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1917—2012）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享譽國際、備受推崇的近現代史大師。
今天的講演是關於一個全新的主題的。我們已經非常熟悉「集體認同」、「認同群體」、「認同政治」或類似的「種族劃分」等詞,以至於很難想起這些詞最近是如何成為政治學話語中的流行詞彙或術語的。例如,如果你去查閱國際《社會科學百科全書》——這本書１９６８年出版,也就是說是６０年代的著作——你將發現,在「認同」詞條下,除了一個關於心理學認同的解釋外,還有一個一般性的解釋是「投票人」的認同。而前一種解釋是埃裡克·埃裡克遜使用的,主要用來描述在青少年中出現的企圖發現自己究竟是什麼的所謂的「認同危機」。就族性這個詞而言,在７０年代早期出版的《牛津英語辭典》中,只是一個很少使用的,表示「異教和異教迷信」的詞,而且這個詞來自１８世紀的文獻。 簡而言之,我們面對的是在６０年代才真正開始使用的詞彙和概念。這些詞的出現在美國是極容易流傳開來的,部分原因在於美國總是對調控社會和心理的溫度、血壓和其他症狀饒有興趣,而主要原因在於,從美國成為一個由來自歐洲大陸各部分的移民組成的國家起,認同政治中最流行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即族性就已經是美國政治的焦點了。大致來說,族性的新意思最早出現在１９６３年出版的格蘭澤和莫尼漢的《超越熔爐》一書中,而且在１９７２年變成了米歇爾·諾瓦克的《無法融合的種族的形成》一書中提出的富有戰鬥性的方案。不消說,第一本書是一位猶太教授和一位愛爾蘭人（現在是紐約州的民主黨的資深議員）的著作;第二本書是一位有斯洛伐克血統的天主教徒寫的。現在,我們無須對所有這一切為什麼會發生在６０年代進行過多追究,但是讓我提醒你——至少是在開風氣之先的美國——近１０年也出現了兩種形式的認同政治:現代婦女運動（即後女權主義）和同性戀運動。 我並不是說在６０年代以前沒有人提出過自己的公共身份問題。在某些不確定的情形下,他們確實會問這個問題。例如,在法國洛林工業區,在一個世紀內官方語言和國籍就更換了５次,而且農村生活轉變成了工業化的、半城市的生活,而工業區的邊界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內改變了７次。難怪那兒的人們會說,「柏林人知道他們是柏林人,巴黎人知道他們是巴黎人,但是我們是誰？」或者我們可以引證另外一種說法,「我來自洛林,我的文化是德國文化,我的國籍是法國國籍,而我用我們地方方言進行思考。」實際上,當人們無法獲得他們生來就有的多重的複雜身份時,上述的那些東西只會導致真正的認同問題。或者,當他們「與過去並與所有共同的文化習俗」相分離時,情況就更是如此。然而,直到６０年代,這些認同的不確定問題才被限定在特定的政治範圍內。但是它們還沒有成為中心問題。 ６０年代以來,認同問題似乎越來越成為中心問題。為什麼呢？毫無疑問,在不同國家的政治和制度中——例如美國的憲法規定的特定程序中,存在各不相同的特定原因。例如,５０年代公民權的評判首先應用於黑人,然後擴大到婦女,這為其他的認同群體提供了一種模式。特別是在那些黨派為投票而競爭的國家裡,我們或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即把自己融入到某一認同群體中可能會帶來具體的政治利益:如積極的認同有利於該團體的成員,他們可以得到工作配額等好處。在美國就是這種情況,但這種現象不僅僅出現在那兒。例如,在印度,政府承擔著建立社會公平的責任,為了確保低等階層或土著部落群體獲得額外的工作機會,把你自己歸入到那樣的群體中實際上是有利於你的。 但是,在我看來,認同政治的出現是人類社會在這個世紀的第三個２５年內出現的極其迅速、深刻的變動和轉型的結果,而這恰恰是我在《短暫的二十世紀》這部歷史著作的第二部分《極端的年代》中試圖去描述和理解的。這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觀點。例如,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在１９７５年就指出,「傳統權威結構和以前有效的社會單位——歷史上是國家和階級——的瓦解……使得族性依附更加突出。」 實際上,我們知道,作為這些變遷的結果,民族國家和以階級為基礎的老式政黨及運動都曾經受到削弱。