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權合法性的建構除了直接依靠「神」的力量之外，另一重要的途徑就是對歷史進行某種價值傾向的敘事（真實的或虛構的），並使之與神聖性的觀念結合起來。董仲舒繼承了前代的聖王理念，通過《春秋》公羊學的合法性敘事，把儒家的價值觀念與神聖性的「天」結合來，實現了聖與王的邏輯統一，為漢代「大一統」王權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論證明。
《春秋》是儒家的主要經典之一，記載了魯隱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發生的歷史事件。但由於《春秋》的記敘非常簡略，只是記載了一年四季中發生的重大事件，因此自春秋末期始就有人不斷地對它進行補充和解釋，並形成了一系列「春秋學」。漢代學者把其中比較經典的稱為「傳」。據《漢書》載，為《春秋》作傳的主要有五家：《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春秋鄒氏傳》和《春秋夾氏傳》。其中，《鄒氏傳》和《夾氏傳》已經佚失，無法考察其具體內容；《左氏傳》主要以記敘歷史事實為主，對《春秋》記錄的歷史進行補充和說明；《穀梁傳》在解釋《春秋》的同時，以詮釋《春秋》大義為主，宣揚儒家理想的價值觀念；《公羊傳》則明顯與前兩者不同，在解釋《春秋》的基礎上「兼傳大義微言」。而董仲舒正是在《公羊傳》「大義微言」的基礎上，對《春秋》進行了更豐富的敘事，使《春秋》成為漢代（甚至是中國兩千多年君主專制社會）用來綱紀天下的「神聖法典」。
《春秋》開篇言：「元年春王正月。」這本是記錄時間的一句話，指魯隱公即位第一年春天周曆一月，卻被公羊學家進行了充分發揮，提出了「大一統」概念。《公羊傳》的作者解釋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種解釋明顯地具有尊王和肯定天下一統的認識。然而，事實上周代獲取天下的並不是周文王，而是他的兒子。但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公羊學家從中讀出了「大一統」。從先秦至漢初所流行的各派思想來看，推崇一統應該是各派共識，只是在具體操作上有不同看法。漢初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公羊學家推崇「大一統」，實際上是對實現一統王權的理論證明。漢初劉邦鑑於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在繼承秦王朝郡縣制的基礎上，也實行了分封制。但這同時也導致了權力的分散，不符合秦以來的歷史趨勢，與王權的「大一統」是相悖的。在此背景下，崇尚「大一統」的公羊學派在西漢崛起就是一種必然。特別是當「大一統」思想經過董仲舒融合眾家思想的詮釋後，意義獲得了極大的擴展，成為專制王權獲取自身合法性的基石。
「大一統」的核心是王權一統，類似觀念在先秦就已形成。《詩經》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董仲舒系統地對這種觀念進行了論證，認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把「大一統」的理念擴展到與宇宙、社會、自然、人生等相關的各個領域。
董仲舒從天地、陰陽等方面對公羊學中的「大一統」思想進行了詮釋，使之成為王權政治合法性的重要依據。董仲舒「大一統」思想的核心是天子。天子作為「天」的兒子代表「天」，並按照「天」之道來統治天下；在天子之下是百官和百姓；百官從天子那裡獲得治理百姓的資格依據。因此，這就構成了「天」、天子、百官、百姓四個等級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天子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隨著天命的改變而發生變化。一個人能否成為「天」的子，不在於他是否是繼前人而王，而在於他是否有來自於「天」的命。天命的收授是「天」根據君王能否實行天道而採取的獎懲措施。如果一個君王能夠按照天道來治理天下、造福萬民，那麼他就會享有天命，否則就會失去「天」的支持而喪失天命，失去天下。在這個過程中，董仲舒認為天道是不會發生變化的，會變化的只是君王對天道的理解。當君王對天道的理解產生了偏差而又沒有採取及時的補救措施，那麼天命就會轉移，重新被授予能夠正確理解天道並按照天道行動的人。這樣的論證過程，一方面為布衣出身的劉邦所建立的漢政權提供了合法性的證明；另一方面也賦予了董仲舒所言之「道」的經世治國地位。而董仲舒所說的「道」就是他在儒家思想基礎之上，同時融合了當時流行的各家學說而建立起來的「大一統」王權政治理論體系。
董仲舒的「大一統」王權政治理論體系是建立在「天」、天子、百官和百姓這四個等級嚴密的關係基礎上的，鮮明地彰顯了「大一統」王權秩序下的等級觀念。這個以王權為核心的等級秩序越牢固，統治秩序也就越穩定。董仲舒言：「傳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故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這實際上就是把天下的安定繫於君王一人，並從此發展出一個以天子為核心的更為豐富的等級觀念。董仲舒曰：「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如此，董仲舒就在王權專制的體制下建構起了一個層級分明的等級秩序。這個秩序建立在儒家倫理本位的思想基礎之上，完全沒有民主和平等的意思。董仲舒把這種秩序上升到天道的高度，並系統化地提出「王道之三綱」，即君臣、父子和夫婦之間的關係。
總的來看，董仲舒通過對《公羊傳》中「大一統」觀念的詮釋，把儒家重視的倫理關係上升到天道的層次。這一方面為「大一統」王權專制提供了合理性的價值依據；另一方面也賦予了儒家思想和儒家先賢特殊的政治地位。同時，作為漢代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所表述的「大一統」王權政治理論體系中的「王」是有著高尚的道德，具有鮮明儒家特色的「聖王」。因為在儒家知識分子的眼裡，只有高尚道德的聖王才具有真正享續天命的資格和依據。
中國古代社會非常推崇聖人，以聖人為核心的價值觀體現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在中華文化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春秋戰國，各家學說都力圖通過推崇、美化聖人來建構或表達自己的學術理念。這種現象在儒家學派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種理念不僅被後世儒家學者繼承和發揚，也對現實王權所有者產生了重大影響。從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大一統專制王權的秦始皇開始，以後歷代帝王都試圖通過聖化自己來顯示自身享有天命，擁有無可爭議的合法地位。但是，從歷史發展來看，秦二世而亡的歷史說明秦始皇聖化自己的努力是失敗的；而秦朝「焚書坑儒」也說明秦代儒生想通過聖化君王來實現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失敗的。這一方面啟示了後世君王採取不同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促使了漢初的儒家採用不同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作為最為推崇聖王觀念的儒家學派，儒生在論證「聖王一體」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董仲舒在「聖王一體」的價值語境下，採取了「由聖而王」的路徑，通過對孔子為「素王」為後世制憲立法的詮釋，實現了「聖」與「王」的邏輯統一，建構起了系統的王權合法性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