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8日：
朱令剛剛過完42歲的生日，2004年，她的照片出現在當時的北青報，她帶著孩子才戴的紙質生日王冠，慶祝自己的三十歲的生日，這個少女。
我翻出三年前自己寫的文章，再發表一次，無他，如題，為了不忘切的紀念，為了她和她堅強如初的父母，在對抗人世滄桑上，他們太有經驗了，也太有韌性了，誰能替代他們過哪怕一天呢？誰做得到？
不久前，一位九零後學紀錄片的女孩來找我聊聊朱令，我多年前採訪過她的父母，從那裡聊起，這個女孩要做一個紀錄片，關於朱令...這是人的一生所能經驗的極致了吧，也是不可想像的命運之煉獄，而永恆的信念正在荒野裡積攢更多的力氣，需要一些光，於是，光會如期而至的。
如果光如期而至，我將再貼此文。
想為朱令寫個文章的念頭，已經纏繞在我心頭很久了，射手座的朱令，生於1973年11月24日，在2013年的今天，四十歲，已屆不惑之年，她依然跟自己年邁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生活不能自理。
1994年11月24日，她21歲生日那天，她開始肚子疼，12月份胃疼，而後頭髮脫落。住院一個多月後，出院，寒假後還繼續上學，而後再度發病，後來證明她被二度投毒，長出來一寸長的頭髮繼續脫落，次年3月份起，她在協和ICU病房住了數個月的院，各種方法尋遍，束手無策。這期間她經歷過氣管切開術，前後換了八次血，每次都在1000毫升之上，這些血換了她的命。
由貝志誠，而今的「一毛不拔大師」發起的網際網路求助是從當年的四月份開始的，收到了兩三千封的來自世界18個國家的email回信，其中三分之一認為這是典型的鉈中毒症狀。我在2001年為當時工作的《三聯生活周刊》寫的報導中提到，貝志誠是朱令的初中同學，他當時徵集了北大的二三十位學生志願者翻譯這些email，絡繹不絕地傳遞給朱令父母看。4月18日，他拿著信件站在ICU病房門口，從早到晚，除了若干個年輕醫生願意看一下，主治醫生認為這是在「幹擾治療」，ICU主任則認為這是在給院方「施加壓力」。
不如引用一下我那篇報導的原文吧：「與此同時，朱令繼續天天接受各式各樣研究性檢查，前來會診的協和各科大夫依據他們的某些判斷提出各色檢查建議，比如「腎穿刺」或者「腦活組織」檢查，有些破壞性過大的檢查被家屬拒絕。有一次，她的主治大夫堅決要求朱令從協和的老樓搬到前樓去做一次「核磁共振」，因為朱令全身插滿了管子，又處於昏迷狀態，家人只好請來數名壯漢幫忙運送…就是這些檢查，使一年後朱令出院時，他們家人收到了含少數住院費和昂貴的ICU監護費和藥品在內的50萬元帳單。」
「北京職業病防治所的陳震陽在1997年3月5日的談話記錄中作證：「(朱令的鉈中毒化驗)是家屬委託我做的，協和醫院事先沒有委託我。朱令的媽媽來找我，我提出請家屬帶來朱令的腦脊液、血液、尿液、指甲和頭髮，做全面化驗。……第二天，朱令的父親拿到了五種樣本，我們馬上做化驗，化驗結果，是嚴重鉈中毒，下午我們重新做了一次化驗，最後確認了朱令鉈中毒的含量(是致死量)，同時，我建議協和醫院使用口服普魯士藍解毒。
他還解釋，鉈中毒症狀很明顯，比較容易診斷，尤其脫髮、米氏線、手足痛，很典型。鉈中毒一般在體內潛伏期比較長，發病時間也長，侵害病人的神經系統也需要一段時間，如果及時搶救，毒物還沒有侵害病人的大腦神經、視覺神經和四肢神經的話，那麼病人的情況就會好一些。
化驗單交到朱令的主治大夫手裡的時候，她的第一反應是：「還不一定吧。」交到當初初診朱令鉈中毒的李舜偉醫生手裡時，他有些後悔當時沒有堅持自己的意見，他等於是被同行說服了。
4月28日當晚，協和醫院和朱令家屬經過多方尋找，終於在中日友好醫院庫房裡找到了僅存的20針普魯士藍化學劑，三毛錢一支，後來又在北京市勞動衛生所找到了十盒盒裝的普魯士藍，總共四十餘元。朱令父親吳承志兩次買藥都帶了三四千元，以為救命非得要跟救命程度相等的錢，結果是啼笑皆非。一個月後，朱令體內的鉈含量基本排除，中毒的症狀消失，然而嚴重的後遺症卻將和她相伴終生。」
三月底到八月份，朱令陷入重度昏迷，那期間發生的一切，她一無所知。
我生於1974年，朱令等於是我的同齡人，她的成長經歷像是我們七零后里面最夢幻最高級的，15歲開始學古琴、會彈鋼琴，考上清華物理化學和儀器分析專業物化2班。她隨的母姓，她有個長她四五歲的姐姐，姓父親的姓，叫吳今，曾是北大生物系的學生，89年去野三坡春遊，出了意外，早逝。剛剛喪失長女，第四年次女朱令又出事，你可以想像這個家庭的狀況。
