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畫家夏加爾的現代啟示錄

2021-01-08 騰訊網

[摘要]策展人克勞迪婭在接受騰訊文化作者專訪時,提及近期在歐洲各地出現的猶太社團遭恐怖襲擊事件。她說,在布魯塞爾——今日的歐盟總部所在地舉辦馬夏加爾回顧展,「巧合地意味深長」。

夏加爾作品。有人稱夏加爾為「醉心夢幻意象的畫家」。

騰訊文化 張璐詩 發自比利時布魯塞爾

1954年,畫家馬蒂斯去世時,畢卡索曾宣稱:「夏加爾將是在世畫家中,惟一理解色彩為何物的人。」而一提夏加爾,很多藝術愛好者眼前出現的,可能是他的兩幅早期畫作:創作於1915年的《生日》,和創作於1917年的《漫步》。

《生日》。

《漫步》。

在這兩幅畫中,夏加爾或飛起來向愛人貝拉獻吻,或牽著飛翔的貝拉。它們令人想起夏加爾對愛情的描述:「只要一打開窗,她就出現在這兒,帶來了碧空、愛情與鮮花。」

2015年2月28日,20世紀最重要的現代主義先鋒畫家之一——馬克·夏加爾的回顧展,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美術館開幕。15個展廳擺滿了220件畫作。夏加爾的孫女、詩人梅麗·邁耶任策展人的這場大展,從夏加爾1908年「初試啼聲」的靜物畫開始,到1985年藝術家的《天鵝之歌》為止,全面呈現這位猶太畫家的藝術特色:城市上空橫陳的裸女、飛翔的愛人、歡樂的小提琴手、雙面新娘、倒掛的牛……

正如另一位策展人克勞迪婭·澤維所言,藝術愛好者可以沿著歐洲猶太傳統、俄羅斯文化與法國先鋒繪畫三條線索,去探索夏加爾的藝術生涯。

從不迴避猶太身份

此次大展,2014年先在米蘭做了首展,引發轟動。克勞迪婭在開幕式後接受騰訊文化作者專訪時,提及近期在歐洲各地出現的猶太社團遭恐怖襲擊事件。她說,在布魯塞爾——今日的歐盟總部所在地舉辦夏加爾回顧展,「巧合地意味深長」。

「夏加爾也許是第一個不刻意隱瞞自己猶太背景的藝術家,他在多幅作品中將耶穌畫成猶太人的模樣。」夏加爾傳記作者弗蘭克·邁耶記載,夏加爾早年就有意將基督畫成純真的孩子。25歲時,他曾畫下風格受法國「立方主義」畫派影響的基督圖,並把十字架下的兩人畫成了自己的父母。

克勞迪婭說,夏加爾的宗教不光指向猶太人:「他很清楚,基督受難與其他信仰一樣,並不需要真正的犧牲品去做犧牲。這稱得上是一個當代啟示錄。」克勞迪婭還提及,夏加爾作品中的現代性,體現在其對多元文化的思考:「假如歐洲人對不同文化都多一點好奇心,外來移民的融合會更容易。」

夏加爾外孫女梅麗指出,夏加爾「不光是尋找色彩和美感的畫家」,人們在他的畫作上,「很快就能捕捉到他對政治和氛圍的敏銳觸覺:他運用色彩與光影,去試圖突破樊籬與束縛」。

梅麗還說起夏加爾對於現代社會的意義:「他經歷過幾番時代悲劇,是二戰期間顛沛流離的猶太人中的一員,但他始終沒有逃離自己的身份。這些不堪的經歷與猶太文化根源一起,持續為他的創作提供養分。他是我的榜樣。」

1946年,夏加爾在芝加哥大學演講時說:「我對各種困難無所畏懼,因為我的內心始終懷著對人類的愛和守望。在我的生命中,恰如畫家的調色板一樣,有著對人生和藝術唯一的色彩,那就是愛的色彩。」

