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快畢業的時候，我曾在《新民晚報》攝影部實習了兩個月。
那時，我剛知道雍和，時常聽人說起，說他是晚報的首席攝影記者，喜歡喝咖啡。按照我的想像，一個拍了近三十年照片的攝影記者，理應是個大多時間待在辦公室裡分配任務，只有在重要場合才會端起相機的江湖傳奇。然而，我卻很少在辦公室裡見過他，反倒是在跑些社會新聞時，有很多次在現場巧遇雍和。雍和有時會給我些提點，之後便拍自己的東西去了。那時有關雍和本人的記憶，僅限於此。
不過，對於雍和拍過照片的記憶，我相信許多上海人都會有。那或許是90年代《青年報》上豆腐乾大小的一張社會新聞照片，也可能是他近些年在《新民晚報》上的專欄「快門快語」。過去三十年間，雍和堅持記錄上海，記錄這座城市的巨變。那些在當時看來還屬日常的新聞照片在經過時間洗禮後，成了上海人的集體城市影像記憶。
我總覺得，雍和身上有一種理應在他這個年紀已經消失的東西，一種罕見的對於最初理想的堅持。在這次採訪開始前，我問雍和，照你的資歷，完全可以坐坐辦公室，喝喝咖啡，為什麼還一直在外面跑？
雍和喝了口咖啡，說：
人各有志，我就是想拍照。
雍和：我是在現實裡起伏不定的人
作者：吳棟
對現實沒關係的，我是不會選的。
吳棟：我一直想知道，你在《新民晚報》裡除了拍照，自己會做編輯工作麼？
雍和：不做，我只拍照片，最多自己的照片稍微有點梳理，或是一個欄目我自己編，我以前在《新民晚報》有個欄目叫「快門快語」，我做得很認真，編輯就比較省力。基本是我一手做掉。一個禮拜一次，一張照片，一篇文字，500字左右，後面越寫越短。因為我發覺，現在人節奏快了，不太要看很長的文字了。人家比較能接受這樣節奏地把事情說清楚。我主要是顧著這個欄目，自己拍。雖然只要一張照片，但我要拍很多。
吳棟：你選的都是這個禮拜的事情麼？
雍和：不一定，但基本上是這個禮拜拍的，最多上個禮拜，不可能把一兩個月前的照片拿過來，也不是昨天拍的新聞性很強的那種。是我覺得這個議題，在最近一段時間是人家所關心的事情，或是我覺得在這個時空背景下特別有意義的。對現實沒關係的，我是不會選的。因為這是大眾媒體嘛，不是專業刊物。我還是要從受眾方面去考慮。
吳棟：一般攝影記者都需要及時發稿，你何時開始不用及時發表照片的？
雍和：我從來沒有急吼吼過。除非是指派性的工作，要對得起一份工資，我要拍好發表，這是很及時的。但一般來說，我都是選擇拍自己有興趣的東西。這些我就無所謂報紙上發不發表。不求一時嘛。
吳棟：這種照片會怎麼處理？
雍和：有很多機會，很早還沒有網絡的時候，我就與國外關係很密切，比如港臺的中文報刊、路透社、Gett雍和。我向外發稿在上海是很早的，90年代初就開始弄稿子了。那時國內很少有人向外發稿，要靠郵寄，蠻煩的，郵局像專門審查你一樣。他們都要看過才能寄。
吳棟：那時你就受到國外的影響，現在看來，你覺得哪些影響是給你有幫助的？哪些又是應該捨棄的？
雍和：我其實一上來是很看重它給我什麼點。舉個例子，黃浦江上的大橋要奠基了，他們信息有時比我們還靈通，我們只有報紙登了才知道。一開始我會把某一個很具體的信息當回事，時間一長，具體的點不重要，怎麼選擇那個點很重要。他選擇這個是把它放在浦東改革開放裡，是浦東開放要造橋。它給我一個思考問題的方式，我覺得這個受益最大。不過他們也有些信息，我覺得是西方誤讀了中國，有些事情中國很早就有了，但他們是第一次聽說，覺得是新鮮事，向我約稿。我稿子還會繼續給他們，但我不把它當回事，因為有思路在的話，我知道什麼重要，什麼不重要。所以到後面，他們指令的活越來越少了，更依賴你提供信息給他們，因為我在上海。
現在信息多了，好像是泛濫了，但真正有觀點的信息少了。
吳棟：你當時是拍完照片回來整理，還是項目制的工作方式？
