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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瞳下個月大學畢業。她找了份實習，第一次出差，坐在上海麗思卡爾頓酒店高層眺望黃埔江畔。某部科幻片裡，這風景是令人信服的未來世界。
艾瞳的未來陽光燦爛。她的畢業證書將印上全國人民耳熟能詳的校名，她穿得體的套裝，等著拍攝自己最愛的男演員——爭取了好久才拿到這個機會。
採訪約定在十一點半開始，艾瞳看看表，差五分鐘。她還沒發現套裝背後的蝴蝶結系得歪了。她一路走到商務中心，以為門口會堆滿記者和影迷。
結果只有她自己。服務員端著吃剩的蛋糕路過問：「你是採訪那個印度電影嗎？他們在浦西那家麗思卡爾頓，早上就有人走錯這裡。這裡是浦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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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爾·汗坐在浦西麗思卡爾頓的商務中心，吩咐助理再倒杯茶，好應付下一輪記者。他為下一部影片的摔角手角色已經增肌數十斤，正好陷進沙發裡。
阿米爾從大學退學時是和艾瞳一樣的年紀。他覺得「既然已經知道未來一生最想做的事，為什麼還要在學校浪費時間？」於是跑去演了表兄曼蘇爾·汗的電影《冷暖人間》，從此踏入寶萊塢，順風順水攬下無數獎項。
2009年，他主演《三個傻瓜》（又名：《三傻大鬧寶萊塢》）創出印度電影最高票房。2013年，他的《幻影車神3》再度刷新紀錄。2014年，他演一個外星人，雙耳奇大，每次逃跑時都不知道擺臂。這次，印度電影史上最高票房紀錄被提高到了33億盧比（約合3.2億人民幣元）。
電影名字叫《PK》（中譯名：《我的個神啊》），第一個鏡頭是巨大飛船降落在印度拉賈斯坦邦的沙漠之上。中文版首映前一周，阿米爾第一次降落在中國上海，密集的宣傳行程讓他來不及閒逛形似科幻片的城市。發布會接著點映，然後是影迷見面會，還有一場接一場永遠答不完的專訪。
這天上午，專訪的記者又拖了時間。本應十一點半結束的這組沒問完，而門外另有三組還在等。阿米爾灌下這杯茶，更深一點地把自己塞進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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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浦東往浦西飛馳的計程車上，艾瞳放起《三個傻瓜》的插曲：Aal Izz Well。
這部她最愛的電影講述了印度理工學院的三個學生挑戰權威、奔向自由的故事。他們本來和千萬印度人一樣，從初中起就為大學招生考試而複習，最終成為十萬報名者中被錄取的幸運三百人，可以期待某天拿到全國最好的文憑、當上工程師光宗耀祖。
入學後，校長昂揚訓話：「人生是一場賽跑，不跑快點就失敗了。連你出生時都要和3億個精子賽跑」。學生們狂背「機械」的定義以通過考試，卻沒人真的喜歡學習——反正從小到大都這樣，做題的目的就是考上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學，然後領到更多的題繼續做。
終於，男主角蘭徹跳下既定跑道。他唱起Aal Izz Well（印度風味口音的「All is Well」），做的每一件事都聽從自己的心，被規勸被誤會被打擊，結果呢？像所有勵志片一樣：平安無事。
蘭徹覺得人只要跟自己賽跑。如果想做園丁，就種出最好看的花。如果喜歡當老師，就用心教學生。「只要追求卓越，成功自會不期而至。」在Aal Izz Well的載歌載舞裡，他的朋友法罕當上了野生動物攝影師，拉朱成為工程師，而蘭徹隱居在藍色鹽湖邊的鄉村小學，總是說：有兩個傻瓜會來看我。
計程車在麗思卡爾頓門前剎車，窗口還冒著印度歌曲的旋律。沒有門童搶先打開車門，艾瞳一手攬著三腳架、另一手拎兩隻相機包，自己費勁鑽出來。與她搭檔的文字記者早已丟下她衝進了電梯口。
