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蔣緯國口述自傳》
蔣緯國 口述 劉鳳翰 整理
父子情深
（一）亦父亦友
父親很信任我，也很了解我，我們父子之間沒有保留，也沒有顧忌。我與父親相處的那一段時間，是我這一生中最寶貴的時光，我們之間不只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長官部下的感情，到後來變成好朋友，他一有煩惱就會找我去陪伴他。到臺灣以後，父親休閒的地方有日月潭、梨山、阿里山、花蓮、澄清湖、西子湖、大溪、角板山等地，還有武陵農場和嘉義農場二處地方，這些休憩處不是他新建的，而是原來就有的。這些地方房子並不好，但是環境風景很好，而且遠離城市，每一個地方有其不同的特色。
如果父親覺得累了，或是要思考事情時，都會到某個休閒處度假，少則三天，多則一個禮拜。不過，父親雖然是去休假，還是會接見外賓，請外賓在那兒住幾天。例如奧國的最後一位遜王Autofong Hobsboard，他每一次來都會與父親聊上幾天。這位老先生非常有學問，也很了解東方思想，與父親很談得來，他也講了很多歐洲的事情。我認為我們中國人如果要研究世界問題，對歐洲如果不認識，光與美國方面接觸，一定是很淺陋的，要與有歐洲文化基礎的人談，才能有所取捨、有所收穫。
（二）慈湖購地
父親不僅會看風水、面相，還會奇門遁甲。有一次，我們兩人一起到慈湖，在那之前我們都不曾去過。那天我們開車到慈湖附近，車子靠邊停下，我與父親下車走路，走到慈湖入口，父親說：「那裡面應該有個湖，我們進去看看。」我們走進去一看，裡面原來是一個土法開採的小煤礦，已經開採完了，變成一個廢坑，外面髒得不得了，都是煤渣，我們走了一圈，父親就用手指了一指說：「就是這個地方。」我不解地問父親，父親就說：「這個地方好，我們下次再來，今天沒時間了。」他要我第二天查地圖，確定位置，當天夜裡我就查了地圖，地圖上果然有湖的標示，而且後面還有一個湖。
蔣介石與宋美齡端坐中間,右邊蹲著抱著孩子的為蔣緯國,後排右起為蔣經國的長公子蔣孝文、蔣孝文的妻子徐乃錦、蔣經國、蔣方良、蔣緯國的夫人丘愛倫、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
第二次去慈湖時，父親帶了一個羅盤，我還是第一次如此仔細地看中國羅盤的模樣，父親說：「你們光曉得有三百六十度，其實中國羅盤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每天有一度。」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外加六小時，其實這六小時是五小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羅盤裡面有六十四卦的卦位，六十四卦裡面每一卦有一百分刻，我就聯想到軍事除了三百六十五度之外，還要有六千四百個定位，如此才能定得精確。父親一方面教我使用中國羅盤，另一方面拿著羅盤對方位，對到一個地方時，父親說：「就在這。」這個地方就是現在慈湖四合院的所在地，他說：「你打聽打聽，這個地方他們賣不賣的，如果要賣，我們就買下來。」我說：「父親不能再講了，講了以後明天就漲了十倍的價錢。」回來以後，我就託朋友去問地主，地主一口答應，因為那個地方已經生產不出煤來，形同廢地了，有人要買，當然很高興。當時父親還說：「看樣子，那邊有個山腰，過了山腰應該還有一個湖，下次找個機會去看看。」後來我們又再去一次，果然又有一個湖，他看了一看說：「就是這個地方好。」我們把那塊地買下來後蓋了一個四合院，完全按照溪口鄉下我們的老四合院的樣子蓋。