雍和：這是有點變化的。我在《青年報》的時候很忙，一方面要做攝影部主任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我自己要拍片。拍片要給《青年報》、《生活周刊》供稿子，那時不太可能有時間保證你去拍一個專題。好處是，你比一般人要多很多信息。特別是九十年代，上海正是飛躍的時候，每天會出現許多新的東西，也有許多東西一夜之間消失了，你會來不及拍。那時是那種散點式的，蠻難靜下心來盯著一個專題，像挖井一樣挖下去。這片土地太廣了，你就算廣種薄收也不得了。九十年代初我也拍過專題，那時工作比較輕鬆，我用20分鐘就可以完成一個禮拜的工作量，有時間拍自己的專題。但到了《青年報》以後，就沒有時間去拍。我覺得如果把我收到的很多信息拋棄掉，而去深挖一口井，有點捨近求遠。藝術家可能挖一口井比較好，我從來沒把自己定位為藝術家，我在大眾媒體裡做，不能說為大眾拍，但至少是給大眾看的，不能太象牙塔。但我也不反對專題，只是因為結合自己的工作與生活半徑來講，我的半徑可能比別人大得多，為什麼要把這丟掉呢？我覺得這沒意思。但我現在因為不跑日常新聞了，會盯著幾個我有興趣的東西。以前我是不太可能這樣去做。
吳棟：是不是因為當時拍的人少，你可以傳達各方面的信息。現在獲取圖片更容易了，更適合集中一個點深挖，可以這麼說麼？
雍和：其實信息繼續需要，但信息都是碎片化的，你一天接觸的可能是非洲的，或是中南海裡的，真正有用的，你還是會認真讀。但它們往往會被埋沒掉。從我個人經驗來講，比如誰的博客好，我就會盯著他的博客看。他有他的公信力，我從他那裡獲得信息。現在信息多了，好像是泛濫了，但真正有觀點的信息少了。觀眾獲得信息的同時，還要看你是怎麼解讀這個信息的，這其實對拍攝者的要求更高了。因為以前圖片稀缺，你只要拍清楚，傳達出去，使命就完成了，但現在傳輸便當太多了，你看我以前要跑郵局，現在我馬上就可以傳到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競爭的標準不一樣了，你要有觀點。現在如果講獵奇，很難做到了。八十年代，中國人連西藏是怎樣的都不知道，現在不要說國外了，非洲、北極、南極都了解了，還有哪塊村莊有人沒去過？你要靠獵奇那些從沒被人看到過的新聞來活，太難了，可能一輩子只碰到一次兩次而已。你要從大家都看到的東西裡去提煉，去解讀，這才是你區別於別人，別人需要你的地方。現在，特別是針對公共議題去發表看法的並不多。照片其實是可以對一件事物發表議論的。
吳棟：我記得你說過，像失火這種新聞，今天這裡失火了，明天那裡失火了。這種每天發生的對你來說就沒有吸引力。你對現實的敏感，是怎麼開始有的？
雍和：一點點來的，不是一下看幾本書豁然開朗的。可能有幾件比較大的事。88年挺重要的，88年之前我也玩光影，那時我也經歷了兩個階段。先是83年左右，那時的標杆是港澳臺沙龍啊，國外資訊很少，你看到的所謂國外就是港澳臺這些。這個到一定時候就會厭倦，也不是別的思潮給我的衝擊，就是我自己覺得，多拍就那麼回事。光影只要天好，有景，曝光正確，有什麼難的，那時自己有點不滿足。後來，因為我喜歡寫詩，寫一些朦朧的、比較有象徵意義的詩，拍的照片是有點象徵意義的，一眼看不清楚的，我會賦予這個影像許多意義。像有一張叫《默默的燃燒》。87年我到西藏去拍了許多照片，也是類似這樣的。我不追求很具體的故事或情節，只是追求某一個影像和我心裡想的契合，形式與以前拍沙龍完美的東西有點相悖。87年我參加過一個「上海七個記者聯展」，我在記者裡算小字輩的，別人都是比我大十歲二十歲的老記者了，一人大概展二十張照片吧，在老的上海美術館裡展出。展出時，我拿的二十張照片與其他六個人完全不同。他們是很敘事、很傳統的新聞照片。我的二十張照片都是比較朦朧的，一眼看不透，好像要琢磨一下，有點哲理的。當時沒有新銳這個詞，但實際就和現在的新銳差不多。你可以想像一下。這樣的照片在這樣的氛圍裡會很強烈。
吳棟：你拍的時候對這個意義清楚麼？還是你也是朦朧的？
雍和：講穿有點故弄玄虛，顯得我好像更高級，有思想，有哲學意味，有符號性，有點象徵意義在裡面。我賦予它更多思想的東西，有很多我自己都吃不準。我甚至寫過一句話：當你在我的照片面前，看的時間越長，越不明白，我的審美價值越高。潛臺詞就是不要你看懂。我有段時間是這樣的，不過後來厭倦了。
因為現實給你的刺激太大了，一會兒辣一會兒甜的，你怎麼會對現實沒想法？
吳棟：我總想如果你沒有做新聞攝影、紀實攝影，會不會最後成了個觀念藝術家？
