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代劇都將情節設置在德川時期（1603—1868），這是一段相對和平的歲月，一個將軍統治全國。然而，黑澤明卻將《七武士》的故事設定在戰國時代。1467年，應仁之亂（Onin War）開始，戰爭雙方細川家族和山名家族積怨已久，將軍也無法調停，戰國時代由此拉開序幕。這場戰爭一直持續到1568年織田信長進入京都，它標誌著日本開始重新統一。
戰國時代意味著群雄逐鹿，國家動蕩，永無寧日。「戰國時代」這個詞來自中國歷史，這是一段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混亂時期，諸侯之間打得你死我活，戰火從未熄滅。黑澤明將他的故事設置在這樣一個動蕩和變革的時代，至於此後到來的統一的國家和完整的社會，黑澤明將它們作為問題懸置起來。
為了土地和權力，氏族和氏族、大名和大名打得不可開交。國家被分割成多個自治的區域，每個地區由一個戰國大名或者軍事家族統治。一個大名可能會僱幾千個武士，所謂的武士就是有著世襲的貴族身份的職業士兵，他們從屬於一個氏族或者大名，這保證了他們的合法地位。
在《七武士》的片頭，有這樣一段概述：「戰國時代是一個內戰的時期，國家沒有法律，農民對土匪山賊的肆意掠奪束手無策。」黑澤明加入了一段歷史的參照：「16世紀，法國進行聖巴多羅繆大屠殺（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的那個時期，日本正處在內戰的災難中，全國各地的農民正在土匪山賊的鐵蹄下飽受蹂躪。」
黑澤明將日本的戰國時代同16世紀的法國宗教戰爭進行對照，這個對照是恰當的。隨著新教運動逐步危及王權，國家的統一岌岌可危，因此，統治者殺害了胡格諾教（法國的加爾文主義新教徒）的軍事領袖海軍上將科裡尼（Admiral de Coligny）。在聖巴多羅繆當天，三千多名胡格諾教教徒遭到屠殺。之後的三天裡，又有兩萬多名教徒在屠殺中喪命。持續了三十多年的宗教戰爭破壞了殘暴的封建統治。新教文化極大地挑戰了專制的封建統治，對個人自由的追求也因此日益強烈。
和日本的情況相似，法國在經歷了七次宗教戰爭之後，直到16世紀末，國家的管理體系才建立起來。宗教戰爭時期的法國，沒有統一的信仰作為紐帶（一種信仰、一部法律、一個國王），統一的社會秩序得不到保證；戰國時代的日本，天皇和將軍的中央集權統治讓位於各路諸侯的藩鎮割據，統一的國家的概念被懸置起來。在這個時代，幾大家族此盛彼衰，各領風騷。
《七武士》一開始就凸顯了國家政權的缺失。第一場戲中，村民茂助建議大家到官府那裡去狀告山賊。
「有什麼用！」大家反駁他，「治安官只會等山賊走了才來！」16世紀的日本，沒有一個有效的中央政權，沒有一個可靠的國家統治體系。政府官員根本不負責任。一個女人絕望地說：「我們把一切都交給山賊，然後上吊吧。這樣治安官或許才會有所動作。」在一個社會動蕩的時代，人民的疾苦根本無處去訴，此時，民間執法者成為唯一的選擇。
當一個大名最終戰敗，敵人就會燒毀他的城池，沒收他的土地。他的武士也將流落鄉野，不得不自謀生路。其中一些人會找到新的主人；像織田信長那樣的諸侯就僱著幾萬名武士。他入侵朝鮮時，軍隊有20萬之眾。有些武士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他們不得不到處流浪，自力更生。進入某一支軍隊，或者獨自飄零，就這兩種命運。織田信長的很多敵人失敗以後，他們的武士都淪為了浪人。他們中最糟的就成為《七武士》中的那夥山賊，靠掠奪最弱勢的群體維持生計。