後來我在高雄認識一個人，這個人小學沒有畢業，賣報度日，但是他是一位奇門遁甲的能人，拜濟顛活佛為師，曾開過一次堂。我先認識他的師弟，他的師弟是臺大畢業的。這個人不會講臺灣話，講臺灣話無法成句，可是等到濟顛活佛一上身，他講出來的話都是四六句的文章，真是頭頭是道，與原先的他判若二人。有一次，他拿了一張大紅紙，畫了慈湖的山勢圖後對我說：「這個山勢是一條龍脈，有老龍、大龍、小龍，那隻小龍就是你。老龍的龍鬢勾著大龍的龍鬢，把他提拔起來。小龍在慈湖的另一邊，頭回過來向老龍致敬，老龍用一隻眼睛看著你，他始終在照顧著你，但是並不把你拉起來，這是幫你的忙喔。你不要以為老龍沒有照顧你喔。小龍後有一個後慈湖，大龍後有一個前慈湖，你不要以為前慈湖的水有多麼好，要不是後慈湖的水流過來幫助他，前慈湖的水早就乾涸了。前慈湖是你哥哥，後慈湖是你，你始終在幫助他，可惜前慈湖的水位不夠高，堤壩做得太低，如果水位能夠再提高一尺，對你哥哥有幫助。」我說我不能講話，他說：「你將來會有機會的。」後來過了一段時間，堤壩崩潰了，水通通流光了，他們再造堤壩時，我就暗中跟建堤壩的人說加高一尺，使水位能夠提高。
這種奇門遁甲很玄妙，我常常說以我的知識與學問不夠資格說我信，更不夠資格說不信，要說不信還得有相當的學問來證明這套東西是站不住腳的，才能說這一句話，我說不出來，我只能說我承認這許多事實。這幾十年來，我也親自看過許多事情，並不是假的。不過，這些事情不能走火入魔。我相信一個理論，每一件東西的本身都有一正一反在裡面，而不是兩件東西相對稱，否則每件單獨的物體不會存在，因為單陰不成，單陽也不成。
（三）學理溝通
1、道德與學術
我與父親兩人常常相互發明，在哲學基礎上，父親指導我的很多，但是也由於我能體會父親的哲學思想，然後再從科學方法上向父親建議，所以他也欣然接受。有一次為了一個想法———選擇幹部究竟是道德重於學術還是學術重於道德，我們爭論了兩個禮拜，最後父親接受我的意見。一般來說當然是道德重於學術，不過，我認為在方法上一定是學術第一，不講道德，因為我們不能寄托在道德上，我們說某人是個了不起的君子，這是從結果顯示，而我們選擇幹部時，事前無法知道他的道德是否崇高。所以事前選擇幹部的依據只有學術，學是理論、術則是方法。我舉了一個例子向父親說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學無術的人，帶頭者道德學術兼備；另一群人則是學術超群，帶頭者也是道德學術兼備。前者帶的這一群人雖然品德好，但不學無術，他自己雖然品學兼具，但是這也要幫忙，那也要幫忙，非常辛苦。我跟父親講：「那就是您。」後者的一群人是以學術取向，帶頭者也是品學兼具，他可以依照所屬的心理趨向，讓他們各盡其才，各取所需，這一群人便相安無事，所做的事情也都非常順利。
道德確實有其絕對標準，但是大部分的人只是一個相對標準，有些人品德不好，但是他願意在跟隨你的時候把壞的品德藏匿起來。例如有一次英國政府從死刑犯中挑選四個學有專長的人做敵後工作，完成任務後，英國頒發他們最高榮譽勳章———吊襪帶勳章，試問這些人究竟是有品德還是沒品德？由此可知，道德一事非常難以論斷，因此選擇一個幹部只要看他能否在工作上發揮最高的效率就行了，其他的不必多計較。
後來我的思想也慢慢成熟，同時以我數理方面的基礎，加上對政治經濟的了解以及對社會事物的體會，在軍中也是從戰鬥戰術的階層慢慢往上進入戰略的階層，所以與父親談話時非常容易溝通。我有一位司機講過一句話，我非常欽佩，他說：「一個人要用錢賺錢，一點本錢都沒有，賺不了錢；一個人要用學問賺學問，一點學問都沒有，沒有辦法接受新的學問。」總理曾經引用曾國藩的一句話：治學如積財。學問是一點一滴堆積起來的，不是一蹴可及，立刻就可以變成學問家的。我非常欽佩清室的皇子教育，他們的訓練非常嚴格，文武都重視，後來是因為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使得皇帝無法施展抱負，所以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無用武之地。
2.代擬訓辭
在軍事科學上，我幫父親寫過很多東西。我寫了之後，父親有時雖然改了幾個字，但是使我領悟很多，他改得非常高明，在全篇裡面加上一兩句，整篇文章就完全不一樣，有畫龍點睛的效果。其他有關制度、吏治、立法等方面的文稿，甚至於有很多訓辭都是由我捉刀的。當然，在執筆之前，我會先與父親討論，多半是我們聊天時我提出一個觀念或貢獻一個方法，父親同意後，有時他會要我先寫出來，通常我回到房間後都會連夜寫出來，等到第二天早晨七點鐘陪父親散步時呈給父親。後來我也能體會到父親與總理許多思想觀念都是在商談討論之下發展出來的。