雍和：照現在看來不太會，我是在現實裡起伏不定的人，從小生活在一個比較好的家庭，17歲一下子下鄉，那時林彪不是講等於是勞改嘛，我在農場九年，這九年做了許多很苦的工作。在裡面有段時間混得很好，也有段時間混得很差。我結交過許多好朋友，有的當了大官，也有的被槍斃了，三教九流都有，我在現實裡看到很多種可能。我自身也是，一會兒日子很好，一會兒很苦，還做過賣票員。假使這樣的一個人，對現實還沒有看法，那真是太糊塗了。你必定對現實是有想法的，因為現實給你的刺激太大了，一會兒辣一會兒甜的，你怎麼會對現實沒想法？從我個人經歷來說，我可能對現實是比較感興趣的。像我以前，在農場裡就開始寫詩了，為什麼寫詩？苦悶嘛。那時寫詩又不時髦，我只有一個發洩的地方，其實那時我是很頹廢的，我就把它們埋在詩裡，借這種來表達。所以，我是對現實有想法有痛感的人，發洩只能寫詩，拍照一上來玩的是沙龍，後面我想通過拍照來抒發自己，所以到一定時間又不滿足了。可以直接講出來為什麼不講出來？88年有個國際攝影周，是TIME，美國聯繫圖片社，國家地理雜誌，法新社到北京辦的一個新聞攝影周，同年荷賽第一次在中國辦展覽，這給我有點刺激的，讓我覺得照片也可以這樣拍。以前沒網絡，你不知道外面照片是怎麼拍的。後來韓少功辦了本雜誌叫《海南紀實》，也是對現實很衝撞的，我給他們提供了大量的照片。那時你會覺得拍照很有趣，你發表一方面有稿費，更重要看的人不是幾個攝影朋友，可能是大學裡的老師，你的父母親你的鄰居，可能是工人也可能是醫生，不是喜歡攝影的人都會對你的照片發表看法。這會刺激你，你會有成就感。
吳棟：你覺得你自己的哪一段是最有成就感的？
雍和：都有一點，理智地想，每一段都有它的合理性，比如最早我拍有點沙龍性的，你不能說它完全不好，它也訓練了我對光影的敏感性，對構圖的講究，對影調的追求。現在我不說，因為它成了我的本能了，我也考慮影調，但我不會在現場花很多時間考慮這個。就像學自行車要轉彎，開始是硬轉，一旦會了，該轉彎自然就轉了。你也不能說你在學自行車的時候多蠢，都是這樣過來的。
吳棟：等於說，你騎車要騎到哪裡去就是要拍什麼。把握龍頭就是訓練。
雍和：目標是很重要的，你究竟要去哪很重要。過程可能是很開心的，也可能是比較寂寞孤單的，甚至是痛苦的。一條路你可能以為是直通的，但現實是很彎曲的，你不能說彎路是不好的，彎路可能給你帶來些別的，認識些朋友，他們又給你一些新思路。以前我會覺得冤枉，但回過頭來看，我覺得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但是有個前提，你要會反思。像我在農場九年，浪費青春麼？17歲到26歲，最寶貴的時間，我在農村種田，你說我浪費麼？相當一段時間，我覺得是浪費的。但我現在看看，它鍛鍊了我的堅韌不拔，還有就是和人打交道。我們連隊四五百人，二十四小時在一起。你和同事最多接觸八個小時吧，八小時之後你和他們沒什麼關係，除非是很好的朋友，你是很獨立的。我們沒有隱私，永遠在集體中，任何事情你都要考慮到別人，觀察別人。這點你在書本上學不到。雖然我可能花的時間太多了，但上帝這樣安排肯定有它的道理。我在農村割稻子，那裡田寬50公尺，長700多公尺，你知道頭在哪？要花多少時間？你不要管它，只要認準目標，一點點割，總有一天會割到。這是培養你毅力的。但你不能割歪掉，否則就割到溝裡去了，認準目標慢慢割，但不能停下來。一切痛苦，一切敗弱，哪天你能翻身了，這些不好的東西，都會成為你的財富。但假如你沒有反思能力，就永遠是你沉重的包袱。我覺得農場裡的九年就是我財富的一部分。
紀實攝影的黃金時代，在中國會過去的，就像GDP經濟發展速度一樣。
吳棟：你目標也很明確，做了三十幾年，有沒有厭倦過？
雍和：沒有，我覺得做不完，東西太多。
吳棟：因為你拍的東西本來就是根據外界變化而變化的。