當艾瞳最終抵達正確地點時，工作人員的催促聽起來像祝賀：「怎麼才來？你們組還有三分鐘就開始了，快準備。」艾瞳聽話推開門，幾個沙發背對她擺放。其中一人端著茶杯回過頭，是阿米爾，《三個傻瓜》裡的蘭徹。
他長得跟蘭徹完全一樣，當然了，可就連講道理時停頓半拍問對方是否明白的神情，都和電影裡那個大學生完全一樣。他今年五十歲，比起演《三個傻瓜》時每天只吃一根香蕉所保持的身材，已經胖得厲害。他滿身肌肉，即將出演摔角手，理應停止天真的注視。
艾瞳從取景框裡看著阿米爾，好像這事已經演出過無數次。他和所有網絡上能搜到的採訪視頻中一樣，穿著寬大的牛仔褲、舊T恤，繼續天真地講道理。
他認為印度人民應該並且能夠團結起來，戰勝性別歧視，改變殘害天性的教育制度，發展公共醫療，總有一天過上幸福的生活。他相信電影可以把人變得更好。
阿米爾說自己喜歡講故事。他主演了四十多部電影，劇情大多與印度社會問題相關，從《大地》的印巴衝突、《芭薩提的顏色》的政府壓迫與對抗，再到《三個傻瓜》批評教育制度、新片《我的個神啊》反思宗教信仰。
「我不是刻意要傳達什麼社會信息，」阿米爾想了半天，對艾瞳的記者搭檔解釋：「但我慢慢發現，在我當演員、挑選劇本時，總是會被那種電影吸引。那種不光好玩，還有點什麼意義的電影。我當然知道娛樂性非常重要。觀眾買票來看我的電影，就是為了找點樂子。如果是想聽課，他們就直接去社會學課堂了。可是，如果能在逗樂之外，再表達些什麼，那不是更好嗎？」
於是，阿米爾第一次做監製，《自殺現場直播》（Peepli Live）反映種姓制度下的生存難題；第一次做製片，《印度往事》的背景設定在反殖民戰爭；第一次做導演，《地球上的星星》有一半篇幅是閱讀障礙症男孩平常生活的流水帳。
在所有這些故事的主角中，他說自己最喜歡演的就是《地球上的星星》和《三個傻瓜》蘭徹那樣的老師。他們尊重學生的天性，會費心問一問愛好與夢想，而不是逼學生為了分數賽跑。
「那麼……你覺得蘭徹的缺點是什麼？」
這是艾瞳拜託記者搭檔提的問題。她太想知道答案。
「蘭徹的缺點？」阿米爾低頭開始想。坐在他左右的《三個傻瓜》、《我的個神啊》導演與製片也同樣困惑。
「我覺得蘭徹沒有缺點。我想不出人們會討厭蘭徹的任何理由。」 最後阿米爾這樣回答。
理由可太多了，艾瞳想。別人會說蘭徹十分天真，而這部電影過分渲染浪漫理想，連結局都專為主角打開光環。人們還可能說蘭徹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畢竟，聽從本心或者遵守規則，有哪種價值觀是絕對優於另一種的嗎？不是所有人都有必要像電影主人公一樣把青年夢想貫徹到底。
「你好像有話要說。」導演笑著問。
「如果沒有遇見蘭徹，那些學生們按照社會和父母的要求，好好學習，將來找個好工作，或許也會很幸福的。」
阿米爾哈哈大笑，點頭表示同意。艾瞳立刻一連串按下快門，一路走來的岔口從頭閃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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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瞳是先開始拉小提琴，才學會一加一等於二的。她喜歡練琴，也喜歡畫畫和拍照，那時沒什麼人逼她。她每天被維瓦爾第的《四季》組曲鬧鐘叫醒，起床洗漱。
初一時艾瞳加入學校樂團，不願錯過任何一次排練。也是在那年她正式認識了中考、高考和大學錄取分數線。對於很多中學生來說，「好好學習」是這樣一條路：由痛苦的熬夜和令人焦慮的考試分數鋪成，但只要足夠努力，就有望讓周圍所有人都笑開花——老師、父母、來串門的親戚……
在單一價值觀的教育系統裡，考高分無疑是巨大的誘惑。青春期的孩子幾乎沒有別的路能獲得一致稱讚、讓討厭的同桌退縮，或者免於在春節期間被嘮叨淹沒。簡單來說，只要考上X大，就能無懈可擊地證明「成功」。
艾瞳和許多十八歲上下的考生一樣，想抓住機會、證明自己。那年全國933萬人參加高考，675萬獲得錄取。而位於北京市海澱區的X大隻收了不到四千人，艾瞳在名單上。
和《三個傻瓜》中印度理工學院相似，X大也在爭創國際一流院校、也是輕易構成戲劇張力的騙局。它明裡暗裡許諾了自由與快樂，卻回報以加強版的高三生活。綠化得體的校園中，固然有各類社團、演出活動，可不少學生依舊覺得每天都像賽跑——只不過評判的標準變成了學分績或論文發表記錄。大家從小習慣了當第一，一時很難改掉。社會生活處處布滿炭火的賽道，《三個傻瓜》中能繞開競爭壓力的蘭徹，只是個虛構角色。