不僅僅如此,我們已經經受了——也正在經歷著——一場巨大的「文化革命」,這是一次「傳統社會規範、組織和價值觀的驚人解體,它使得發達世界那麼多人成了孤兒,喪失了親人」。如果我可以繼續引用我自己的著作的話,「『社群』這個詞在任何時候的使用都沒有這幾十年內的使用那樣泛濫、空洞,在這幾十年中,社會學意義上的社群在現實生活中難覓蹤跡。」在這樣一個所有事情都在變幻不定,沒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世界裡,男人和女人肯定而且永遠在尋找他們的歸屬。而且他們在一個認同群體內會發現這一點。因此,這是一個奇怪的悖論,聰明的加勒比人奧爾蘭多•帕特遜（順便說一下他也是哈佛大學社會學家）已經發現了它:人們選擇歸屬於某一個認同群體,但是「這是一種由強烈的信念支撐的選擇,即人們相信個人除了歸屬於那個特定的群體之外別無選擇」。這個選擇有時候可以得到證實。在美國,聲稱自己是「美洲印第安人」或「本土美國人」的人的數量在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９０年間幾乎翻了３倍,從大約５０萬增加到約２００萬,這種變化遠遠超出了標準人口學能夠解釋的範圍;順便說一下,由於７０%的「本土美國人」與外族人通婚,使難以確切地指出在族性上誰是「本土美國人」。 那麼,我們怎樣理解這種集體「認同」,這種歸屬於一個初級群體的感情,它的基礎又是什麼？我希望諸位注意以下四點。 首先,集體認同是從消極意義上界定的,也就是從與其他人對立的角度來定義的。「我們」之所以認為我們自己是「我們」,是因為我們與「他們」不同。如果不存在與我們相區別的「他們」,我們就不必稱「我們」是我們自己。沒有外人就不存在內部人。換句話說,集體認同不是以他們的成員所擁有的共同點為基礎的——他們除了都不是「其他人」之外,可能只有非常少的共同點。我們難以把貝爾法斯特的統一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把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波赫穆斯林區別開來,因為他們說相同的語言、有相同的生活方式,看問題及行為方式相同。但是他們堅持一種使他們區分開來的東西,這種東西恰好就是宗教。相反,是什麼原因使得由各派穆斯林教徒、羅馬和希臘的天主教徒、希臘的正教徒以及其他各種人混雜而成的巴勒斯坦人團結在一起呢？他們在不同的情況下也會相互衝突。其中的原因很簡單,他們不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政策不斷地提醒他們這一點。 當然,有一些集體的形成是以客觀特徵為基礎的,他們的成員有一些共同點,如生理性別或像膚色這樣在政治上有些敏感的身體特徵等。然而,大多數的集體認同更像人們穿的襯衣,而不像皮膚,也就是說,至少從理論上講,他們是可以選擇的,而不是不可避免的。儘管流行的時尚控制著我們的身體,但是穿上另外一件襯衫要比換上另外一隻胳膊容易得多。大多數的認同團體不是以客觀的身體相似性或差異性為基礎的,儘管他們都樂意聲稱他們是「天生的」而不是社會造就的。當然,所有的族性團體確實都是這樣。 第二,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現實生活中,認同就像人們的外衣一樣是可以互換的或者是可以疊加的,而不是惟一的,而且就像衣服一樣是貼著身體的。正因為如此,就像每一個民意測驗專家所知道的,沒有人會只有一種身份。只能通過人類的許多綜合的特徵才能夠描述清楚人類,否則,即使是為了官僚式管理的目的,也無法加以描述。但是,認同政治假定,在我們所擁有的所有身份中,只有一種決定了或者至少主導著我們的政治。如果你是一位女權主義者,那你就是一名婦女;如果你是一位安特裡姆工聯主義者,那你就是一名新教徒;如果你是一位加泰隆民族主義者,那你就是一名加泰隆人;如果你是同性戀運動的成員,那你就是一名同性戀人。當然,你必須排除其他身份,因為它們與「真實的」你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因此,像大衛·塞波這樣一位頑固的理論家和露骨的斥責者堅決要求「在英國的猶太人」「停止偽裝為英國人」,而且要認識到他們「真正的」身份是猶太人。這既是危險的也是荒唐的。除非一個外部權威告訴你你不可能是二者,或者在客觀上成為二者是不可能的,否則,就不存在真正的不可調和性。