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今日國產電影市場，改編「大IP」撐起劇情，再用「小鮮肉」捕捉眼球，越來越是一種能讓觀眾、流量和資方都滿意的做法。韓傑改編自東野圭吾同名原著的新電影《解憂雜貨店》也不例外。原著《解憂雜貨店》當然是一個發生在日本的故事——一個奇幻的雜貨店，跨越時空的界限把1970年代和21世紀的人們用書信勾連起來，用幾段戳心的故事講述日本社會三十餘年來的變遷。中國電影《解憂雜貨店》為了使故事本土化，確實下了一番功夫：把日本的1979年化約為中國的1993年，把風靡日本的披頭四樂隊化約為風靡中國的麥可·傑克遜和崔健搖滾……本土化的改編是一種再創造，其填充和刪減皆能反映出改編者自己的問題意識——其中當然充滿了有意無意的私貨或無視。
《解憂雜貨店》
原著的基本故事框架並不複雜：老爺爺和老奶奶年輕時私奔未果，但經久不衰的愛情讓他們終生如牛郎織女般遙遙相望。老爺爺開了一家偏僻的「浪矢雜貨店」，日常扮演社區中的知心大爺，用書信為匿名的鄰裡諮商人生難題；老奶奶傾其家財創辦孤兒院「丸光園」，全心全意地撫養孤兒。兩人終生未見、終生未婚，但丸光園的孤兒們卻在雜貨店和孤兒院的雙重幫助下，命運出現了許多神奇的轉折。
其中最奇妙之處在於，在老爺爺生病住院、不能再處理諮商信之時，不知情的諮商者仍會去雜貨店門前投入的匿名信件。這些信件穿越時空，來到了三十三年後的同一地點。這是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三日午夜，從孤兒院長大的三個孩子翔太、敦也和幸平在女企業家武藤晴美的家中「闖空門」——他們打劫了財物和汽車，途經廢棄的雜貨店，打算在裡面躲一夜風頭。他們萬萬沒想到，三十三年前的諮商信恰恰在這時投入了雜貨店鐵卷門的郵件投遞口。
電影中的「迷途的汪汪」張晴美，在原著小說中名叫武藤晴美。她的事業成功，是翔太、敦也和幸平一手製造出來的。來自一九七九年的諮商信被二零一二年的三位少年收取——他們同情這位同樣來自孤兒院「丸光園」的年輕女孩，以後來人的經驗為她提供理財建議：儘可能地多購買股票和市中心的房產，並在帶來經濟危機的「廣場協議」之前及時脫手。只有這樣，這位酒場女郎才能擺脫風月場所的束縛，實現體面的經濟獨立。
電影《解憂雜貨店》劇照
電影《解憂雜貨店》大體上還原了小說中的上述劇情。這背後自然有中日兩國極其相似的歷史經驗——二十幾年間飛漲的股市和房價，以及在商業投機中暴富的幸運兒。在中國版本的劇情裡，還多了一條「社交網絡和新媒體」。然而在電影中，三位年輕人的建議並不強調投機因素。他們似乎是在說：只要你勤於耕耘，就必有富足的收穫。這種成功學般的大眾信念，在電影中是經由年輕的張晴美參加大學課堂、努力學習經濟學知識來表現的。
遺憾的是，這在立意上大大矮化了原著小說的思想內涵。只需談及一個重要細節就能清楚這點：電影絲毫沒有表現三位年輕人的社會經濟背景，仿佛他們只是由於反對強拆的一時義憤，為了懲罰張晴美而去她家中打砸。在中國版本的故事裡，他們像匡扶正義的梁山壯士一般，把個人利益置於次要位置。然而在小說中，三人的意圖再現實不過：圖財。東野圭吾直言不諱地描寫道：「他們三個人年紀相同，讀同一所中學和高中，一起做過不少壞事。順手牽羊、偷竊、偷自動販賣機的錢，只要是不使用暴力的偷竊行為，他們全都幹過。」之所以選取武藤晴美的家，完全是由於她有錢，至於拆不拆孤兒院才是其次。他們三人是極度自卑的，乃至不敢相信自己有資格幫人解憂。東野圭吾借敦也的話來描述他們自己：「設法幫助她？笑死人了，我們這種不入流的人能幫她什麼？既沒錢，又沒學歷，也沒有人脈，我們只配幹這種被人唾棄的闖空門勾當，就連闖空門也無法按計劃進行。」
他們的行為不端是根植於社會經濟背景上，這點在電影版本中被徹底忽略。翔太從家電量販店中被炒魷魚，幸平供職的汽車修理廠突然倒閉，而敦也目前也在失業——「兩個月前，他在零件工廠上班，有一次，母公司訂購了新的零件，因為和之前的零件尺寸相差很大，敦也連續確認了幾次，對方堅持說沒有錯，於是，他就開始製作，但那個數字果然錯了。負責聯絡的是母公司的菜鳥，搞錯了數字的單位，因此導致產生了大量不符規格的瑕疵品，最後，公司方面認為敦也沒有充分確認，所以必須由他負起這個責任。」
電影《解憂雜貨店》劇照