蔣介石極重孝道,對經國、緯國和眾兒孫的教育中可見一斑。兩個小孫子孝武孝勇雖生性好動,又因為寵慣而驕橫,但在爺爺面前還是表現得十分乖巧。他們畢恭畢敬地給爺爺鞠躬行禮,爺爺笑得合不攏嘴。
此外，父親有許多的講稿也是我替他擬的。最早替父親擬稿的有陳布雷、陶希聖兩位先生，陶先生最傑出的兩本書是《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可惜《中國之命運》的原稿被燒掉了。秦孝儀、陶聖芬、楚崧秋、蕭志成也曾先後執筆；有些人則是從記錄開始做起，後來都是做事務性的工作，如孫玉宣、周宏濤。周宏濤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是他祖父把他帶大的，他的祖父周景琴，是總理時代第一任軍需署署長，他的長相也最像他祖父。我與周宏濤是奉化縣幼稚園同坐一條板凳的同學，他也是我在臺灣唯一最早的同學。那時候我才六七歲，他比我小好幾個月，陽曆是民國六年生，農曆還是龍年，所以他也是「龍會」的。
3、科學管理
有一次父親問我：「你看我們政府的組織，最不理想的是哪個單位？」我笑了一笑說：「父親，您真的要我說嗎？我憑良心說，最糟糕的就是總統府。」父親說：「我與你有同樣的看法，你倒是提一點糟糕的方面來說說。」我說：「總統府的職務責任是哪一方面，就應該根據這個責任來決定它的組織，我發現到現在為止，總統府的總體尚未定型。這是從目的論的角度來說，以方法論來說，總統府管檔案的人與當年在南京國民政府管理檔案的是同一個人，他雖然滿腦袋都是檔案，但是對於檔案的管理沒有科學方法可言，全國沒有一致的編號。從總統府歸類、編號，到每一個縣市政府，應該有一個統一的辦法。父親現在要調某一個檔案，如果那位管檔案的人在，他很快就能找出來；如果那個人不在，別人根本無從找起，就是因為檔案沒有統一的編號。從總統府的檔案到父親身邊的檔案，您的機要秘書都沒有用科學方法來管理。舉個最小的例子來說，為父親管理相片的人沒有按照時間排列，我提供他一個方法，寫上年、月、日、時，再加上地點、事項說明，如此相片管理就很有規則了，結果他連這些都沒有做成檔案管理。」父親聽了我的報告之後很有感觸，他說：「你到德國之前，我告訴你要注意德國的軍制，果然你這幾年對於軍制的知識與運用一直擴大到整個行政，很好很好，你還是繼續注意。」
（四）治療打嗝
民國六十二、三年間，有一次父親連續三天三夜打嗝，無法入睡。榮總的醫生開藥給他吃，又給他吸氧氣，都沒有治好打嗝。後來又要父親吞砂糖，刺激喉嚨，也不見效果。其實打嗝就是橫膈膜痙攣所引起的，我到官邸時，看父親打嗝不止，就問父親：「父親信不信得過我，我用氣功試試看。」那天父親剛好坐在一把藤椅上，他說：「你現在還行嗎？」我說：「現在我雖然已經退火很多，但是如果時間稍微久一點，也許還可以。」他聽了就說：「好，你試試看。」我就把西裝上衣脫下，解掉領帶，把手放在父親的橫膈膜上面，過了一會，我問父親有沒有感覺一陣熱氣透進身體裡面，父親回答有，而且還感覺到很微細的震動，我就說：「那就行了，請父親忍耐一段時間。」在治療的過程中，我的右手累了就換左手，左手累了就換右手，前後進行了半個鐘頭的時間，父親的打嗝就治好了。
（五）無限哀思
父親過世以後，他的遺體暫存於榮總冰庫，當醫護人員將父親的遺體從冰庫移出來時，有專人幫他洗澡、化妝，最後要幫他穿上衣服。按照傳統，這件事應該是由長子來做，但是哥哥不懂這個規矩。我跟哥哥說：「你先把衣服套在你身上，從裡面一件一件加上去，不要扣扣子，然後整個取下來，由我扶著父親，你幫父親穿上衣服。」哥哥說：「我們一人套一個袖子吧！」我說：「不，這是只有長子才能做的。在身上套衣服，也只能由你來套。」後來哥哥就按照我說的方法做，替父親將衣服穿上，然後由裡到外將扣子扣好，最後扶著父親的身體，讓父親躺平。這一切事情都是在榮總懷遠堂進行的。