如果我想在世界範圍同時成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一名虔誠的猶太教徒和一名虔誠的佛教徒,那麼,我為什麼不能做到這點呢？在客觀上惟一阻止我的理由就是各種宗教權威可能會告訴我,我不能把它們混合在一起,或者由於宗教儀式在時間安排上的衝突,完成所有的儀式是不可能的。 通常人們不會遇到混合身份的問題,當然這是一般政治區別於作為分支的認同政治的基礎。通常人們也不會自找麻煩地在不同身份之間作出選擇,這要麼是因為沒有人問起他們,要麼是因為這樣做太麻煩。當美國人被要求說出他們的種族起源時,５４%的人拒絕回答或者不能給出答案。簡而言之,排斥性的認同政治不會自然而然地走向人民。它更可能是從外部強加給他們的——就像在一起生活、一起被社會化並相互通婚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埃西亞人和波赫穆斯林居民被強制,或者以其他的不太殘忍的方式分離開來一樣。 我要說的第三點是,即使假定你像米歇爾·波特羅選擇了做英國人而不是做西班牙人那樣,從眾多的自我中選擇一個,認同或者認同的表達形式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如果不止一次地需要認同發生改變的話,那它們就會不停地變化而且能夠做到這點。例如,所有成員或大部分成員恰好都是黑人或猶太人的非種族集團就可能有意識地轉變成種族集團。馬丁·路德·金領導下的南部基督教新教浸禮會的情況就是這樣。相反的情況也是可能存在的,如,官方的愛爾蘭共和軍使自己從芬尼亞民族主義者轉變成一個階級組織,它現在是工人黨,而且是愛爾蘭共和國政府聯盟的一部分。 關於認同,我要說的第四點也是最後一點就是,認同取決於可能會發生改變的環境。我們都能回憶起２０年代在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裡出現的交費的、手持卡片的同性戀團體的成員,在１９２９年的大蕭條和希特勒上臺後,他們就從同性戀轉變為雙性戀,這是他們喜歡的說法。事實表明,同性戀由公開轉變為私人領域的行為。或者,你還可以想想德國古典學者、天主教徒帕特（Ｐａｔｅｒ）的情況,他是倫敦的一名古典文學教授。在希特勒上臺後,突然發現他不得不移民,因為按照納粹的標準,他實際上是猶太人——直到那時,他才知道這個事實。以前他有自己的明確身份,而現在他不得不為自己另找一個身份。 所有的這一切與左翼有何關係？認同團體對左翼來說當然不是最重要的。從根本上講,美國、法國革命以及社會主義鼓舞的左翼大眾社會政治運動實際上是聯盟或團體聯盟,但是,他們聯合在一起並不是因為某個集團的特殊目的,而是因為偉大的全球事業而聯合起來,每一個集團都認為他們各自的特殊目的——民主、共和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等能通過這項事業實現。我們的工黨在它輝煌的時候,既是一個階級政黨,在其他方面也是一個由少數民族和大不列顛大陸的移民社群構成的黨。因為它是一個主張平等和社會正義的黨,所以,它贏得了這一切。 我們不要誤以為工黨的主張在本質上是以階級為基礎的。在任何地方,從本質上講,勞工的政治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從來都不拘泥於嚴格的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可能在英國是一個例外,這裡說的運動不會發展成範圍廣大的運動,因為在１９世紀８０至９０年代,勞工大眾和社會主義黨就像春天裡的藍鈴花一樣突然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而在大多數國家,產業工人階級力量微弱,他們中的許多人無論從哪方面說,都處在社會主義工人組織之外。記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丹麥、瑞典和芬蘭這些還沒有工業化的國家中,社會民主黨人獲票率佔選民的３０-４７%之間,德國也是這個水平（在我們國家,工黨獲得的最高的投票率是在１９１５,為４８%）。進一步說,主張工人是運動中心的社會主義並不追求局部利益的運動。工會追求的是工資收入者的局部利益,但是勞工、社會主義政黨以及與他們有聯繫的工會的團結關係之所以從來沒有出現過問題,完全在於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比工會運動的目的更廣泛。