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青拋棄偉大

2020-12-28 北方公園NorthPark

者:小本本

十年前萬能青年旅店的同名首專是如此成功和渾然天成,以至於人們忘記它是兩種美學雜交的產物。

前一種是嬉皮士的,藝術家的,浪漫主義的,它來自樂隊音樂上的核心董亞千,一個高中輟學、玩摩託車、有「彼得·潘綜合症」的長髮吉他大師;後一種是市民的,知識分子的,認清現實後渴望又羞於談論理想的,它來自詞作者姬賡,一個留平頭、戴眼鏡、在高校當教師的英美文學碩士。

萬青因此在文本上呈現出獨特的多向性:悠閒恣意的「喜歡養狗/不愛洗頭/不事勞作/一無所獲」後可以接著「眼底映出/一陣濃煙/前已無通路/後不見歸途」;說著「只唱情歌」,但上一句是「面向渙散的未來」,下一句是「看不到坦克」。

這種組合之所以成立,來自於兩個遙遙相映的現實:對創作者來說,父輩賴以生存的體制看起來堅不可摧,也給予他們一定程度的庇護,但也能在一夜之間風吹雲散,失去海港的漁王就此醉倒在洗浴中心;對以 90 後為主體的聽眾來說,他們被飛速擴展的高等教育和新興產業接納,又被複雜經濟現實拒之體面的中產生活門外,同樣不安於「賣掉武器、風暴和喉嚨/換取飲食」。

因微小收益帶來的對生活進一步的浪漫化想像,和因對失去平衡的恐懼而產生的現實關懷,在這兩種背景下相互依存。

反觀重塑、Carsick Cars、Snapline、後海大鯊魚、刺蝟這些董亞千和姬賡真正的同齡樂手(二人生於 1981 年,但文本上對父輩生活的描述以及石家莊作為北方重工業城市的凝滯性使首專看起來像一幫三十多歲的人做的),他們才代表了大眾口中傳統意義上的 80 後:高校擴招後第一批大學生、商業與反叛結合、時髦、酷、自信、國際化。

事實上,萬青首專時間節點的重要性同樣缺乏應有的討論:2010 年後李志、腰、萬青獲得的強烈聽眾反饋,意味著本土關懷已取代摩登天空和兵馬司曾經都想走的接軌世界之路。雖然獨立音樂從未代表這片土地的音樂主流,但聽眾的選擇與整個文化的內向化潮流完全契合。

當然,《萬能青年旅店》的成功不應只被泛化為時代精神的紅利;在表達方式上,簡潔凝練的敘事使這張專輯情感更為真摯,也獲得了嬉皮士和知識青年之外的視角關注。

醉倒在洗浴中心的漁王無疑是千萬時代棄兒的縮寫;而「坐在雲端抽菸的父親」和「換掉藥廠衣裳的石家莊人」雖然一個溫情脈脈一個危機四伏,但都是「疲憊而遲鈍」的典型中國式父親。就連「桌球少年」的意象都如此精確——姬賡說「桌球」暗示了這個角色是個安分守己的乖學生而非反叛之輩。

然而這種具體的人物刻畫並未出現在萬青的新專輯中。整張《冀西南林路行》中只有一個角色可以被聽眾清晰地感知,那就是創作者本身,儘管他曾以山石、鳥雀、墨麒麟多個身份出現。

一個灰色調的男性知識分子,對時代的激烈變化感到困惑與悲哀——很難不讓人聯想到《十三邀》前兩季呈現的許知遠形象——但由於事實上缺乏生存壓力和穩定社會身份,詰問時只能使用過於宏觀的語彙。那些基於冀西南當地景象的意象,「水壩」「人造湖」「採石」無非是顛來倒去的同一個概念;《泥河》甚至用上了「加固文明幻景」這樣直白而失焦的表達,活像出自一個憤世嫉俗的文科大學生之口。

換言之,《萬能青年旅店》出場的各路人物大抵都來自創作者的家人、朋友,而「自我」只有在敘事背景成立的基礎上才得以顯現;《冀西南林路行》則更像一次「行」,一次開車經過太行山區(甚至都沒下車)的遠行,然後諸如「可聽到雷聲陣陣/可感到危險來臨」「嶄新萬物/正上升幻滅如明星/我卻烏雲遮目」「大霧重重/時代喧譁造物忙」「他此刻沉痛而危險」等等表面關懷社會,實則自我憐憫的情緒便洶湧襲來。