父親的遺體也是安置在懷遠堂，擺置遺體的地方不大，僅僅夠擺一張小床，再加上一張椅子，天花板上面有一盞小燭光燈泡的燈，我一個人坐在那兒守了一夜。當父親的遺體還安置在懷遠堂時，哥哥沒有來守靈，連後來父親的遺體安放在慈湖時，他也有兩夜沒有替父親守靈，我則是從頭到尾守靈，一夜都沒有離開。那一陣子，我不知道哪裡來的精力，整整一個月頂下來。那時候我是戰爭學院的院長，父親過世後，我沒有請喪假，晚上守靈，白天還到學校上課。而且那時候我的課排得很密集，重要的課程都是我自己來教，因為剛開始教官訓練得還不夠，特別是將官班，都是我一個人教的。那一個月內，我上午上課，下午備課，晚上守靈，就如此頂下來了，也不覺得疲倦。後來，哥哥的《一月守靈記》出版後，有好多人寫信來罵我，說我沒有替父親守靈。父親有一位專屬照相師胡崇賢先生，外號叫「胡照相」。有一天，他拿了一張相片給我，那張相片是我在榮總懷遠堂，坐在父親遺體旁邊哀思時，他幫我拍的。除了我以外，旁邊也沒有任何人在，他拿相片給我時跟我說：「緯國，以後再要有人說你沒有守靈，你可以拿這張相片給他看。」我現在正在找這張相片，因為太具有歷史價值了。這次我生病以後，很多東西的放置位置都忘了，一下子也記不起來。這次的病，實在是非同小可，記得在我失去知覺之前，我還很冷靜地將我的私房錢交給內人，所以，我跟我內人開玩笑說：「如果我能夠僥倖活下去，我就要開始『吃軟飯』了。」
我是一個喜歡講笑話的人，但是自從父親過世之後，我有三年的時間沒有講笑話。因為父親過世那段期間，是我心裡最苦悶、最傷痛的時候，後來朋友們覺得我變了，不再像從前那個樣子，他們就逗我，要我講笑話，可是我實在講不出來。有一次，我突然想起，在守靈期間，曾經發生了一件實在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有一個老部下，退伍後開了一家棺材鋪，在瞻仰儀容的那段時間，他也到國父紀念館瞻仰領袖儀容。他見到我就遞了一張名片給我，我看了就說：「你現在從事服務工作啊。」他接著問我：「老長官，請問棺材準備了沒有？」我說：「我們已經買好了。」父親過世後，我們就立刻派人到香港買壽木，因為老夫人主張用西式的。說老實話，我也喜歡用西式的，看起來比較舒服。他聽完就說：「老長官，將來你有什麼需要我服務的，請你隨時打電話給我。」我說：「謝謝，但是等到我需要你服務的時候，我沒有辦法自己打電話了。」他竟然還說：「沒關係，叫你副官打好了。」實在令人哭笑不得。
（六）永遠的哲人
我研究父親的一生，發現父親的哲學藝術就是「化敵為友」，比孫子兵法裡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還要高明。我常聽到很多人批評父親不夠心狠手辣，沒有消滅與他敵對的人，我認為如果父親要用這種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滅了。他從來沒有處於順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論在政府裡或是黨裡面都是如此。他不過是高階的軍人，還在一大群軍閥裡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敵對的，可是他能夠與他們和平相處，最後是化敵為友，即或是不與他成為朋友的人，也不再與他敵對。
身世之謎
有人說我是因為哥哥說蔣家人以後不會再做「總統」，所以我想改姓，認祖歸宗。事實上，我並沒有想要認祖歸宗，只是覺得把這一段事實記錄下來，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沒有一絲邪惡存在，而且我也不想當「總統」。
民國七十九年「總統」選舉時，蔣家已經開始被打擊，所以大家就建議我改姓戴。他們認為這樣一來，競選「總統」的事就跟蔣家無關。我說：「我無須考慮認祖不認祖的問題，這兩位爸爸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戴先生的義子，安國哥已經不在了，我有責任照顧戴家。而總理的思想能夠傳下來，全靠戴先生；總理的事業能夠傳下來，全靠蔣先生。他們兩人，一個是理論派，一個是行動派，這兩位上人都是讓我覺得驕傲的。我不需要去認誰是父親或認誰不是父親，你們如果有更多的資料足以有個結論，我亦希望能夠弄清楚。