近一個世紀的內戰中，封建統治日趨分散，與此同時，正如黑澤明指出的，商人階級取代武士成為社會精英。黑澤明在《用心棒》中延續著《七武士》的主題，也進一步深化了這一想法。
正如喬治·桑瑟姆（George Sansom）在《日本史，1334—1615》（A History of Japan，1334—1615）中指出的，另一個適用於戰國時代的詞彙是「下克上」（gekokujo），它的意思是「下級壓制上級」。這種風氣可以追溯到前一個世紀，它生動地形容了這個時代的狀況：「不滿意的武士」淹沒了整個國家，他們「為自己的付出謀求回報」。這種狀況充分反應了當時「搖搖欲墜的社會秩序」。天皇和將軍的權力被分散到各路諸侯手中，這些諸侯和他們的家僕更加肆無忌憚地助長這種風氣的盛行。
黑澤明指出，這個時代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好處並不比它製造的悲劇少。社會的動蕩迫使武士們改變了他們的信念，從為主人盡忠變成為農民工作。在村民進城招募武士的那個絕妙段落中，就出現了不少的武士。從整個社會來說，這是一件荒謬的事。
對於勘兵衛的邀請，一個武士答道：「為誰打仗？哪個家族？」這是很正常的問題。「我的抱負比這個大些。」這個驕傲的——或許也是迂腐的——武士宣稱。村民們絕望了。「有實力的我們控制不了，」與平說，「那些願意的又太弱了。」勘兵衛也承認：「找到七個可靠的武士，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黑澤明極為精煉地把握了歷史，這使他可以將整個16世紀進行戲劇化處理，從諸侯間的戰爭到1590年豐臣秀吉的法令，後者凍結了社會結構，禁止階級之間的流動和身份的改變。武士不可以另擇明主，也不可以居住在鄉間；農民不可以進行商業和貿易活動。
《七武士》中的所有人物都生活在這段歷史時期。他們既是不同的個人，同時也是某個階級的成員。雖然暴力和動蕩可能預示著社會變革，但日本確實正在走向德川時期的官僚和死板，此時，每個階級都被強加了一系列行為規範。向更高的階級流動，或者超越自身的階級，都是不可能的。雖然菊千代的行為確實像一個武士，但歷史的確定性決定他沒有在決戰中倖存下來。
《七武士》的世界是一個戰爭不斷的世界。沒有一個強大的將軍統治國家，各大家族的勢力此消彼長，在這種情況下，封地上每個保衛城池和土地的武士都成為一個政治單位。然而，動蕩中的農民卻始終在爭取機會，建立自給自足的社會；在內戰的幾十年裡，他們不得不自己保衛自己。
反諷的是，這同時也是一個農民發展壯大的時代。農民不需要匯報他的土地的實際面積，也沒有一個全國性的監督體制，因此，偷稅漏稅在所難免。到了16世紀末，在織田信長的重臣豐臣秀吉的統治時期，才開始持續地徵收土地稅，然後農民就奮起反抗了。1584年，豐臣秀吉威脅農民，如果哪個村子發生偷稅漏稅現象，就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處死。他也對到處漂泊、難以控制的浪人採取了措施，1591年之後，他禁止浪人進入村莊。
德川家康曾經是信長和秀吉的盟友，他的勢力在16世紀末進一步加強。德川家康時期，日本有幾萬名憤憤不平的浪人，關原之戰（Battle of Sekigahara，1600）中，戰場上共有23萬人在作戰，他們的努力在這次戰役中結束。
這是德川家與豐臣家一決生死的關鍵之戰，最終，豐臣秀吉的繼任者、他的兒子秀賴敗下陣來，為豐臣家效命的浪人有10萬之眾。最終的勝利屬於老武士德川家康，此前，他一直苦心經營，等待時機，這一戰，他終於一舉摧毀了秀賴的勢力。德川時期，連年的內戰終於結束，很多武士也因而變成了教師或醫生，德川家內部的情況也反映了這一現狀。