《我與村莊》。

碧空、愛情與鮮花

1887年,馬克·夏加爾(Marc Chagall)出生於今天白俄羅斯境內維捷布斯克市的一個猶太家庭。1910年,他暫別未婚妻貝拉,旅居巴黎左岸蒙帕納斯的「蜂房」公寓。夏加爾忍受著思鄉與相思之苦,卻也結識了大批法國先鋒藝術家。這一時期,夏加爾的前衛創作開始起飛,但除了巴黎,他畫筆下的大部分題材仍然是老維捷布斯克。

二戰期間,法國被德軍佔領。1941年,夏加爾、貝拉以及他們的女兒伊達(Ida)和女婿,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的協助下逃亡到了紐約。戰後,伊達偶然認識了情報局分析員康拉德·凱倫。在後者的協助下,留在法國的夏加爾作品被運送到美國。

然而,1944年,貝拉因一場風寒而去世,悲痛的夏加爾在數月內都沒再創作。他極度自責,認為自己一心逃亡到美國,是致使愛妻患病的源頭。一邊是強烈的回憶,一邊是對歐洲戰況的痛苦關注,夏加爾此時的畫作越來越多地加入了對遙遠過去的回憶。

儘管在紐約期間,夏加爾受到藝術界的廣泛承認,但他對歐洲的想念日益加深。1947年,夏加爾搬回了巴黎。1963年,77歲的藝術家受巴黎歌劇院的邀請,用一年時間,為歌劇院創作了新的天頂畫。

巴黎歌劇院天頂畫。

後世以夏加爾的巴黎歌劇院天頂畫為背景的名表。

克勞迪婭曾在佛羅倫斯的夏加爾展上與藝術家見過一面。25年前,她與夏加爾之女伊達在一場展覽上認識,那時伊達已提及想在米蘭辦展。這一想法直到伊達去世後,才由伊達之女梅麗實現。

夏加爾去世時,梅麗已經步入而立之年。在她的整個成長過程中,外祖父的藝術作品貫穿了她的生活與記憶。接受騰訊文化專訪時,梅麗說,她的記憶中「缺乏一個享受天倫之樂的外祖父形象」,夏加爾對於她來說,大多時候就是一個藝術家:「我們跟著他去看展覽,在巴黎歌劇院開幕時當他的助手……」

梅麗的雙胞胎姐妹貝拉·邁耶,與她們的外祖母、夏加爾的摯愛「貝拉」同名。她們的外祖母貝拉外貌美麗,以繆斯的姿態出現在多幅夏加爾的作品中。夏加爾與她一見鍾情時寫下的這句話,在今日仍被視為情書的典範:「她的沉默,她的眼睛,一切都是我的。她了解過去的我,現在的我,甚至未來的我。」

「只要一打開窗,她就出現在這兒,帶來了碧空、愛情與鮮花。」夏加爾在自傳《我的生活》中描述他對貝拉的感情,這些話也被塗寫在布魯塞爾展覽現場的多幅畫布上。現場陳列著多幅畫作,它們以大自然為背景,上面是在屋頂相擁或牽手飛越屋頂的一對愛人。這些畫也清晰地表現了維捷布斯克對夏加爾作品的影響:俄羅斯風格的小屋、民俗著裝的小提琴手,都是其中反覆出現的元素。

藝術史學者麥可·劉易斯認為,夏加爾晚年被視為「歐洲第一代現代派藝術家的最後倖存者」,但藝術批評界曾詬病夏加爾「走向商業化」。梅麗提及,這次大展因此著重於展示他各時期的作品:「在不同時期,夏加爾用了不同的隱喻和象徵。」她建議觀眾「集中去看對夏加爾本人來說最重要的作品,因為那些對我們也會是最重要的」。

提到白俄羅斯和俄羅斯(夏加爾在世時,白俄羅斯還未獨立),梅麗說:「每個藝術家都有他的原點,那裡是他敏銳的創造性的出處」。

夏加爾筆下的家鄉。

迄今為止,白俄羅斯已舉辦過5場由梅麗策展的夏加爾展,展覽地點正是當年夏加爾一手創辦的維捷布斯克美術館。梅麗稱,如今白俄羅斯官方已準備加入2017年紀念夏加爾誕辰130年的活動。