當年父親從日本回到上海，被陳其美任命為滬軍第五團團長，辛亥革命光復上海後，陳其美由紳商及會黨擁為都督。後來因一次密謀策劃的暗殺，父親得以在陳其美的別館結識了一位年輕女子，那時父親正值二十出頭，兩人喬裝為夫妻，混進府裡刺殺某人。那位年輕女子就是我的母親，不過黨史裡並沒有記載她的名字。他們完成任務之後，隱藏在上海法租界裡，不久之後，就拿著黨預先準備好的兩張船票，搭乘一條日本船到日本去，兩人就在日本結婚。袁世凱下令捉拿革命黨，許多革命前輩都到日本避難，父親與母親在日本與革命先進一起生活，總算過了幾年安定的生活。
數年後，他們自日本返國。剛回國時，父親還在交易所工作過一段時間。在那個時候，父親還寫了一部《經濟學》。這點很重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
父母親回國後，住在陳果夫先生家的閣樓上，父親的經濟狀況也不太好。論輩分，陳果夫先生比父親小一輩，但是他們的年齡和父親差不多，果夫先生的黨齡相當早，尤其是陳家與黨的關係非常深厚。
（一）革命夫人
在我的印象中，母親與革命先進們的夫人都相處甚歡，例如居正夫人、吳禮卿夫人、陳果夫夫人、陳立夫夫人等等。革命先進的夫人都在黨裡工作，她們有個性堅強的一面，再加上她們從事革命工作，其理念就在於追求中國的道統，為人不會奸刁。從小我對她們的印象都是覺得她們很仁慈，而且她們也都對我很好。以居伯母來說，她平時與我們相處時，個性很活潑。她生了很多女兒，還把這些女兒送給好朋友，其中大女兒被送給一位日本朋友，長大後嫁到臺灣張家，生下張建邦，所以張建邦應該要叫我舅舅。
民國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發生寧漢分裂，這時候我和父母親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朱老先生的太太是我母親的姨母，向來父親有事都住在朱家。朱老先生也非常愛國，他從事房地產生意，同時也開設了一家上海最大的火柴工廠，我們經常住在他們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樓陽臺上，父親母親分別坐在大理石圓桌兩旁，我站他們兩人中間。母親對父親說：「我能夠幫你的忙到此為止，今天的問題是出在廣東幫身上，如果你要繼續革命，你就得把廣東幫團結起來，否則恐怕就散掉了。」父親說：「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親說：「我不是跟你開玩笑，現在革命的成與敗就在一個人手上。現在宋家老太太與三小姐正在東京，如果你願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請他陪著你到東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這樣做，重新把廣東幫整合起來，那麼以後的革命還有希望，我能夠幫你的忙就到此為止。今後是建國的時候，需要學術的幫忙，多過於冒險犯難。你如果願意，就把孩子交給我，我一定把他培植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帶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給我，我就把培養這孩子作為下一段的革命事業，我唯一能幫你忙的就是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帶去，我就重新開展我的革命工作。」父親聽了以後說什麼都不肯，最後母親就用了一個殺手鐧，她說：「我沒有想到你對革命工作還猶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們還是得分開，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著我說的去做，我們理智的分開，如果你不革命，我們就是情緒性地分開，我繼續去參加革命，你走你的。」父親被母親如此一說，也沒什麼好選擇的了，就對母親說：「照你說的，要如何做法呢？」母親說：「你趕快去找孔大哥，他會陪你去的。」就這樣，父親到了日本。當年十二月父親就和宋美齡女士在上海結婚。
