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試想過有朝一日，推開書店，映入眼帘的是一條「自殺作家作品」的分類目錄嗎？你會受好奇心驅使走上去一探究竟嗎？
就在南京先鋒書店提出這個構想時，憤怒的輿情就讓它「胎死腹中」了。最終，圍繞自殺作家書籍分類的爭議以先鋒書店的致歉草草收場。
而在昨天，「新京報傳媒研究」推送了一篇題為《先鋒書店「自殺作家」分類引爭議，圖書營銷的道德邊界在哪？》的文章，評論區的網友引發了激烈討論。文章認為先鋒書店提出的分類構想雖然具有商業營銷的目的，但也為圖書分類提供了一個新視角。貿然以「反營銷」的口號批判先鋒書店的言論，反而會讓公眾忽視了新標籤蘊含的文化意義。
反對進行如此分類的人認為，「自殺」這一行為具有明顯的消極意義，並且作家的作品與作品本人無關。「自殺作家」分類缺乏對生命及作者本人應有的敬畏之心。而支持者則認為書店具有圖書分類自由，網友的輿論撻伐有網絡道德綁架的嫌疑。同時，對自殺作家的作品進行歸類研讀，有助於讀者探究生命價值的所在。那麼我們聚焦爭議點，按「自殺作家」對圖書進行分類，這其中隱含了三層疑問：可以or不可以？必要or不必要？應該or不應該？支持者提到了「圖書分類自由」這個概念。誠然，圖書館作為一個獨立的經營實體，有權利自由處置它的書籍。
但圖書館並非是隔絕於商業活動之外的獨立實體，歸根結底，它還是一個提供書籍服務的交易場所。圖書分類應當是以方便讀者為首要前提，即「通過分類使文獻有序化」。試想，將「自殺作家」單獨作為一個門類，是否能為讀者發揮按圖索驥的作用？
對比目前現行的圖書分類方法，國際上較為認可的分類法是杜威的十進位圖書分類法，即將圖書按照十大學科分門別類，在十大學科之下再進行細分。十進位圖書分類法目前普遍為英語國家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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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先行的《中國圖書館圖書分類法》（簡稱「中圖法」）與十進圖書分類法的「學科分類法」相似，在基於五大部類的基礎上進行了更為細緻的劃分。中圖法相較於十進圖書分類法更注重書籍的理論性，但二者基本都能涵蓋目前的圖書門類，也便於讀者檢索。每一則條目都能最大程度涵蓋此類書籍的共性。
但是，「自殺作家」並不能涵蓋書籍內容所具有的共性，它只是後人貼在作家身上的一個標籤。古今中外選擇以自殺結束人生的作家無法被窮盡，而導致他們作出相同選擇的曲衷卻各有不同——老舍不堪迫害含冤投湖；海子身覆《新舊約全書》在山海關臥軌；太宰治自殺五次終於最後一次得償所願；王國維先生在頤和園投水而死，門票還是問朋友借了五元錢買的，身後遺物是口袋裡的四元四角錢，還有世人的無盡唏噓同臆測.
關於造成這些作家人生悲劇的原因，時至今日研究者們還在討論非議，莫衷一是。
或許是因為命運的無情脅迫，也或許是出於個體生命在時代面前的渺小，還有作家身上或多或少的極端性格，無數的矛盾相互重疊，最終組成了作家們所謂的人生。自殺於他們而言，更多意義上只是一個「落幕的儀式」。「自殺作家」這個標籤，僅僅是從字面上說，就具備了「唯結果論」的些許意味，從而忽略了隱藏在文字裡那些有關作者本人，複雜的命途軌跡。同時，從更高的知識層面上來說，
圖書館就是知識形態的集散地，圖書分類的標準相當於當代知識體系的微縮地圖，因而應該具備政治教化的價值。（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四庫全書》按照經史子集進行分類整理）通過一門學科在圖書分類名目中地位的變化，可以窺見社會文明的影子。中國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將書籍統一划分為「經、史、子、集」。經史子集的劃分標準象徵了儒家思想的絕對權威地位。直到新文化運動之後，隨著社會轉型的到來，中國的知識版圖發生著前所未有的激烈動蕩。尤其是文學開始作為一類顯學獨樹一幟，雜文、小說、新詩各種新體裁層出不窮。從被籠統劃分到集部的各類文學體裁，開始成為《中圖法》中獨立的支系，文學的地位變化也正是近代以來思想開化的進程鏡像。
因此，若想將「自殺作家」作為一個類別，就必須清楚這個類別所代表的思想意義究竟是什麼？而不是僅憑藉獵奇的口吻作為一個吸引讀者的手段。知著君相信「自殺作家」圖書分類有它的市場受眾。正如「新京報傳媒研究」下方的這條評論所說：自殺意願的存在影響著作者的書寫表達。這可能並不構成必然關係，
但不可否認，無論是對作者還是讀者而言，都比過去更加關注人類的內心，也就是對「人」本身的討論。法國作家加繆在他的小說《局外人》中說過：「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作家內心的情感活動，影響著他們對生死觀的思考。日本作家太宰治曾在親友的哄騙下住進精神病院，這也成為了他的絕筆作《人間失格》靈感來源。《人間失格》裡太宰治借主角葉藏之口反思人類的精神世界：「所謂世間，又是什麼呢？是人的複數嗎？可哪兒存在著『世間』這個東西的實體呢？」太宰治像是從自己的身體裡撕裂出另一個人格，抨擊著包括自己在內的人世間。太宰治筆下的人間充滿了醜惡，他將生活視為仇敵。寫作也好，自殺也罷，都是他對生活的抗爭。
相比太宰治，王國維的自殺更像是一場祭奠。時至今日導致王國維先生的死因依然眾說紛紜，但無論何種偏僻入理的分析，都不如陳寅恪先生的那句輓詞：「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王國維先生，是殉了他的士大夫文化。在那個人人皆喊出「標新立異」「打倒孔家店」的年代，王國維先生更像是時代的逆行者。
會有讀者關注「自殺作家」這個特殊的群體，
或許是為了通過這些作家的人生經歷去觸及社會的痛點，去挖掘人性之弱。但我們也不能迴避的問題是，
通過書店捕風捉影地給作家們貼上標籤，會導致讀者在閱讀這些作家的作品時帶上先入為主的立場，從而曲解作品的文意。因此，
從應然的角度來說，讀者將「自殺作家能否作為一個單獨分類」去做人文關懷上的思辨，這不失為有益的嘗試。但就實際而言，書店的可操作性不強，也不夠經濟。比起先鋒書店想將自殺作家作為一個圖書分類，知著君還是認為他們為這些已故作家舉行一個集體作品展覽更切合實際，相信會有更多的忠實讀者會想去瞻仰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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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嚴靜.近代圖書分類與新文學的發生[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56(02):53-61.
[2]於桂玲.從作家自殺看日本人的生死觀[J].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8(04):106-111.
[3]王煒,李朝旭.王國維人格與自殺成因的心理傳記學研究[J].嶺南師範學院學報,2016,37(01):155-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