社會主義者不僅僅認為大多數的人民是「體力和腦力工人」,而且認為,工人是改變社會的必須的歷史主人。因此,無論你是誰,如果你期望未來,你就必須緊隨工人運動的步伐。 相反,當勞工運動的範圍縮減到只是一個壓力集團或局部產業工人運動時,就像英國７０年代的情況那樣,它就失去了成為動員全體人民的潛在中心和未來的全部希望的能力。富有戰鬥性的「經濟主義的」工聯主義敵視不直接支持它的人民,從而為柴契爾式的保守主義提供了最有說服力的論點,而且為傳統的「單一民族」保守黨轉變成一種能夠發動階級鬥爭的力量提供了論據。更重要的是,這種無產階級的認同政治不僅把工人階級排除在外,而且通過挑動工人團體之間的相互鬥爭分裂了工人階級。因此,認同政治究竟和左翼有何關係呢？我可以堅定地說這無須重申。左翼的政治事業是普世主義的:它是為全人類利益而奮鬥的。然而我們要說明一點,它不是為了股東或黑人的自由,而是為每一個人的自由。它不是為了加裡克俱樂部（加裡克是英國著名演員,以演莎劇《查理三世》聞名——譯者注）的全體成員或殘疾人的平等,而是為所有人的平等。它不只是為了老伊頓人或同性戀者的友愛,而是為所有人的博愛。而認同政治基本上不是為每一個人而只是為某個具體集團的成員服務的。這在種族或民族主義者運動中是十分明顯的。無論我們同情它與否,那些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者的猶太民族主義關心的只有猶太人,把其他人置於一邊,甚至轟炸對方。所有的民族主義都是這樣。民族主義者宣稱他們是為每一個人的自決權而奮鬥的,這完全是騙人的。 這就是左翼為什麼不能將認同政治作為自己的基礎的原因。它要有一個更廣大的目標。對左翼來說,愛爾蘭是它為之戰鬥過的、但是是惟一在歷史上曾受剝削、受壓迫並被犧牲的人類的一部分。對愛爾蘭共和軍這樣的民族主義來說,在某些情況下,左翼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惟一一個為他們的目標而奮鬥的可能的同盟。在其他情況下,正如共和軍的一些領導人在二戰期間所做的,它為了獲得希特勒的支持願意贊成希特勒。而且這可以運用到以認同政治為自己基礎的每一個集團,種族和其他集團也不例外。 當然,現在左翼的更大目標確實意味著至少在一定時間內要支持許多認同團體,同時他們也需要左翼。的確,有些聯盟是那麼守舊、那麼封閉,以至於當他們解散時左翼會感到吃驚,就像人們對過完了一輩子之後婚姻才破裂而感到驚奇一樣。在美國,「種族」——也就是貧窮的大批移民群體及其後代——幾乎自動地不再投票贊成民主黨這一點似乎違背了他們自己的規律。一個作為共和黨人的美國黑人甚至可以考慮做美國的總統候選人（我想起了科林·鮑威爾）,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然而,愛爾蘭、義大利、猶太人和美國黑人對民主黨的共同興趣並不是源於他們特殊的種族,儘管現實的政治家們注意到了這些。使他們聯合起來的是對平等和社會正義的渴望以及確信能夠獲得這兩方面的綱領。 然而,這正是左翼中那麼多人忘記了的東西,他們一頭栽進認同政治的深水中去了。７０年代以來,將左翼看成實質上是少數派團體以及各種利益的聯盟成了一種趨勢,一種不斷上升的趨勢。這裡的少數派團體和各種利益包括種族的、性別的、性或其他文化傾向和生活方式的,甚至包括像從事又髒又累的體力勞動的老年產業工人這樣的經濟上的少數派。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危險的,尤其因為贏得多數派的支持與把少數派加在一起不是一回事。 首先,讓我重申一下,認同團體是圍繞他們自己,為自己的目的而建立的,而不是為其他任何人的利益組成的。這樣的團體結成的同盟不是靠一致的目標和價值,因此只有臨時的團結和統一,就像在戰爭中為了對付共同的敵人而暫時結盟的國家一樣。當困難過去,他們就會分裂開來。作為認同團體,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會全心全意地加入左翼,只會在對自己有利的時候去爭取對方的支持。我們將婦女的解放運動看作是與左翼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一項事業,事實確實如此,從社會主義運動一開始,甚至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情況就一直是這樣的。