最諷刺的是,專輯文案中甚至還有「山腳的村莊還運行著古老仁慈的秩序」這樣的說法——十年前樂隊已然表明對固定生活秩序的懷疑並試圖探究其中的人心沉浮,如今卻試圖用一個如此簡化的世外桃源或者說烏託邦,來映襯當代生活的複雜性。

這並不是說萬青的表達能力在退化,而是現實的進化速度的確太快。以《山雀》為例,其詞作的鋪陳方式與《十萬嬉皮》基本保持了一致:先是描繪一個嬉皮士式的自由靈魂(「晚來拂面渤海風/朝霞化精靈」「東張西望/一無所長」),然後以一個遙望的動作做承接(「並肩莽莽原野荒/山崖復遠望」「推開窗戶/舉起望遠鏡」),從而將視角從個體引入環境,再是焦灼複雜的現實概況(「大霧重重/時代喧譁造物忙/火光忷忷/指引盜寇入太行」「眼底映出/一陣濃煙/前已無通路/後不見歸途」)。

然而,「大夢一場的董二千先生」是一個如此真實的形象,他是你我打遊戲、聽搖滾樂、看文藝片的小舅,在外公安排的工作和外婆的又恨又愛下難以成熟的城市原生青年。

但時至今日,「山雀」已無法具象到某一個人物——無論是背井離鄉還是回歸故土,年輕人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被捲入到了激烈競爭(或者說內卷)與消費主義之中,再沒有人是真的「喜歡養狗/不愛洗頭」(董亞千住秦皇島時常一次帶五六隻狗林中散步);而樂隊成員自身的身份也從社會意義濃烈的「搖滾青年」變成更加專業化的音樂人,也就不再適合作為歌詞的書寫對象。

於是「山雀」只能成為一種抽象的「自由靈魂」,揮展翅膀卻不能落地。

以兩張專輯的最後一首歌作比,亦可反映出萬青創作上不得不面對的困局——現代生活的碎片化與不連貫性。《殺死那個石家莊人》寥寥幾筆將家庭生活寫得入木三分,而《郊眠寺》那些漂亮的排比(渤海地產,太行水泥/宗教醫保,慈善股票/幻覺貿易,階級電梯/高級魔術,高級發明)和比喻(星河下,電子荒原/億萬場冷暖,億萬泥汙人),更像是精心選擇後的意象陳列,始終是圍繞輿論場域本身打轉,卻沒法進入到個體生活的現實邏輯之中。

事實上,這也是所有致力於文藝創作的當代人都要面對的問題:網際網路、新科技既是我們獲取信息的渠道和賴以生存的生活方式,但也是我們書寫甚至批判的對象,這種自我閉環勢必帶來語言的退化和視野的窄化。如何從輿論場之外理解生活,如何將某種狹隘的「當下現實關懷」變成真正貫穿時間與空間的理解力,就連萬青這樣的創作者似乎也沒能給出一個更好的答案。

《萬能青年旅店》的偉大建立在它在這些問題上給聽眾帶來的啟示性,也進而實現了跨越整整十年,在海峽對岸也影響一代音樂人的穿透力,而這正是《冀西南林路行》所缺乏的。

(圖片來源:《南方人物周刊》)

如果說文本性上,《冀西南林路行》是讓人略感失望的,那麼在音樂性上,《冀西南林路行》無疑是具有突破性的,萬青在中國的前衛搖滾與融合爵士的實踐上邁出了一大步,同時保持了董亞千漂亮的美式另類和藍調味吉他段落,使樂隊的音樂語言日臻成熟,音樂表達也更趨完整——雖然這勢必使其失去首專漸進爆發套路帶來的強大市場感召力,以及熱烈嘶鳴的電吉他所呈現的混不吝嬉皮氣質。

當然不少曲目聽起來依然是由吉他發展出動機,貝斯、鼓、管樂的配合中規中矩,過去被視為「永遠的神」的小號也少了那幾分衝擊力,即使是《河北墨麒麟》這首應當是最接近樂隊藝術追求的作品,似乎也缺乏樂隊一直推崇的 King Crimson 那樣的律動、變化與色彩。

總的來說,《冀西南林路行》依然是一張精深而誠實的出色唱片,它所呈現出的問題更多來自於複雜現實而非樂隊自身。萬青最初賴以生存的兩種美學在今天遭遇了巨大挫折:畢竟「藝術家」與「嬉皮士」「浪漫主義」早已不再同謀,「市民」和「知識分子」之間甚至到了互相漠視的境地。

面對這兩道直接的選擇題,樂隊拋棄了「偉大」,拋棄了班宇評價的「雌雄莫辨」,做出了如此堅定的選擇。而我們似乎也不必再等上十年,才能給出一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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