其中廣州十三行行商功不可沒。當然，廣州十三行行商也從廣州「一口通商」及壟斷貿易的「公行制度」中獲益，得以積累大量財富。
《嶺南樂府·廣州十三行》
粵東十三家洋行，
家家金珠論鬥量。
樓闌粉白旗杆長，
樓窗懸鏡望重洋。
廣州十三行起源于洋，也滅于洋。
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籤訂的中英《南京條約》內，要求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廢除廣州實行的行商制度，廣州十三行獨攬對外貿易的百餘年時光戛然而止。第二年7月，廣州成為五口通商中最先開放的口岸。10月，中英籤訂《虎門條約》和《五口通商章程》，廣州民眾為抗議不平等條約，憤怒地焚燒廣州十三行的外國商館。
1856年12月14日深夜，痛恨英法聯軍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廣州民眾，在廣州十三行被英軍佔領後，趁著夜色縱火焚燒英法美等國商館，英軍被迫撤回停泊珠江江面的軍艦上。廣州十三行商館自此結束了它曲折的歷史，也為廣州十三行曾經的輝煌畫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