「猶太戲劇」的重新發現

夏加爾和自己的作品。

採訪時,身旁有記者再度追問梅麗對外祖父的回憶。「外祖父不是很善於口頭表達的人,很少跟我們解說這是什麼意思、那又代表著什麼。但我們很早就接觸到了藝術。『你們是我的外孫女兒,應該能看懂我的畫』——這是我對他的印象。」她說。

梅麗還提到了夏加爾的幽默感:「外祖父一直講意第緒語,每次在飯桌上,他都充滿幽默感。這不光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也體現在他的作品裡。」一邊說,她一邊將我引到展廳中的「猶太戲劇」部分。這裡有夏加爾1920年為莫斯科國立猶太室內劇場創作的壁畫。

事情出於偶然:1914年,遊學巴黎的夏加爾在柏林舉辦生平首次畫展,順道回家看望家人和未婚妻。怎知一戰爆發,夏加爾與貝拉滯留在家鄉,然後迎來了十月革命。由歷史之手推著,他參加了幾場有關藝術與政治的革命性辯論,並被選為維捷布斯克地區的藝術政委,夏加爾由此一手創辦了維捷布斯克藝術學院和美術館。

而當他創作的「猶太戲劇」一問世,作品中的象徵主義、抽象的個人意識形態,即被視為與蘇聯的「大烏託邦」對立,也在夏加爾與蘇聯同行之間劃下了分界線。這加劇了藝術家要離開祖國的念頭。

「猶太戲劇」的七幅壁畫,從1950年以來就一直由梅麗口中「勇敢的策展人」Lurii Korolev等人以不同的名字保護,被卷放收藏於莫斯科國家特列恰科夫畫廊的倉庫裡。夏加爾1922年離開蘇聯後,到1973年才第一次回來,併到該畫廊,在這批壁畫上籤下名。

16年後,瑞士馬特根尼·皮埃爾·賈納德基金會贊助修復了「猶太戲劇」作品集,並於1991年在瑞士馬蒂尼為其做了世界首展。此次重新發現震動了整個藝術界,夏加爾和「俄羅斯先鋒派」的提法第一次出現。1993年在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展出時,「猶太戲劇」被視為20世紀現代主義運動的重要代表作。當時有評論稱,1917年曾投身俄國十月革命的夏加爾通過「舞臺畫」,「意圖從經濟、社會和文化上重構整個社會,這是極為先鋒的行為」。紐約的策展人還提及,在解體之前,因為蘇聯的政治氣候與物流條件,「猶太戲劇」的公開展覽「完全不可想像」。

在2015年的布魯塞爾展覽現場,「猶太戲劇」展廳放著俄羅斯民族舞曲,畫作中不時透露出夏加爾「天生的猶太式幽默」:星空下,一對戀人在接吻,背後的幕簾遮著在方便的人,只能看到其竊笑的側臉和飛撒的尿液。梅麗說,由於猶太教「反拜像」的傳統,在夏加爾的作品中更常看到動物和象徵符號:「這些形象已經看不出人像,這給了他創造新語彙的機會。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寫實主義體系很不同,夏加爾重塑了俄羅斯的舞臺——忽然之間,你發現舞臺場景不再是典型的平坦式,而是充滿了希伯來性格。而這種希伯來的性格、猶太式幽默和舞臺的空間構造一起,組合成了他獨特的風格。」

晚年夏加爾和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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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導演,比如伍迪·艾倫,就經常被錯位地歸於前者……《現代啟示錄》是科波拉的野心之作(儘管一開始曾決定由喬治·盧卡斯來導演,但這個創意核心一直是科波拉本人的)。雖然它不像《對話》(1974)那樣在一個簡單的故事中注入了深刻的思想,四兩撥千斤,但的確比已經成為電影教科書級別的《教父》(1972)複雜且深入得多(有一種說法是,科波拉拍《教父》是為了給《現代啟示錄》積累資金)。如果說科波拉電影屬於美國的精英文化,大概未必十分錯。精英性並不在於他們的家族三代人拿了9個奧斯卡小金人,而是在於對時代和社會思想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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