然而,在歷史上１９１４年之前的英國女權運動是三個黨派參加的運動,而且,正如我們知道的,第一位女議員實際上是保守黨人。 第二,不管它們如何修飾,在它們獲得強制和法律權力之前,實際上的認同政治運動及組織動員的只是少數派。民族感情可能是普遍的,但是就我所知,到目前為止,民主國家的分離民族主義者從來沒有得到它的選區大多數選民的支持（雖然去年秋天魁北克分離運動接近了這點,但是當時他們的民族主義者小心謹慎,實際上並不去明確要求完全的獨立）。我不是說,這種分離不可能或不會發生——只是到目前為止,通過分裂而獲得民族獨立的最保險的方式還不是要求人們投票表決,只有等到通過其他方式首先完成了獨立時才能那麼做。 順便說一下,那樣做造成了兩個反對認同政治的實際理由。如果沒有這種外部的強迫或壓力,在正常情況下,幾乎無法動員一個少數人團體———即使它是目標團體。所以,企圖通過成立獨立的婦女政黨以動員婦女投票並不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另一個原因就是,強迫人們採取一種而且是惟一的一種認同會使他們彼此分離開來。因此它也就使這些少數人團體相互隔離開來。 因此,為滿足少數派壓力團體的特殊要求（甚至還不一定是他們的選民的要求）而發動一場普遍性的運動就是自找麻煩。在美國,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事情了。現在在那裡,反對對特定的少數人有利的積極認同以及過度的文化多元主義的呼聲非常強大,但是,問題也就出在這裡。 今天,右翼和左翼都陷入認同政治之中。不幸的是,由於啟蒙運動偉大的普世主義口號（在本質上是左翼的口號）的衰退,使得沒有任何清晰的方法可以跨越局部利益的邊界達成共同利益。因此,蛻變成一個純粹的由少數人團體組成的聯盟的危險對左翼來說通常比較大。在所謂的「新社會運動」中只有生態主義運動是可以覆蓋所有這些局部利益要求的。可它的政治號召力是有限的而且可能不會有什麼發展。 然而,有一種形式的認同政治實際上是覆蓋廣泛的,因為它是以一種共同要求為基礎的,至少在單一國家的範圍內是如此,這種形式就是公民民族主義。從全球範圍內看,這有可能是與普遍的要求相違背的,但從民族國家（我們多數人還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而且可能會繼續生活下去）的角度看,它提供了一種共同的認同或者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話說,「一個想像中的社群」對被想像對象來說也是真實的。右翼,尤其是執政的右翼總是宣稱要壟斷這個,而且通常還能夠控制它。甚至柴契爾主義這個「單一國家保守主義」的掘墓人也做到了。就連它的繼承者,神情恍惚的、垂死的梅傑政府都希望通過譴責它的對手不愛國來避免選舉的失敗。 那麼,為什麼對左翼來說（當然是指英語國家的左翼而言）將自己看作是整個國家的代表是如此的困難呢？（當然,我所說的國家是作為全體人民共同體的國家,而不是作為一個種族實體的國家。）他們發現即使是試一試也是如此的困難,為什麼呢？畢竟,當法國１７８９年國民議會中的第三等級作為一個階級或者一個階級聯盟,決定宣布自己為「國家」以對抗少數人組成統治階級時,歐洲左翼就開始出現了,這也建立了一個政治「國家」的概念。畢竟,甚至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也預見了這樣的變革。實際上,有一個人看得更遠。他就是美國左翼最優秀的評論家之一託德·吉特林,他在自己的新著《共同夢想之光》中形象地寫道:「如果一個左翼不代表全體人民的聲音,哪怕僅僅是最低程度上,那左翼該是什麼？……如果沒有人民（ｐｅｏｐｌｅ）,只有種族（ｐｅｏｐｌｅｓ）,那就沒有左翼。」 有很多次,左翼不僅希望成為這個國家的代表,而且,作為國家利益的代表的身份已經得到了承認,即使是那些不支持他們的主張的人也默許了這點。例如,在美國,從３０年代起,羅斯福派的民主黨就在政治上獲得了霸權,而斯堪地那維亞國家也是如此。從更一般的意義上講,在二戰結束時,幾乎歐洲所有國家的左翼實際上都代表了國家（ｎａｔｉｏｎ）,因為它們代表了對希特勒及其同盟的抵制和勝利。所以,愛國主義和社會變革的明顯聯姻在１９４５年後主導了歐洲政壇。英國也不例外,１９４５年就是一次有利於工黨的公民投票,與「一個民族」的代表保守黨相比,當時的工黨代表著整個國家,儘管前者的領袖是當時政治舞臺上最有魅力的、領導英國取得戰爭勝利的人。