我從未見過朱令一次面，唯一一次去她家是2001年初採訪，父親吳承之母親朱明新見了我，電話是當時朱令案的代理律師俞蓉給我的，她免費代理這個案子。我跟她通過很長時間的電話，聊到不少細節，我又做了許多功課。
去朱家採訪，跟朱令父母聊了整整一個下午，把整件事從頭說起，對他們何嘗不是個遭罪的事兒？這是打記者那份工讓我總是感到不安的緣由之一。
我問他們朱令去了哪裡，他們說：她去醫院接受康復治療了，每周一次還是兩次。兩年後，似乎是《新京報》上刊登了朱令在家慶賀三十歲生日的照片，這張照片讓我內心深深震驚，她戴著紙做的生日帽，看起來那麼開心，因為治療注射了過多激素令容貌全改。我轉頭猜測，她的爹媽或許是不希望我在兩年前見到她，出於保護之心，或者自尊，也擔心我們提及舊事會刺激到她，曾經那麼冰雪聰明的一個姑娘。
母親朱明新曾在寫給女兒海外同學的Email中，如此描述當時朱令的狀況：「大腦開始萎縮，智力下降到幼童水平，體重已達到100公斤，腰部肌肉能支撐背部，可不靠椅背獨立坐著，但平衡控制功能差，重心略有偏離就會倒，視力很糟，只可辨別不到一米遠的手指數。」
怎麼描述她的爹媽呢？我去她家的時候，下了公交車打了電話，母親朱明新來車站或許是樓外接的我，擔心我找不到單元門。除去一臉滄桑疲憊，她的氣質有如民國人物，我是說那種質樸、自然和味道，上面那封email的行文已經足見她的內斂性格，上樓見到她父親，也是一樣的感覺，兩人像是過去走來的人，說話都有江浙口音。母親更善於言談，介紹情況基本上是她在說，她退休前在遠洋集團工作，父親是國家地震局的高級工程師。
典型的知識分子家庭，和他們典型的生活。
家裡非常地破舊和簡陋，像是八十年代的中國家庭，供養兩個女兒上學，為二女兒操心和治病，已經耗空了一切，他們給我看案子的卷宗，各種資料厚厚一大疊，我拿了一些寫報導需要的複印件走，讀那些資料令人心碎，我至今記得自己那些天的心情：絕望且低落。
我記得很清楚，在整個談話過程中，朱明新都不願意提到孫維的名字，似乎那是個忌諱。她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朱令的同班同學兼舍友，她大學畢業時清華不給發畢業證書，並扣留了出國護照。然後，此處省略一些意味深長的細節，她去了美國讀書，後來工作、結婚、生子，還曾在諾基亞上班，而後嫁給一位美國人，拿到了綠卡。
她改名孫釋顏，換了身份證上的照片，變更了生日，這些行為有那麼一點點奇怪。她2006年在天涯發帖一次，2013年4月18日又發一次貼，每次都是社會輿論將朱令案重新推向風頭浪尖的頂峰。發帖的內容是自我澄清，以及說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希望找到真兇。說開了吧，即便是犯罪嫌疑人，我們也可以聊一聊，無可避諱。網友們始終在探究她的家世背景：祖父孫越崎，伯父孫孚凌都在民主黨派和政協擔任要職，孫維自己說祖父已經於1997年去世，那麼伯父還在任上，只是，似乎，最近，離任了。
如果孫維是冤枉的，這麼多年她被社會公眾標以歹毒兇手邪惡女同學等壞名聲，有一天，另有元兇冒出地表，而且證據確鑿，最主要的物證諸如朱令的咖啡杯和洗漱用品回到人世。如果我們可以證實「官二代」這種假定有罪標籤可以從她身上褪去，真兇是個美劇中典型的曾經露臉的路人。此案的追訴期不是20年而是無限有效，以及，朱令即便在未來某日，年屆七旬的雙親離開後，繼續堅強地活了下去，活了很多很多年。
即便更為遙遠的未來的某一天，朱令也擺脫了這痛苦而沉重的生命之束縛，即便她的多數同班同學保持了令人難堪和窒息永久的沉默，成為了一群安詳的老人，我們無力去譴責他們。
有一位志願者不久前去看朱令的母親，她問她有沒有鍛鍊身體啊，她說自己沒有時間鍛鍊身體，但是她感到很充實，因為朱令犧牲了自己的全部，讓媽媽在退休後過得這麼充實。她的一位同學因為老伴去世，子女都在國外，所以十分孤單寂寞，說自己度日如年，她說：我就沒有這種感覺。
這個案子對於我們七零後生人來說，有個基本責任：隔段時間要重新提起，讓晚來的新一代人重新去網上看一遍相關資料，這件事不應該被遺忘，她是真切存在的，她伴隨了整整一代人的記憶，以及無法表達的恥辱感。就是那種即便你什麼事都沒做，也深感愧疚的奇特的恥辱感。記住，也是我們眼下能做的唯一的事了，有時候，記憶是某種更為有效的反抗，某種等待時機的態度，以及高於同情的堅韌不拔。
2013年4月22日
巫昂