雍和：對，我剛才說我厭倦過兩次，因為那有個模式，找不到突破。它的突破是有極限的，上海拍不行，我要去浙江拍，浙江拍沒勁了，去西藏拍，尋找新的景來填充自己。後來拍莫名其妙的照片，我覺得很有趣，讓我把自己和別人區分開來，顯得不一樣，獲得很多掌聲，但到一定程度又是一個瓶頸，好像我自己的話也沒說透，有很多故弄玄虛，只是別人說好，好什麼？也是莫名。正好碰到另外一些機會，普雷基、韓少功、接觸國外。現在國外新聞紀實走得也很艱難，一個是它以前的高峰過了，社會動蕩期也到了。其實任何現象不是一小批先鋒的人想出來的，是社會推出來的，絕對是這樣。我相信，紀實攝影的黃金時代，在中國會過去的，就像GDP經濟發展速度，以前都是兩位數的，現在保8保7都危險，都是這樣。經濟體量大了，速度會越來越慢，這是全世界國家發展的趨勢，中國不可能例外，沒衝突，沒有戲劇性，平穩了，就難拍了。
吳棟：你如果做展覽，也不會放在美術館。
雍和： 我也有私心，如果要我放美術館，我也想的，弄得很純粹很藝術，有什麼不好，而且現在這個社會，藝術很吃香的。但我們國家，攝影現在最大的問題，我覺得是藝術和新聞紀實不分。
吳棟：你心裡的線在哪？
雍和：我舉個例子，歐洲搞新聞的人搞新聞，搞藝術的還是搞藝術。我們這裡許多搞藝術的中堅力量是一批記者，我覺得這不對的。他們是覺得記者做不下去了，我不是說他本人的問題，還有環境的問題。現在會出現這種怪現象，有些記者拿的是新聞傳媒的工資，心裡惦記做的是藝術照片。可能是我的想法比較傳統吧，我覺得搞藝術就是搞藝術，搞新聞就是搞新聞。
吳棟：但說實話，現在攝影記者的生存環境不如以前好了，如今拍紀實如何才能突破才能生存？
雍和：好照片還是賣得出價格，但不是走進畫廊，你可以賣給好的紙媒或是網站，當然不能和藝術品比，但它是個可以經常進行的活動。不管什麼時代，好的產品還是能夠銷售出去，它的關鍵是要有種不可取代性，不能和別人同質。我可以說好照片並沒有泛濫，別人還是願意用好的價錢買你照片。
吳棟：你會給你的家人拍照麼？我看你說你一開始是幫你太太拍。
雍和：拍得少。她覺得我不幫她動腦筋拍了，她要你把她拍得漂亮點，皮膚白一點。我越到後面想拍出她有意思的一面，很多瞬間我都覺得很靈的，但她要溫文爾雅的，所以到後面她就不要我拍了。
有些東西會變，需要與時俱進；有些東西卻永存，需要堅守不移。
吳棟：騰訊最近推出了「穀雨——騰訊非虛構作品創作支持計劃」，分文字、紀錄片、紀實攝影三個單元，針對尚未啟動或正在創作中的選題，扶持優秀的非虛構創作者。就攝影這塊而言，因為現在國內國外也有一些攝影基金，您認為如何做好一個攝影基金，有哪些注意事項和建議？
雍和：我對攝影基金，了解不多，因為我的經歷中沒有這種經驗。但我想，「穀雨」攝影基金是一個認可，是一種標準，它主張什麼，支持什麼，影響到的應該不只是幾個人，而是一批人，最起碼關係到一段歷史的圖像留存。後果很嚴重，除非你做的就沒影響，別人忽略不計。
吳棟：「穀雨計劃」攝影單元中將非虛構的概念界定為紀實攝影，您覺得現在我們說的紀實攝影相較以往說的紀實攝影在範圍和表現手法上有哪些不同？
雍和：「不虛美，不隱惡」，我想司馬遷那時就堅守的實錄原則，對今天的紀實攝影，並不過時！有些東西會變，需要與時俱進；有些東西卻永存，需要堅守不移。
吳棟：我們希望看到能夠深刻反映中國當下社會現實問題與症候的作品，您對正在創作紀實攝影的攝影師有哪些要說的話？
雍和：我認為紀實攝影，說到底，一是以自己獨到的角度，記錄社會現狀和變化；二是用圖像（也與文字或其他搭配）工具，來表達對社會、對人對事的觀察和看法。
紀實攝影，不應該是孤芳自賞的象牙塔，也不是雕蟲小技的競技場。做一個勤奮的記錄，是最起碼的要求，我以為一個真正做紀實攝影的人，應該是有獨立思考，對這個世界、社會、時代有看法，他的志向不僅僅拍照片留存，更要通過不同途徑傳播他的觀察和思想，微言大義，進而影響或推動社會的進步。是忠實的文書，也是敏銳的哨兵；是攝影家，也是戰士，紀實攝影不能迴避擔當……
雍和，1956年出生於上海，著名攝影家、攝影記者，現任上海報業集團圖片中心圖片總監，中國攝影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攝影家協會新聞紀實攝影委員會主任。多次出任國際、國內攝影評比的評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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