（二）吃齋信佛
打從民國十六年，母親帶著我到蘇州居住以後，一直就是吃長素。因為她有血壓高的毛病，那時候也沒有好的藥物可以治療，只有用放血的方式降壓。剛開始，母親只在初一月半吃素，後面就改吃長素，不過她可以吃雞蛋。據說那時候吃長素的人可以吃雞蛋，但是要吃素蛋，因為素蛋沒有生命，不會孵出小雞。鄉下賣雞蛋的人都很講究，配種的雞蛋都是用來孵小雞的，賣到市面上的蛋都是素蛋。
（三）戰時生活
抗戰的時候，父親給母親的月規是四十六元大洋。這些錢都是父親託果夫先生給母親的，可是打了幾年仗之後，幣制改成法幣，母親問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領一次，至少還可以做一點事情，他不同意。等我從國外回來，這些錢更不夠用，我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萬，並向他說明：「只要緯國沒有被打死，抗戰之後，一定全數奉還。」他說：「你問我借，我問誰去借啊！」我心裡想，不借就不借，我這輩子也是第一次開口向人借錢，用這種口氣算什麼呢？不過，我總要把母親養活，我也從來沒有在父親面前提過生活的困難。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寫作。我就開始寫作了，寫了幾本書之後拿了一些版稅，這些錢給母親生活是夠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會拿些實物送給母親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菸（我不抽菸，香菸是給母親抽的）。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張床單，我把那張床單剪成兩份，一份給居正先生的長子居伯強，他那時候是戰車第二旅修理工廠的廠長。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絕對不拿任何一筆非份的錢。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們兩人的交情非常好，我們共用這張床單，一人一半。後來他死了，是窮死的。我們沒有拿過父母親的錢，胡宗南長官也沒有暗中津貼我們一點，就這樣一直捱到抗戰結束。我報到時體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戰打完時，只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還活了下來。
我從德國回來後，就把母親接出來。起先住在成都，後來我又把母親送到蘭州。當時的行營主任兼甘肅省主席是朱紹良先生，福建人，母親在蘭州的住處就是他安排的。在上海我們有兩家來往的人家，一個是母親的堂姐及姐夫，但是來往機會較少；另外一家是朱家，朱老太太是母親的遠房姨母，為人非常好，她帶著母親吃素念佛。朱老先生除了經營房地產外，還經營自來火工廠，是當時上海兩家自來火工廠的其中之一，我們每次到上海都是住在朱家。朱老先生的孫子朱家鶴正好在蘭州某銀行當經理，他大我三歲，母親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應。就這樣子，母親總算在蘭州過了一段比較安逸的日子。
抗戰勝利後，母親又搬回蘇州南園，這個住處現在被中共作為招待所。