恰恰是由於被現代經濟體系拋棄在外，他們才又一次走上了「闖空門」的道路。弔詭的是，那些主導現代經濟體系的強者，如武藤晴美，正是他們的力量一手製造出來的。他們站在2012年的時代經驗中，建議1979年的晴美投資股票和房產。晴美能得到這種建議，完全是出於極度幸運的機緣。這實質上是一個深刻的隱喻：在紛繁複雜的經濟浪潮中，暴富者之所以暴富是大大依賴底層所撐起的偶然機緣。東野圭吾在此基礎上更加上了一條：富裕起來的人保持富裕的手段，是要製造一個讓下屬殘忍廝殺的體系。
這一條在電影中沒有絲毫表現，但在原著中卻敘述得極為深刻：武藤晴美為了維持其購物中心的客流量，規定下屬店家「只要連續兩個月在顧客票選中得到最後一名，就必須撤店」。日式饅頭店業績不佳，店主向晴美「深深地鞠躬，他頭上稀疏的頭髮緊貼著頭皮」，因為一旦撤店就意味著他的破產。但晴美沒有絲毫人情味地對大廈警衛說：「他是外人，麻煩你請他離開」。
在沒有奇幻色彩的日常世界中，武藤晴美所代表的老闆們，和敦也、翔太等社會邊緣的年輕人，是毫無共情的。如果說他們有什麼聯繫，那只能是：作為強者的老闆會製造一個殘酷的淘汰制度，在弱者之間形成競爭，從而獲利。晴美用這種方式不斷賺錢，這種賺錢的方式也不斷地生產著敦也、翔太和幸平這種失業者。但通過一個具有奇幻色彩的解憂雜貨店，他們的命運才出現本質性的聯繫：原來他們都曾是丸光園的孤兒，他們都曾在底層掙扎過，他們跨越時空用書信抱團取暖。
如果沒有這個奇幻的雜貨店，現實永遠是慘白的——敦也、翔太等人在一個不利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只能用「闖空門」這種方式和武藤晴美們尖銳對立。而武藤晴美們也不會意識到，他們的成功是建立在所有失落者之上的。這些失落者不單單包含日式饅頭店的老闆、敦也這些失業的年輕人，還包含因為家裡欠債，舉家跑路最終淪為孤兒的藤川博（即電影中的林浩博），以及由於1980年日本抵制莫斯科奧運會而未能參賽的靜子。在原著小說中，藤川博成為一個雕刻師，他童年在孤兒院雕刻了一隻木雕小狗送給晴美，成為鼓勵她創辦「汪汪株式會社」的力量之一；而運動員靜子也曾向雜貨店諮商，正是她告訴了晴美解憂雜貨店的事。
電影《解憂雜貨店》劇照
也只有在這個故事深度上，我們才知道武藤晴美或張晴美的成功故事不單單是一部「爽文」，她的富裕不單單是因為她運氣極好，有幸通過穿越時空的通信知道未來的股市樓市；這更不單單是一部「勵志劇」，好像因為她努力學習經濟學知識，就能獲得「成功」。原著想要告訴我們：是所有失落者的失敗條件累積起來，才成就了「成功者」；正如是松岡克郎（電影中的秦朗）之火場犧牲成就了水原芹（電影中的張維維）的「重生」。
原來東野圭吾的幾個故事之間是有互文呼應的。如《紅樓夢》一般，正是在這種「參互成文，含而見文」的映照之下，故事的內涵才能充分展現出來。遺憾的是，在電影的有限闡釋能力當中，強者晴美們和弱者敦也們的互相生成和尖銳對立的關係被簡化為英雄式的壯志豪情和雞湯式的勵志故事。而這個神話般的解憂雜貨店，在兩極階層之間建立的共情與和解，也就無處落實其現實意義了。
在小說末尾，被捆綁在家中的武藤晴美兀自反思——
眼前到底是怎麼回事？為甚麼會遇到這種事？自己做了甚麼壞事嗎？自己只是腳踏實地地努力向前，完全沒有理由遭受這樣的懲罰。就在這時，她突然想起帶頭那個男人說的話：「甚麼向來是弱者的朋友，一旦發現無法賺錢，就會毫不留情地一腳踢開。」她不認為自己是這種人，自己甚麼時候做過這種事？但是，日式饅頭店老闆哭喪著臉的表情浮現在她的腦海。
東野圭吾筆下的晴美這時才領悟到，原來自己並不是「腳踏實地地努力向前，完全沒有理由遭受這樣的懲罰」。她遭遇的懲罰，是她的成功道路所帶來的必然結果。於是她決定和解：「那就來救一下慄子小饅頭吧」。
電影《解憂雜貨店》劇照
而這時小說進入真正的尾聲：老爺爺回復他們那張空白信紙，建議三位年輕人「不妨換一個角度思考，正因為是白紙，所以可以畫任何地圖，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你很自由，充滿了無限可能。這是很棒的事。我衷心祈禱你可以相信自己，無悔地燃燒自己的人生。」 這裡的意思當然不是告訴他們要像張晴美一樣努力讀書經商，「腳踏實地地努力向前」——像電影改編者那樣認為勵志能夠解決一切困難。東野圭吾是在說，面對所謂強者和弱者的生成與對立，只有弱者們不屈的現實行動才是改造社會的歷史性力量。站在這個基點上，三位年輕人準備原諒晴美，乃至自首。
強者和弱者這才達成了徹底的和解與共情，讀者該鬆一口氣了。然而合上書之後，人們不得不脊背發涼：原來這種和解和共情，全都要依賴一個超自然的且在現實中不存在的「解憂雜貨店」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