每年畢業前夕，X大有三分之一的人選擇保研，三分之一出國，剩下的三分之一直接工作。還有六個名字，不會出現在畢業典禮——據傳X大每年只有六個自殺指標。萬一不小心超了呢？只好把跳晚了的家屬盡力安撫。關於他們的傳聞會在宿舍樓間繞上幾圈，隔天就蒸發不見。有人永遠懷念他們，卻沒憑據。賽跑繼續下去。
艾瞳再次獲得階段性勝利。她拿到暑期獎學金，飛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做科研。整個小鎮圍成這間大學，而導師是該領域最頂尖的學者。空氣清新的夏天，艾瞳結束一整天實驗室工作，散步回宿舍，突然聽見路口飄來有趣的旋律。
休閒裝的男男女女們抱著銅管、架起鼓，往樹下一站，奏響進行曲。艾瞳的人生裡也曾有不止一條岔路通向各異的可能：樂手、畫家、設計師……只不過後來她陰差陽錯成了科學家，站在蔭涼下，真心地鼓掌。她也在課餘時間參加X大交響樂團的排練，偶爾設計紀念畫冊和演出邀請函，但保研面試、申請出國或找工作都不會參考這一點。
於是，艾瞳和她的同學們總難免這樣：想的是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說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他們甚至沒法公開抱怨——畢竟曾經順從過教育制度並撈到輕鬆生活的好處，現在抱怨起來都很難理直氣壯。何況沒人知道如果當初拒絕「好好學習」，現在會不會更後悔。
艾瞳清楚她喜歡的電影不過是一部勵志片，《三個傻瓜》中的蘭徹必須夢想成真，而另外兩個傻瓜也一定能找到他。因為印度觀眾會認為任何長度短於三小時、敢以悲劇收場的電影都是在騙錢。
艾瞳只能錄下街頭樂團的整場演奏，存在相機裡。夏天結束後，她回到X大準備論文，眼看就要以四年未逃一節課的紀錄畢業，直到她聽說阿米爾·汗要來上海宣傳新電影。艾瞳背起相機、借來三腳架，等在完全錯誤的地點，卻還是見到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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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爾就是現實世界的蘭徹。在艾瞳看來，他說的和做的一致，做的和想的也一致。別人總是知易行難，對他來說卻好像完全沒有困難。十八歲時他喜歡電影，便退出大學，闖進寶萊塢。二十一歲時他愛上隔壁家的印度教女孩，可自己卻是個穆斯林，於是兩人一起私奔。
多年之後他製片的《印度往事》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他主演和導演的作品更是包攬國內大小電影節獎項。《三個傻瓜》上映六年來，印度電影票房紀錄只被他自己刷新了兩次。
這些頒獎典禮阿米爾卻幾乎沒參加過。他覺得大部分電影節評獎水分太大，於是只去印度電影觀眾獎（Filmfare Awards），還每每穿著牛仔褲和T恤衫，拒絕光鮮的女主持的邀舞請求：「不是所有寶萊塢演員都喜歡唱唱跳跳。」
當記者稱讚他的電影獲得票房成功時，他立刻反駁：「高票房的就一定是好電影嗎？我想我們都看過票房不高但很棒的電影。」
他的父親塔希爾·胡賽因正是那種從沒獲得過票房成功的電影人。阿米爾曾說童年的自己總在擔心家裡出不起下學期的學費，最多時一天接到三十個催債電話。父親祈禱兒子從事任何與電影無關的職業，在他最終退學從影時，失望至極。阿米爾卻說：「我並沒有停止學習。恰恰相反，我的學習從現在開始。」
當阿米爾自己也成為三個孩子的父親，他卻發現自己能影響到不止一個家庭。
看過《三個傻瓜》後，製片人喬普拉的女兒與他攤牌：她一直從事傳媒行業無非是為了滿足父親的期待，不過到此為止了，她一直喜歡的其實是舞蹈，她要去跳舞。
幾年過去了，在鄰國時髦都市的這家酒店裡，製片人講起女兒的決定，扶了扶墨鏡，露出虛弱的笑。他說她現在是快樂的。阿米爾於是扭過頭也向製片人笑。不演殺手的時候，他的眼神總像那個大學生。