這也為我國隨後的３５年歷史設定了方向。在離現在更近的時候,密特朗,這位在本意上並不支持左翼的政治家,選擇了社會黨的領袖位置作為自己發揮領導才能的最佳舞臺。 有人可能認為今天不同於以往。因為英國左翼可以宣稱代表英國的利益——也就是說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反對一個失去信任的、老朽的、毫無作用的政府。然而,即使在大選前,那些希望領導大不列顛聯合王國新一屆政府的人的辭藻中,像「國家」、「大不列顛」、「民族」、「愛國主義」甚至是「人民」這樣的詞都很難聽到！ 有人提出,與１９４５年和１９６４年的情況不同,這是因為「政治家及公眾除了對政府做許多事情的能力沒有信心外,對任何事情都有信心」。如果這就是工黨低調談論國家的原因,那該是多麼地荒唐呀！首先,如果公民真的認為政府不能做許多事情的話,那他們為什麼還要自找麻煩地去投贊成或反對的一票呢？第二,政府,也就是說代表公眾利益的國家管理者,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仍將如此。即使是那些夢想著以普遍完全的市場來替代政府的瘋狂的右翼空想家也需要政府來建立他們的烏託邦,或者混亂邦（ｄｙｓｔｏｐｉａ）。而且即使他們勝利了,正如在前社會主義世界裡那樣,市場造成的社會對抗也會使那些希望國家重新承擔起社會責任的人回到政治舞臺上。在１９９５年,東德人興高採烈地放棄舊國家之後的第五個年頭,一項調查表明,２／３的東德人認為原民主德國的生活及環境並不像今天德國媒介「反面描述和報導」的那樣壞。而７０%的人認為,「社會主義的理想是好的,但我們的政治家無能。」而且,無可辯駁的是,在過去的１７年裡執政的各屆政府相信政府有巨大的權力,它們憑藉這些權力把我們國家決定性地推向了深淵,而且即使在行將倒臺的時候,還不放棄,同時還欺騙我們,說什麼一個政府所做的不能被另一個政府推翻。國家不會消失,它不過是政府利用的工具。 政府不只是選舉獲勝以及重新當選。它是一個過程,在民主政治中,它意味著變換著各種形式的無窮無盡的謊言。選舉變成了財政謊言的競爭。不幸的是,與記者一樣目光短淺的政治家發現,要想把政治看作是永久的競選季節很難。然而,現實中不只是這些。在政府所作所為的背後還有更深層的東西。還有國家的未來。還有全體人民的希望和憂慮。這裡的人民不只是「社群」——它不過是個意識形態的託詞,或者掙錢的和花錢的（政治上的術語是「納稅人」）的總和,還是英國人民這樣一個集體。這個集體的成員會為世界盃上的任何英國球隊的獲勝而歡呼雀躍。因為,隨著科學的衰落,英國衰落的症狀至少不會表現為英國運動隊的衰落。 這曾經是柴契爾夫人的力量所在,她認識到政治的這種維度。她認為自己領導著這樣的一個民族,「他們認為我們再也做不到我們曾經做過的偉大的事情」——用她的話說——「那些人認為我們的衰弱是不可逆轉的,認為我們再也不會回到我們的過去」。即使她意識到需要給那些迷惑的和失去銳氣的人民提供希望和行動,她也沒有像其他政治家那樣去做。也許,她提供了一種虛假的希望,當然還有一種錯誤的行動,但這足以讓她掃除黨內外的反對派,改變這個國家並且最大程度上破壞它。她的計劃的失敗現在看來是明顯的。作為一個國家,我們的衰退還沒有被阻止。作為一個民族,我們現在比１９７９年時遇到的麻煩更大,士氣喪失得更厲害,而且我們都知道這一點。那些只是建立了後保守黨政府的人自己也被失敗和挫折嚇倒了,失去鬥爭的士氣,除了許諾不增加稅收外無法提出任何新鮮玩意。憑藉同樣的方式我們也可以贏得下一次大選,而且我希望我們能夠取得勝利,儘管保守黨競選的工具不再是稅收,而是英國工聯主義、英國民族主義、排外主義以及英國的米字國旗。這樣做的目的是削弱我們的支持基礎。那些已經投了我們的票的人真的認為我們將會有很大的作為嗎？而且如果他們投票給我們的時候,只是聳聳肩膀,沒有什麼想法,我們該怎麼辦呢？我們已經力盡艱辛創立了新工黨。那麼為了恢復和改革英國,我們也要付出同樣的努力嗎？我們還有時間來回答這些問題。
本文選自《新左派評論》（1996年5、6月號第217卷），譯者周紅雲，在此致謝。該選文只做推薦作者相關研究的書目參考，不得用於商業用途，版權歸原出版機構所有。特別推薦購買此刊仔細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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