正如菊千代在影片上半部分結束時揭示出的，《七武士》中的村民謀殺了路過的垂死的武士，脫掉了他們的盔甲，把他們的食物和酒儲藏起來，這就是村民們的生存之道。
菊千代發現了村民萬造收藏的武士的盔甲和長矛，他相信其餘的幾個武士會為他的發現感到高興，因為這能夠幫助他們對付那些裝備精良的山賊。然而，事實上，另外的六個人卻十分驚駭。「我真想把這個村子裡的人全部殺光！」一貫寬厚的平八憤怒地說。
菊千代不明所以，但是勘兵衛給出了解釋：「一個從未被追殺過的人是永遠不會明白的。」在此，黑澤明揭示了即將到來的農民階級和武士階級之間更嚴重的對立。信長的繼任者秀吉禁止武士之外的任何人擁有武器；黑澤明讓村民小心地藏起他們劫持的盔甲和兵器。法律禁止農民擁有劍、短刀、弓、長矛、槍和其他幾種武器。1588年，秀吉下令讓農民上交他們的武器——他知道他們有。
菊千代哭著說，農民「吝嗇、狡猾、愛哭、卑鄙、愚蠢而又兇殘」。他發現了他們藏匿的武器。他曾經從地裡挖出米、鹽、豆子和酒！他深知農民是多麼道貌岸然，裝得像個聖人，其實一肚子謊話。「但是，是誰把他們變成這樣的？是你們！是你們這些武士！」連年的殘酷戰爭之後，武士即使殺害女人和孩子也算不上什麼了，不會因此受到懲罰。
「你們燒毀他們的村子！毀壞他們的田地！偷走他們的食物！把他們抓去作苦力！搶走他們的女人！如果他們反抗，你們就殺了他們！一個農民應該怎麼做？」這個鏡頭中，五個武士都作為背景出現，只有勝四郎不在其中，他還太年輕，沒有參與過這樣的暴行。菊千代離開眾人，和利吉一起睡在馬棚裡，此後他就一直睡在這裡。「我不喜歡他們這些人！」他這樣解釋。
因此，《七武士》首先是一部歷史電影，特別是一部關於武士的電影。勘兵衛從村子的一頭走到另一頭（西、南、東、北），在此，導演運用了蒙太奇的剪接方法，表現出他是一個出色的指揮者。他知道「守比攻更難」。
根據歷史記載，16世紀是日本戰爭形式不斷發生變化的年代。最初是武士之間的短兵相接，然後出現了手持長矛的步兵，他們面向敵軍排成隊列。這樣，到了16世紀，武士成為了軍隊中的長官，他們指揮那些被稱作「足輕」（ashigaru）的步兵。這時，就連農民也被招募入伍，上了戰場。
勘兵衛組織隊伍的方式顯現了一種民主化。農民是步兵，因為山賊搶走了所有的馬匹，所以武士也只能步戰。這支隊伍正在創造新的形式，所有新的形式都和武士的沒落相吻合。
不過，舊的形式也依然存在。武士正在退出歷史的舞臺，他們的作戰方式也一樣。然而，這些人雖然已經失去昔日的光環，卻仍然代表著傳統的武士技藝。久藏「唯一的興趣就是使自己的劍術日趨完美」，他屬於老派的武士。但是，歷史、社會變革以及身份的失落導致他被僱去保衛山村。即使他比其他人都更充分地體現了武士的理想，他也被迫成為一個浪人。
武士必修的技藝之一是箭術。在影片中，黑澤明讚美了兩位箭術家。兩名老派武士勘兵衛和片山五郎兵衛都曾經彎弓搭箭，並且都箭無虛發。因為山賊也是浪人，所以他們的箭術也很純熟。與此同時，影片中也出現了槍和火藥，沒有什麼比這個更有力地表現了武士的過時。
16世紀中期，日本人正在工廠中製造火槍。荷蘭人和葡萄牙人已經將這門新技術帶到了日本。更為複雜的火槍也在日本出現了。火槍預示著日本的西化，黑澤明讓這種新武器只是拿在山賊手中，這表達了他心中的蔑視。武士們雖然奪取了三支火槍中的兩支，但是他們卻始終沒有使用這兩支槍。戰死的四名武士——平八、五郎兵衛、久藏和菊千代，都是死於火槍之下。作為武士階級的典範——其中也包括菊千代，他們是不可能被自己擅長的技藝擊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