「當我看到周圍人過得不如我好時，我覺得難受，我不能袖手旁觀，」阿米爾曾和製片人、導演討論過一個優秀的NGO應有的特質，「不光是想幫別人做些什麼的衝動，而且會覺得如果不能為別人做些什麼，自己的生命就不完整，心裡感到不舒服。所以我其實是為了自己才去幫助別人的。」
2011年，他製作、主持的電視節目《真相訪談》在印度全境以八種語言同時上映，每期紀錄一個社會問題：性別歧視（強姦女性、選擇女嬰墮胎、巨額嫁妝）、種姓制度、養老問題、教育不平等……三季《真相訪談》（www.satyamevjayate.in），不僅讓印度觀眾感慨投胎可以多不幸，更促成了真實的社會變化。
中央邦首席部長在看過關於通用藥品的節目後，決定在全邦的政府醫院免費提供非專利藥品（仿製藥），因為大量窮人根本無法負擔價格高昂的名牌藥品，而仿製藥的療效足夠挽救很多生命。
在女嬰墮胎現象曝光後，新生兒男女比例極不平衡（1000：890）的馬哈拉施特拉邦和拉賈斯坦邦採取行動，力圖減少醫生對產檢性別為女的健康嬰兒進行墮胎。兩年後，新生兒男女比例恢復至1000：960。
阿米爾為「每分每秒都在發生變化的印度」感到高興。他無法想像自己搬家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去，因為「印度是如此美麗」。
在最新上映的《我的個神啊》中，他再次嘗試表達，以外星人的視角觀看印度各個宗教信徒們的狂熱。影片裡，宗教極端勢力炸毀了火車站。現實中，印度自2007年至今已發生十餘起恐怖襲擊，傷亡慘重。
影片上映後，立刻遭到不少宗教人士的聲討。政府官員站出來呼籲禁播，憤怒的教徒打砸電影院、燒毀阿米爾的海報，並威脅他和製作團隊的家人。阿米爾曾經的跨宗教婚姻也被拿出來做反例——他和印度教的鄰家女孩並沒能走到最後。
可阿米爾認為自己並不是在否定宗教，而是要指責那些以宗教為名欺騙、操控、利用別人的人。他說自己喜歡外星人的角色，更喜歡講故事：「在社會中，只有溝通者、創造者、那些講故事的人，才能帶來動態的變革。醫生可以治好身體的病、律師為你打贏官司、政府發布一條法律，要求從上到下地貫徹。但是，只有詩人、作曲家、編劇、導演這些講故事的人，才能直接跟人們的內心溝通，從內部改變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哪怕只有一點點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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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瞳看著阿米爾熱切地講述自己怎樣融入角色、抹掉記憶、飾演外星人。每次導演喊開機，他就得裝作自己首次降落地球，一切都是新的，然後再變得越來越像個人類，學會撒謊、學會愛。
艾瞳和《三個傻瓜》裡的配角一樣，生活路徑因為認識蘭徹而拐彎。
她被提醒了自己所能派上的用場不止「好好學習」，她發現當傻瓜也可能平安無事。她查了新聞，聯合國報告將她的專業列為震後災區最緊缺的專業之一，她已經為救援隊編完一本中文手冊。即將到手的X大文憑也許正好能助她登上飛機。
她不確定這個決定能持續多久，也不知道它有沒有可能照進現實。一個預示鏈式核裂變反應開啟的點，獨立於每個中子的真實歸宿之外，釋放新故事。
艾瞳把阿米爾當成起點，新的賽跑沒有規則。那麼阿米爾的起點呢？
「小時候，我喜歡打網球。我打得很好，拿到馬哈拉施特拉邦冠軍，還進了青年隊。我媽媽知道我對打比賽有多激動。所以每次我比賽結束回家，都會看到她在門口等著我，問我贏了還是輸了。我當然經常贏，每當這時她都會很開心地擁抱我。
然後有一天，我媽媽突然問：『那個今天輸給你的男孩，現在應該也到家了吧？他的媽媽也一定在門口等著他，問他同樣的問題：贏了還是輸了？他就得告訴他媽媽：我輸了。』
那天我想了很多很多……」
阿米爾只來得及講出故事的開頭，採訪時間就到了。艾瞳跟他握手、合影，收拾東西走人。接下來的故事她打算自己編。
題圖：三傻大鬧寶萊塢官方劇照
內頁圖：Andrew Toth/Getty Images
文中艾瞳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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