（四）定居臺灣
母親沒有兄弟，只有姐妹，遠房兄弟倒是有幾個，其中有一家與我們較常來往。大表哥留在大陸沒有出來，他的名字叫金河，二表哥銀河也沒有出來，只有三表哥菊河到臺灣，來臺後改名為明良，現已過世。母親還有一位堂妹，排行最小，嫁給一位丁姓「國大」代表，也來到臺灣，他們有幾個子女現在也在臺灣，但是我們很少來往。姚琮與我們從來沒來往，他也不是母親的兄弟，而且如果他是母親的兄弟，基於宋氏夫人的關係，他不可能在侍從室任職。不過，私底下，宋氏夫人與我母親兩人彼此非常尊重。
到了臺灣以後，母親在臺北住過一段時間，沒有多久，就搬到桃園。石家丈人在桃園開了一家大勤工廠，工廠旁邊有一片眷區，在眷區邊上有一塊空地，大勤工廠的工人幫我們在那塊空地上蓋了一間小房子，總共花費十二萬，石家丈人還說等我們搬走時再還我十二萬。原本他預備撥一棟房子給我，我沒有接受，一方面離眷村太近，另一方面我不願意欠他人情。
母親在桃園住了好幾年。一直等到我在臺中蓋了一棟小房子後，母親才搬到臺中。那棟房子就在宜寧中學旁邊，土地是我所有，房子也是我自己蓋的。宜寧中學的總務科長是我們的遠方親戚，他經常照顧我母親。我買那塊土地時，始終認為是與學校分開的，但是，學校行政上卻把我的土地編在校產裡面，後來這塊土地我也不要了。我辦宜寧中學主要是興學，不是用來賺錢的。我是宜寧中學的創辦人，剛開始我是董事長，後來哥哥為了靜心小學的事情，要我離開，我就辭掉兩所學校董事長的職務。靜心小學與宜寧中學兩個董事會，事實上是同一批人。
母親住的那一間房子原來只有一層樓，有一間客廳、臥房與飯廳，屋子後面還加一個小廚房，後來我就把閣樓改裝成一間房間以及一間浴室，母親就一直住在樓上。房子旁邊有一間餘房，是傭人住的地方，樓上也有一間閣樓。母親過世之後，這位傭人變成學校的工友，那間房子也變成宿舍。學校把槍交給他，他就把槍放在閣樓上，事前我也不曉得。
（五）長眠九泉
民國五十六年，孔祥熙院長過世，父親要我護送老夫人到美國奔喪，那時候還沒有噴氣式飛機，我們搭乘的是C54專機，這種飛機要飛幾站之後才能抵達火奴努努（檀香山），加滿油後，還要等待好天氣，才能一口氣飛完東太平洋到舊金山，在陸地上還要分幾段行程才能抵達紐約。孔院長的喪事辦完後，老夫人留在美國就醫，我趁此機會到加拿大參觀「World Export 67'」。我陪老夫人回臺途中，在舊金山接到內人的長途電話，才知道母親已經過世了。不過，我在離開臺灣之前，已經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墓地、墓園已經做好，守喪的房子也蓋好了，母親的墓很像一棟房子，與附近的民舍一模一樣，所以根本看不出裡面有墳墓。我離開臺灣以前，曾經交代過，萬一母親不治，就由我所指定的四個男人將母親移下樓來，而且不論路線、方法都先跟他們說過，並且交代他們把擔架放在救護車上，救護車直接開到墓地，棺材就放在墓穴旁邊，在墓穴旁邊舉行大殮，這些事情都由內人負責。我臨走前，還寫了一張單子，上面寫明方法與過程，他們就照著這些過程來處理母親的後事。我在舊金山接到內人電話時，第二天，兼程趕回臺灣，向父親報告以後，我就趕到臺中，喪禮已經在前一天舉行完畢。
母親年事已高，而且曾經輕微中風，起先還能走動，但是她摔了一跤之後，中風更為嚴重，無法走動。母親去世時是七十九歲，那年我五十一歲，所以我在墓碑上寫道：「辛勞八十年，養育半世紀。」
年輕的時候以為不讀書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後來才發現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讀不懂書的。讀書的意義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讀書，用讀書所得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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